如果有個非貨幣化的社會？#

如今，人們吃飯、穿衣、住房、交通幾乎沒有一樣能自給自足，都要用錢交換而得；即便在工作、個人成就、社會關係中，也越來越多以錢衡量，基於義氣、友情的交換越來越少，人人都在追求最大化的貨幣財富。

一九七八年時，中國廣義貨幣總量是 GDP 的 38%，一塊錢產值只需 0.38 元貨幣支持；但到二 ○ 一七年，廣義貨幣量超過一百六十七兆元，幾乎是 GDP 的兩倍，一塊錢產值對應的是兩元流通貨幣。相對貨幣化水準在四十年裡翻了五倍多。

貨幣化的社會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這對普通人是喜還是憂？跟「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的傳統價值觀能調和嗎？如果人與人間的互助互換、社會資源的配置不是基於貨幣，社會就必然要依賴其他指標或價值體系，否則無法有序運轉。那麼，這些其他指標會比貨幣更好嗎？

非貨幣化的社會#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物質享受、權力地位、社會地位、精神感悟、各類機會——但資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每個人的需求都被滿足，不可能誰都是一把手，升職、加薪、升學、就醫等機會也不可能絕對均等。這些有限資源必須靠某種指標和機制來配置，決定誰多得誰少得。任何資源配置格局都代表一種秩序，只是不同社會決定秩序的標準不同。

第一種標準是暴力，也最原始。在原始社會，力量最強、最敢於使用暴力的人地位最高、享受資源最多，被授予「酋長」這類稱號。整個社會根據這些頭銜組織，形成基於暴力的秩序，暴力的溢價最高——因此當時死於暴力的人占比也很高。

第二種是基於行政權力。 例如火車、飛機的艙等按行政級別決定誰能坐，而非貨幣價格：部級長官坐頭等艙，司局級坐二等艙。醫院、住房也按行政級別分配。其他沒有「以級別定價」的東西則由掌權者裁量，即「由領導決定」——住房、就業要由領導定，連結婚也要領導批准。這種體系以政府獨有的合法暴力為後盾，是一種強制關係，而非自願或自由選擇。

第三種是基於儒家的「名分等級制度」，根據輩分、性別、年齡、親情遠近決定誰多得誰少得。遵照「三綱五常」，家族財產首先供祖父、父親、兄長使用，再依「五服」遠近分配，最後才供自己用。這也是一種非貨幣、非暴力的配置秩序。

既然這些非貨幣的配置秩序是人類過去的常態，為什麼不能繼續？基於野蠻暴力的方式對弱者不公平，文明社會不會接受；而基於行政級別和名分等級的方式，前提就是假設每個人的權利與機會不能平等。

非貨幣化的代價#

在中國計畫經濟高峰的一九六 ○ 年代末到七 ○ 年代初，整個經濟與制度都反貨幣化，行政權力全面取代市場，讓貨幣的通貨性達到歷史新低。那時作者在湖南鄉下，父親身為生產大隊幹部經常出差，每次不是帶錢，而是帶上大米、蔬菜、被子、蓆子。

外出時必須自帶糧菜、被子，還要帶上介紹信、證明信，一個人怎能旅行太久、太遠？在一個不允許把物品與服務貨幣化的社會，人的生存就跟具體生活物質捆綁在一起，而食物的重量及易損特性讓其流動性遠低於貨幣，實質上限制了人的自由，約束了每個人的活動空間。

那時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東西，還要憑糧票、油票、肥皂票、火柴票、糖票；住酒店有錢還不夠，還要有介紹信。連「錢」都不是通貨——糧票、油票等由行政權力發放的票證，正是將錢「非通貨化」的具體手段。多數糧票、油票由當地縣或鄉發放，在外地無效，而級別足夠高的官員拿到的票證跨區域通用，因此只有他們能跨地區旅行。對普通人來說，自帶糧、菜、被子是對反貨幣化的本能反應，因為實物雖非通貨，卻比異化了的錢、票流動性更好、自由度更高。

思考一下：貨幣相當於一種投票工具，有了它就可以買你想要的東西，喜歡的出高價、不喜歡的給低價。非貨幣化的社會則不讓你有這種表達偏好的工具，所以基於非貨幣的資源配置必然伴隨強制力，違背平等原則。那麼，假如一個社會不用貨幣，而是規定每一種資源都在所有公民間平均分配，從表面看這不也是一種結果平等嗎？為什麼會違背平等原則呢？

貨幣化是好東西嗎？#

非貨幣化的社會為了建立資源配置秩序，必然把人分成各種類別或層級，樹立等級秩序，不允許個人有太多選擇自由，否則容易混亂。那麼貨幣化的社會就必然更扁平、更穩定嗎？為什麼貨幣化更有利於解放個人呢？

貨幣化到底是怎麼回事？#

很多習慣非貨幣化社會的人第一次去美國時印象深刻：什麼都明碼標價，誰出價高誰得到多。飛機艙等完全以價格確定；醫院門診和床位根據價位區分，而非行政級別或輩分年齡；吃飯不按級別、官位、輩分排位；喝酒自願，很少勸酒；進出門誰先到誰先過，不按級別讓來讓去。

為什麼這個社會這麼扁平、等級觀念不普遍？答案在於貨幣取代了其他配置標準。貨幣化程度越高的社會，行政級別和輩分年齡就越不值錢。以貨幣規範的秩序有幾項基本特徵：

• 基於自由選擇與權利平等的交換。 自願交易意味著不管結果如何雙方都不會怨恨；而基於強制力的非自願配置必然壓制一方的權利，引發不滿甚至怨恨——壓制越強，怨恨越深，以暴力反抗的傾向越強。因此貨幣化的社會更平和、更扁平。
• 等價交換，按貢獻分配。 誰多得誰少得，由他付出或創造的價值而定。儒家社會中輩分高、年齡大的人多得，不論貢獻大小，既不公正又讓配置效率低下。貨幣化社會則把更多資源配置到有能力的人手中，提升全社會效率，有利於社會進步。這也是為何貨幣化的市場經濟發展最好，而基於暴力、行政權力、輩分或宗教道德的經濟體可以數百年死水一潭。
• 保護私有財產、推動法治。 利益交換、資源配置基於自由選擇，私有財產得到充分保護、不能被權力隨意分配，因此更易推動法治、催生制約政府權力的制度，也更能激勵創業創新。
• 貨幣是中性的：身分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區通行。貨幣上不含血統、年齡、代際、籍貫、學位、職稱符號。一個清潔工的一百元跟部長、億萬富翁、學者的一百元購買力一樣。

貨幣的中性，本質上給了持有者自由：有了這一百元，你去哪裡都可以換取等價物。正因如此，真正貨幣化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更加平等，社會結構更扁平。

在貨幣化與非貨幣化之間#

貨幣化和非貨幣化的例子，在生活中處處可見。

寶萬之爭。 二 ○ 一五年底，寶能大量收購萬科股票後，萬科高層表示「萬科不歡迎寶能」並啟動漫長停牌。寶能實際控制人姚振華回應：「我們的起點確實不高，但收購合理、合法。」「起點不高」主要指姚振華原本靠賣蔬菜起家，且據說寶能用高槓桿舉債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在沒有任何執法、監管部門判定寶能違法的情況下，姚振華的貨幣跟其他投資者的貨幣應當平等。

可是萬科管理階層認為姚振華「不配」。如果出身低下的老百姓即使有錢，其錢也是「低等的」，那只能說明這個資本市場不是真正貨幣化的市場，身分和血統甚至超過貨幣的重要性。貨幣化程度低的社會對草根更不公平；而若資本市場完全貨幣化，草根出身的姚振華自然就跟其他人有同等的出頭機會。

房地產。 二 ○○ 四年實施調控政策之前，中國房地產是真正貨幣化的市場：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有人民幣就能在任何城市買賣房子，不受戶籍影響，是真正權利扁平的市場。可是歷經各種調控和限購之後，如今的房地產又成為高度非貨幣化的市場：有沒有戶口、結婚還是離婚、已有房還是沒房，都成為限制條件，需要許多身分證明才能買房和辦房貸。這些政策直接讓貨幣的真實價值貶損，間接讓不同人群的權利與機會又變得不平等。

跨國買地。 人類歷史上，戰爭暴力一貫是獲得領土、占有資源的手段。但過去十幾年裡，中國一些公司透過跨國貨幣化交易，在巴西、加拿大、澳洲和美國買了大量土地，並能像當地公民一樣全權支配使用，享有充分產權；若受當地政府無理刁難，還可以起訴。

過去靠暴力獲得土地，導致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現在靠完全自願的貨幣化交易買到土地，即使事後覺得吃虧或出現糾紛，也會訴諸法院以文明手段解決。貨幣化就這樣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讓社會更機會平等，讓秩序更多基於規則、走出槍炮。貨幣是基於規則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工具。

思考一下：現實中並非所有東西都能完全貨幣化，比如情感、人體器官，多數社會也禁止賣淫，道德是禁止它們貨幣化的主要原因。那麼，形成這些道德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些道德會隨著時間、金融和其他市場的深化而改變嗎？

曾國藩中舉後的資金挑戰#

前面談到金融對草根、對普通人的重要性。在過去金融市場不發達、沒有金融工具的時候，人們就以各種變通辦法去應對今天靠金融解決的問題。本節透過曾國藩成長歷程中的小故事，再次說明過去許多不良文化是因金融不發達而起。

談近代中國離不開湖南人，談近代湖南人離不開曾國藩。他出身普通：十九世紀之前的五、六百年裡，湖南湘鄉的曾家連一個秀才都沒出過。直到曾國藩的爺爺輩，家裡才有些田地，稱得上小地主，他父親曾麟書才得以致力科舉，考了足足十七次，才於一八三二年考上秀才，讓曾家進入下層士紳行列。

曾國藩很聰穎，四歲開蒙，八歲能讀四書五經，考了七次中秀才，但二十三歲就中舉人，二十七歲中進士，正式跨入上層士紳門檻。一八三八年那次科舉共一百九十四位進士，占四億人口比例不到千萬分之五。

不到四十歲，曾國藩已是二品官，分別掌控過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後也任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清末四大名臣」。他編練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處理教案、興辦洋務：一八六五年清朝進口第一批「製造機器的機器」並建立江南製造局，開中國製造業先河；一八七二年派出第一批留美學生，都有他的功勞。此外他每日讀書練字、記錄心得，留下豐富的人生哲學思考。無論世俗成就還是思想貢獻，都很少有人能超越曾國藩。

接踵而來的大量資金需求#

曾國藩的仕途看似一帆風順，但中進士之後，仕途成功是必然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在清代，即使是新科翰林，有了做官的通行證，家裡也可能沒有足夠資金讓你進京，未必有資源把通行證變成現實。

對曾國藩這種出身不顯赫的學子，中進士是「甜蜜的煩惱」：從中進士到真正做官，他需要一大筆「過橋資本」（猶如今天的「過橋貸款」），甚至做了官還需大量資金投入。官員報喜要給賞錢，親朋好友來要設宴款待，家裡要豎旗、掛匾、修祖墳，從湖南到京城需二百兩銀子路費；翰林院薪俸很低、朝廷又不補貼，住房、官服、用人、馬車都得自己負擔。據歷史學者張宏杰統計，當時新進士的進京資本在五百兩銀子以上，相當於二十多個京城工匠的年收入總和。

過橋資本如此龐大，時有進士因湊不足資金而耽擱赴京報到。康熙時期魏象樞就說：「起初得京官時，亦患無力，不能供職。」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後被任命為刑部主事，竟因付不起過橋資本而一度準備放棄。

湊足這筆過橋資本一般有四種辦法：一是出身富裕由家裡出；二是找親戚族人出資；三是找金融機構借債；四是找朋友和非朋友捐贈，即所謂「拜客」各門路。

曾國藩家境不富，先前供他讀書趕考已賣掉不少土地，第一條路行不通。據張宏杰統計，中進士後第二年一月至十月間，曾國藩四次「拜客」湖南十個縣州，先去岳父家和至親家，再分別拜會各地官員與企業老闆。四次拜客歷時七個月，走約一千五百公里路，訪問了一千二百個家庭和宗祠。原因之一是第一次拜客馬不停蹄走訪至親七天後，「賀禮」「轎錢」才得到 13.2 兩銀子，前兩種籌資辦法遠遠不夠。

當然曾國藩也可借債，但當時金融市場欠缺，即使他未來收入很好，也沒有途徑提前變現部分未來收益。民間借貸利息高得嚇人：據歷史學者江曉成統計，當時京城針對候任或在任低級官員的「京債」，年利率 60% 至 100% 已算較低，一年翻兩三倍的也不少見；小地方幾乎借不到超過幾十兩的大額長期貸款。假如金融市場像現在這樣發達，曾國藩一家至少可把房子或土地抵押，以 5% 至 6% 的利率借到大額長期貸款，情況就會大為不同。所以他別無他法，只能在更大範圍內拜客募資。

過橋資本的來源和接受它的後果#

曾國藩第二次拜客拜訪湘鄉境內的曾氏族人和官員，得 386.2 兩；第三次從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三月底起，歷時近三個月，經衡陽、衡州府城、耒陽、永興等縣，募得約 466 兩；第四次從當年七月下旬起，走遍寶慶府城、高沙市、武岡州、新化、安化、永豐等地，歷時兩個多月，得 566.6 兩賀禮金。

拜客每到一處大概要見四類人：自己的至親故舊；族譜上記載、多為初識的曾氏族人；各縣官員和重要鄉紳；當地企業店主。他們宴請款待新科翰林，多請他議修譜牒、送卷掛匾，最重要的是送上一筆「賀禮」錢，有時還有實物。

四次拜客下來，曾國藩共得一千四百九十五兩銀子，相當於六十多位北京工匠的年收入總和，也等於五十畝良田的收購價。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他在日記寫道：「將進京銀兩封好，行李撿拾。」然後離家前往京城。

進京路上經湖南、湖北、河南，他沿途繼續拜會官員：路過湘鄉縣城，縣令等再送三十二兩；路過長沙，巡撫、按察使、糧道及知府等送七十七兩；在漢口，湖北巡撫、布政使等送一百七十一兩；路過河南省城拜客四天，巡撫等再送一百五十六兩。北上途中再多得五百多兩，所有拜客收入合計超過二千兩。就像《儒林外史》裡范進中舉後，素無來往的張鄉紳立刻送銀上門，只是曾國藩得到的多上許多。

那麼，這些「禮」錢是不是白給的呢？當然不是。當年致贈的人日後都要連本帶利討回——最重不過人情債。

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有句話很合適：「她（指法國大革命中被處死的瑪麗皇后）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暗中標好了價格。」「賀禮」「轎錢」是別人以曾國藩為載體對未來做投資，他收下就等於承諾未來給予回報——這種送禮其實跟「買官」沒有本質區別。

多年後曾國藩十分後悔，於家信中寫道：「我自從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將來萬一做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與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釣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滿其欲……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這份告誡是他功成名就後的反思。可是當初若沒有這筆錢財，別說光耀門庭，他連京城都到不了。如果當時金融市場夠發達，曾國藩就能以合理利率直接借錢、靠以後收入償還，而不必背上沉重的人情債、之後滋生腐敗。

新科翰林的過橋資本要靠拜客募集，做上京官後收入不高、開支又大——曾國藩做官初期一年將近四百兩短缺——這就逼他要不借超高利率的京債，要不接受賄賂。尤其草根出身的官員，更被迫鋌而走險。歷史上的「腐敗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的。

思考一下：過去的人即使未來收入很多，也未必有好辦法把未來的錢轉移到當下用，於是各種變通辦法就出現了。除了「拜客」「賣官」之外，過去的中國社會還有哪些辦法？能否舉一兩個例子？這些辦法對傳統社會「不良文化」的出現有影響嗎？等金融市場出現後，這些「不良文化」又是如何得以糾正的？

重點整理#

• 在非貨幣化的社會裡，人們必然要找到貨幣的替代品（「準貨幣」），再據以分配資源、機會和消費。因為資源總是有限，必須基於某種標準分配，否則社會將陷入混亂。
• 原始社會以暴力作為準貨幣；儒家農業社會以「三綱五常」等名分等級制度建立秩序，血緣親情是準貨幣；計畫經濟時代行政級別是準貨幣，級別高低決定多得少得。
• 基於非貨幣的配置秩序，都會把個人排出順序、分成等級，前提就是人的地位與權利不平等，因此這樣的社會在機會與結果上都不會平等。
•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個人的自由選擇，貨幣是自由選擇秩序的必要支撐。反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貨幣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
• 貨幣是中性的——身分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區通行，不含血統、代際、學位、職稱符號，因此貨幣化的社會更權利平等。
• 清代新科進士需一大筆「過橋資本」才能進京。曾國藩家境一般，中進士後至親給的「賀禮」「轎錢」也不多。
• 當時金融市場不發達，曾國藩雖前途無量，卻無法透過金融轉移部分未來收入來解決當下的過橋資本問題，唯一出路是廣泛「拜客」籌資。四次拜客加上北上途中接受多項捐資，才解決問題——但這些「賀禮」「轎錢」實際上是出資人對其未來官位的投資。金融市場的缺失與古代貪賄盛行有著內在連結，尤其逼迫草根出身的官員走上腐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