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促進消費平等#

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而收入是結果，所以強調收入平等實際上是強調結果平等。在現實中，收入是顯性、看得見的東西，比機會更具體，因此人們似乎更願意聚焦談論收入分配，以收入分配判斷社會是否公平、公正。但對社會來說，是否有比收入結構更值得關注的指標呢？

一九八六年我剛到美國時，感觸最深的是：在美國，你很難從人們吃什麼、穿什麼去判斷他們的收入高低、財富多少。因為不管窮人還是富人，都能買到類似的生活用品。沃爾瑪的衣服雖然不是名牌，但樣式、做工也還不錯。

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消費分配結構，而非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結構。決定生活水準與幸福水準的最根本因素是消費，只要每個人都能滿足基本消費、體面地活著，其他需求就不是那麼生死攸關了。一般而言，任何社會裡財富差距最大，其次是收入差距，最小的應該是消費差距。而且即使收入差距很大，只要金融產品足夠豐富發達，人們之間的消費差距照樣可以比較小。

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裡，金融能縮小消費差距：即使收入差距擴大，發達的金融產品仍可讓人與人之間的消費差距維持得相對小。

美國的消費差距變化#

芝加哥大學的布魯斯．邁爾（Bruce D. Meyer）和詹姆斯．蘇利文（James X. Sullivan）兩位教授在二 ○ 一三年的研究，把美國人依收入水準分成十組，計算各組平均收入。結果發現，二 ○○○ 年時，收入最高組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組的五．三倍，到二 ○ 一一年上升到六．四倍，收入差距加大了一九％——這跟很多專家所說一致，有錢人更有錢了。

可是若算消費差距：二 ○○○ 年最高組的平均消費為最低組的四．二倍，到二 ○ 一一年下降到三．九倍。這兩組數據說明兩點：一是消費差距確實低於收入差距；二是同時期收入差距雖擴大，消費差距反而縮小了。可見收入差距的變化，並不能完全反映消費結構的變化。

那金融危機是否會過多打擊窮人、變相幫助富人呢？二 ○○ 七年底到二 ○ 一一年是最近一輪金融危機的高峰期，其間收入最高組的收入從最低組的五．八倍上升到六．三倍，差距加大，但兩組消費比卻從四．三下降到三．九。相對於危機之前，美國富人和窮人的消費都因衝擊而下降，但富人的消費下降幅度更大。

為什麼會這樣？在原始社會時期，消費波動跟收入波動幾乎一 ○○％相關，兩者間沒有緩衝器——有收入就消費，沒收入就餓肚子。後來人類不斷發明應對收入風險的手段，在收入波動和消費波動間增加了很多緩衝器。到今天，收入可以波動很大，但消費照樣相對平穩，這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消費差距低於收入差距。

例如，《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中談到的儒家、姓氏、宗祠、「三綱五常」等組建家族的要件，原本都是沒有的。經過人類兩千多年發展構建好之後，即使遇上天災人禍、金融危機或失業導致收入大減，你也不一定會餓死，因為可以依賴族內成員的救濟。其次，今天很多政府提供失業保障、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如金融危機期間歐巴馬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再來就是金融市場提供的事前保險、事後借貸工具非常豐富，讓你能在事前、事後進行跨期收入配置。

這些現代工具和體制安排，都是消費和收入之間的緩衝器，讓你的消費生活不再直接受收入波動衝擊。這也是為什麼現代社會中，一些家庭不再像過去那樣被災荒逼得賣妻賣女。

金融幫助降低消費機會差距#

前面兩位教授的研究停留在消費金額層面，沒涉及普通人「不可及」的奢侈品。有人可能會說，私人飛機、遊艇等奢侈品是專屬富人的，消費機會怎會平等？

其實在美國，這些東西並不是只有富人才有。私人飛機最便宜約十萬美元，遊艇還更低一點，關鍵是這些都不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即使存款不多，只要月收入足夠高（不需要很高），就可以透過銀行貸款購買。我就認識好幾位不算特別富有的美國人這麼做。關鍵在於要有足夠多、成本低的金融支持，幫你跨期搭配收入和消費的關係。金融可以降低富人和窮人之間消費機會的差距。

利用金融拉近富人與普通人消費距離的歷史，是從縫紉機開始的。到十九世紀中期之前，工業革命的重點在製造業和運輸技術，圍繞著提高生產力，還沒對日常生活產生影響，美國人家裡只有木質傢俱、藝術品、金屬餐具等。一八五 ○ 年左右，縫紉機出現，這是第一個進入美國家庭的工業革命代表性產品。原本手工做襯衫要一天半，有了縫紉機後不到兩小時就能完成。

可是縫紉機太昂貴，一開始是奢侈品，只有富裕家庭買得起。當時一台定價八十至一百五十美元，而普通家庭年收入才五百美元左右，相當於兩個月收入。那時妻子一般不在外工作，丈夫覺得花錢幫妻子節省做衣服的時間不能帶來額外收益，自然不情願花這個錢。於是，家裡有沒有縫紉機就成了判斷家庭收入高低的標準。

一八五六年，勝家（Singer）縫紉機公司的銷售成長乏力。有一天，市場行銷總監愛德華．克拉克（Edward Clark）靈光一閃：「我們為什麼不讓美國家庭先使用縫紉機，然後分期付款呢？」他想出的「先買後付」方法是：頭期款五美元，之後每周再付一美元，付完為止。

克拉克的金融創新在今日看來很簡單，但在當時是非常巧妙的設計，因為分期付款把支付壓力平攤到各周，降低了購買壓力。此舉執行後，勝家一舉成為縫紉機產業龍頭。到一八七六年為止，勝家共銷售二十六萬多台縫紉機，遠超過其他所有公司銷售量的總和。到一八九 ○ 年代，整個產業的行銷策略都變成「頭期一美元，每周一美元」（dollar down, dollar a week），讓縫紉機不再是富人的專屬品。

後來，鋼琴製造公司也以分期付款促銷，讓本來只有富家子女才能享受的鋼琴進入中等收入家庭。到十九世紀末，吸塵器、電冰箱等新產品也透過分期付款紛紛進入美國家庭。就這樣，金融降低了高收入與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差別——富人雖然很有錢，但他們的優勢不再透過這些消費品表現出來。

金融創新（分期付款）拉平了富人和窮人在縫紉機、鋼琴等消費品上的消費機會，這是金融降低消費機會差距的歷史起點。

對今天的中國，金融降低消費差距的意義更大。尤其在「無房不嫁」時代，房子的意義遠超當年縫紉機之於美國人，是決定終身大事的東西。有了消費金融後，普通家庭男士在婚戀市場上的機會大為改觀：只要你大學畢業有工作，雖然目前收入不高但前景可期，透過房貸還是能買到房子、汽車，丈母娘的要求就不是那麼遙不可及了。換句話說，金融有助於縮小婚戀市場上的機會差距。我們再次看到，金融其實對普通人的意義更大。

思考一下：在現代社會，很多人「無房不嫁」。對於白手起家的草根男來說，金融能幫他逾越「無房不嫁」的鴻溝嗎？要怎麼辦呢？

保險金融為什麼是扶貧之路？#

有報導說，截至二 ○ 一五年底，中國全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八．五八億人，其中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五．○ 五億人、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三．五三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全民，參保率在九五％以上，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的覆蓋面也不斷擴大。報導還說，正因為有了這些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扶貧成績顯著。

為什麼保險能幫助扶貧？或者說，如果沒有保險金融，貧困人口的比例就會持續居高不下嗎？

要回答這問題，先談談土地分配這個老話題。以往學者喜歡把中國歷史上的苦難和革命，都歸究到土地的私有體制上。例如錢穆認為「正因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買賣，才開始兼併，才使貧者無立錐之地」；黃仁宇說「東漢之覆亡，『兼併』占一個重要的因素。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富室大戶無法應對」。

那麼，中國歷史上包括土地兼併在內的苦難，到底是土地私有造成的，還是因為缺乏保險金融造成的呢？我出生在湖南農村，知道沒有哪個農民不珍惜土地，除非沒有別的活路，否則他們不會在明知賣地可能造成赤貧的情況下還賣地。可是，那些逼迫農民走投無路的狀況又是什麼呢？

在沒有保險金融的社會裡，災害風險和健康風險是導致貧困的最主要原因。

金融決定土地分配結構#

紐約的米德．凱因（Mead Cain）教授在一九八一年發表研究報告，探討二戰結束後印度和孟加拉農村土地分配的變遷。他發現，印度農民受災害衝擊時被迫賣地的較少，所以二戰結束以來土地分配結構顯著改善，無地農民占比減少；但孟加拉正好相反，每次災害都引發更多農民賣地，最終土地越來越集中。為什麼兩國差別這麼大？

具體而言，一九五 ○ 至一九七八年間，印度村莊有五六％的無地農民獲得土地、四一％的小農土地增加，只有一五％的小農和中農賣掉土地，土地分配吉尼係數從 ○．七六下降到一九七 ○ 年代末的 ○．六二，顯示土地分配變得更平衡。同期孟加拉村莊只有四三％的無地農民獲得土地、二六％的小農土地增加，卻有六五％的小農、五五％的中農失去土地，吉尼係數從 ○．六上升到一九七 ○ 年代後期的 ○．六九，土地往少數人手中集中。

印度和孟加拉的村莊在地理和氣候上都非常類似，但農民土地擁有情況卻截然不同，為什麼？從凱因教授的分析可見，孟加拉農村賣地最多的時期，是一九六八年及一九七 ○ 至一九七四年的水災，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大饑荒；印度農村在旱澇災年賣地頻率也增加，但整體增幅遠低於孟加拉。再從賣地所得用途看：孟加拉農民賣地有五一％是為了食物、七％是為了買藥治病；印度則大不相同，只有一四％是為了買食物或治病，六四％是為了子女教育、婚嫁或生產投資。

兩個經濟水準相當的地區，土地分配變動差別如此之大，關鍵在於農村金融的發展程度，也就是當地農民是否有辦法應對災害風險和醫療風險。印度農村的保險、儲蓄和借貸機構雖也不發達，但遠比當時的孟加拉強，哪怕極原始的金融，也能在關鍵時候幫印度農民渡過難關，減少賣地求活路的需要。凱因教授發現兩國三大區別：

• 民間貸款利率：印度更低、更易獲得。
• 抵押形式：用土地抵押貸款在孟加拉非常普遍，甚至是最主要的貸款形式，反映其借貸市場更欠發達；土地本不適合作避險手段，因為這嚴重影響災荒後的生產能力，農民迫不得已才走這條路。
• 非正規貸款利率：孟加拉是印度的二至六倍——印度年利率約三六％至六 ○％，孟加拉則高達一二 ○％至二四 ○％。

在那些時期，信貸合作社是印度農村最主要的放貸機構，而孟加拉農村並無此類機構。據一項調查，印度農村一九七二年旱災時，五五％的貸款來自放貸機構，氣候正常的一九七三年機構貸款更占八三％；同期孟加拉農村只有九％的貸款來自正規機構，在災荒最嚴重的四個村落更只占五％。

由此可見，印度更發達的信貸市場給農民提供了更有效的風險應對手段，因此災荒年份被迫賣地、土地往少數人集中的情況沒有孟加拉那麼嚴重。二 ○ 一四年世界銀行的米利安．布魯恩（Miriam Bruhn）和艾內莎．樂福（Inessa Love）對墨西哥的研究也發現，當本地一家連鎖超市在八百家分店開設小額貸款服務後，兩年內所服務社區的小微企業（編按：小型企業、微型企業、家庭式工廠或工作室的統稱）占比上升七．六％，小微企業收入增加七％，失業人數下降一．四％，人均ＧＤＰ顯著上升。金融的扶貧效果很明顯。

關於土地的爭論#

關於貧富差距的後果，孔子在《論語》中有經典論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後兩千餘年，從政治家、詩人到思想家的論述數不勝數，但究竟是什麼導致了貧富差距？前面錢穆和黃仁宇的解讀很典型，很多人認為土地私有和兼併是根本起因。但凱因教授的研究告訴我們，同樣是土地私有的兩國，一個土地分配越來越平衡，另一個則相反。

從中國歷史中，我們是否能看到類似情況？就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為例。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談道：「明中葉以後，由於法制日趨鬆廢，土地兼併之風盛行。」「正德、嘉靖以降，社會風氣大變，官豪勢要之家紛紛求田問舍，廣置田產，土地兼併之風益為盛行。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產逃亡。」這跟二戰後的孟加拉農村十分相似。

其實，明朝後期的土地兼併程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高。根據欒成顯編寫的《明代黃冊研究》資料，可計算明末萬曆年間安徽休寧縣的土地分配吉尼係數：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為 ○．三四，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為 ○．三 ○，萬曆三十年（一六 ○ 二）為 ○．二一，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為 ○．一八。可見萬曆年間土地吉尼係數在 ○．三四以下，土地分配比較均等，尤其遠小於近幾十年印度和孟加拉農村的差距，說明那時土地兼併程度不會太高；且從萬曆十年到四十年逐漸降低，土地分配趨於分散。這些資料告訴我們，明末農民起義的起因不是土地私有、土地併購或土地分配本身。

導致李自成起義並幾次從失敗中爬起的直接原因是旱災，因為暴政下的社會已像一堆乾柴，只等旱災這樣的點火事件。明末中國處於「小冰河期」，旱災頻發，陝西與河南一帶連續多年大旱，動輒七八個月不下雨。當時既沒有發達的跨地區商品市場，也沒有保險和借貸市場，頻繁旱災等同於長久持續的大面積饑荒，既帶來永久赤貧，也成為革命的導火線。正如鄧雲特在《中國救災史》中所說：「農民窮乏與饑餓，既達極點，流移死亡之現象，繼續擴大，則農村與城市中之普遍暴動，勢不可免，所謂鋌而走險者是也。」試想，如果當時就有今日這樣的保險金融，明朝還會那麼容易被推翻嗎？

思考一下：很多人認為扶貧就是把錢或東西給貧困階級。但提供保險工具讓老百姓規避災害風險、健康風險也是一種扶貧方法。這兩種方法哪種更好？各有什麼特色和利弊？

精準金融產品為什麼更具普惠性？#

過去我們常聽到的都是金融幫助企業融資、把社會零散資金聚集起來「集中力量」搞建設，很少聽到為了幫助老百姓對沖風險、平滑消費而發展金融。以前為了說服決策層支持金融發展，只能從國企和地方政府融資的角度找理由，因為管理高層更會從國家發展角度看待經濟決策。這種傾向需要修正嗎？如果不修正，金融市場的結構會出現畸形嗎？如果從個人、消費者、家庭的角度看待金融創新，金融種類與設計會有所不同嗎？

個人需求不同，產品必須多樣化#

從政府融資角度看，有銀行和債券市場就夠了，直接跨時間配置收入即可；從企業融資角度看，有銀行、債券、股市、創投基金等也差不多。但對個人、家庭來說，由於人數眾多、偏好千差萬別、家庭狀況各異、所面對的風險與經濟條件不一樣，對金融產品的需求非常具體和個性化，產品供給就必須豐富多樣。

比如年輕人需要各種「透支未來」的工具，因為他們前途無量但現在沒錢，為了談戀愛、成家、立業、養小孩需要很多錢。即使要投資，資金也不多，需要加槓桿冒險，以股性極強的機會為主，將財富成長最大化。退一步講，即使投資失敗也還有很多機會彌補，因為他們還年輕。所以對年輕人，投資屬性強、成長前景高的金融產品更合適。

對長者，尤其退休長者，需求完全不同：他們可能偏向高分紅、高利息報酬但風險不能高的產品。因為他們過去的事業已經成功，把年輕時的人力資本轉換成了金融資本，若冒險虧損可能沒有太多機會彌補。所以對長者來說，很高的增值前景不是最重要的，股性太強的工具不合適。

因此，不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性格、年齡不同，面對的風險和需求各異，針對他們設計的金融產品必須種類眾多。這需要從廣度和深度兩方面發展金融市場。

精準金融產品的設計#

有人可能會說，金融產品不都需要錢去買嗎？對處在「月光」邊緣的人，哪有剩餘資金去買？

這正說明精準設計金融產品極為關鍵。如果產品設計得精準，即使你收入不多、現有財富也不多，仍可把未來各方面的需求安排好，而且還有餘錢消費，讓消費潛力最大化。

從一九八 ○ 年代初到九 ○ 年代前期，中國基本只有銀行，沒有太多其他金融機構。那時即使有錢也只能放在儲蓄帳戶，每年賺百分之幾的利息。靠銀行儲蓄理財，別指望財富成長，購買力不下降就不錯了；若要防患未來「生老病死」等不確定性風險，銀行儲蓄就更靠不住。原因是「銀行儲蓄」是一種非常粗糙的金融工具，主要作用是保值，雖也有些保險功能，但除非你非常富有，否則不足以完全對沖任何一種較大風險，規避風險的能力非常有限。

舉個極端例子說明精準金融產品的重要性。假如有一種疾病，任何人在一年內患病機率為一億分之一（一億人中一年一人患病），但一旦患病治療費高達一億元。面對這種低機率、高代價的疾病，每個人每年的預期損失為一元（患病機率乘以治療費用）。

假如有保險公司針對這種疾病推出精準保險產品，只要向每人收一．一元就夠了，還會賺不少——因為預期損失為一元，每個客戶賺 ○．一元。對一個三口之家，一年只要付三．三元保費，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不必擔心一旦患病會被逼破產，家裡大部分收入可用於其他消費。這樣既能讓家人安心，又能透過消費促進經濟成長、幫助經濟結構轉型。

而若沒有這種精準醫療保險，要透過銀行儲蓄規避這種風險，會怎樣？為了完全規避，一個三口之家必須在銀行存滿三億元，否則睡不安穩——因為一旦有人生病要花一億元，全家生病則需三億元。

中國多年只有粗糙的銀行存款產品，缺乏針對家庭、個人的精準金融產品，使許多人只能靠存錢防患醫療等風險、不敢花錢消費，導致經濟成長只能靠政府投資而非民間消費帶動。

如果精準金融產品豐富發達，不需要太多錢就能規避許多未來風險，中低收入階層也能做到既規避風險、又有錢消費。

所以，今日中國金融市場的服務還不夠多、不夠細、不夠精準。為了改變經濟結構，需要把更多發展重點從實體產業轉向金融市場，轉向消費金融和保險金融。金融市場發展得更精準，不僅老百姓能生活得更好、更健康、縮小消費差距，還能讓民間消費和第三級產業都獲得成長。

思考一下：以前常有人問，為什麼中國人只喜歡存錢而不花錢，跟美國人這麼不同？為什麼中國家庭儲蓄率這麼高？是中國人天生就不喜歡花錢嗎？應該推出哪些精準金融產品呢？

重點整理#

• 災害風險、疾病風險是導致貧困的最關鍵因素。人們能應對正常情況下的生存需要，但一旦發生意外（風險），就會讓正常家庭面臨困境甚至絕境。
• 不論是印度與孟加拉農村的對比研究，還是中國的災荒與革命歷史，都說明一旦發生災害，就會迫使既無保險又無借貸市場支持的家庭走投無路，只好賣地或暴動。歷史上土地分配過於集中本身不是土地私有或併購的結果，而是缺乏金融市場的結果。
• 發展保險金融是扶貧和拉平消費差距的關鍵，也是展現金融普惠性的具體措施。
• 中國過去的金融發展政策過多停留在企業金融、建設金融上，忽視消費金融、個人金融和家庭金融，這需要糾正。
• 重視消費金融和家庭金融後，金融市場產品必然五花八門、越來越豐富——因為消費者的風險偏好、經濟條件、未來不確定性、年齡、婚姻狀況不可能相同，所需產品也必然不同。財富型社會對金融的需求跟物質短缺型、生產型社會完全不同。
• 精準金融產品非常重要。過去「萬能」的銀行儲蓄非常粗糙，導致每個家庭為防範風險（特別是疾病風險）不得不盡量存錢。若有各類精準金融產品，不僅能解決避險需要，且成本低、各階層都買得起，各階層就能有更多錢去消費。因此金融發展必須廣化、深化、細化和精準化，而非「脫虛向實」。當前中國金融業的問題是金融產品供給不足，而不是太多。

延伸閱讀：中國的高儲蓄率之謎

在宏觀經濟學中，儲蓄被定義為未被消費的個人收入。由於儲蓄影響投資能力，進而影響經濟成長，儲蓄率可能是最重要的經濟指標之一。一直以來，中國都屬於高儲蓄國家之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資料，中國在二 ○○ 八至二 ○ 一一年間儲蓄率超過五 ○％；雖然近年有較大幅度下降，但仍有四六％左右。相比之下，美國二 ○ 一七年儲蓄率只有約一七％，德國二五．七％，日本二七．一％，韓國三六．五％。雖然這是總儲蓄率而非家戶儲蓄率（household saving rate），包括公司和政府機構的儲蓄，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儲蓄偏好。

是什麼導致中國儲蓄率如此之高？這曾是引人關注的話題。有人認為東亞文化就有愛儲蓄的偏好，但這仍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儲蓄率顯著高於日本與韓國。若從最根本的人的動機思考：一方面人們希望透過儲蓄獲得下一期的高收益，從這角度看儲蓄是「延遲了的消費」；另一方面，儲蓄是應對不確定性的手段，人們儲蓄以備未來的大病、突發投資機會等需要。

將理論與中國現實連結：中國的保險制度仍在不斷完善中，在缺乏更好的避險措施時，人們會更傾向透過儲蓄增強抗險能力。還有人口學家指出，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撫養比（少年、老年等非勞動人口與勞動人口之比）相對較低，使中國人面對的必要消費相對較少，也就有了更多餘錢儲蓄。

用類似思路也可分析近年國民儲蓄率為何較大幅度下降。首先，社會撫養比提高、消費觀念轉變使中國人消費水準越來越高，當期消費提高意味著儲蓄下降。其次，近年中國經濟體量增大、社會更穩定，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相對降低，進一步降低儲蓄意願。隨著社會保障制度和商業保險不斷完善，人們可藉各種金融工具避險，不必為避險把大量資產放在報酬相對低的儲蓄帳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