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宗教為什麼一開始就排斥金錢、排斥金融、反對逐利的商業行為？這種排斥與敵意的根本出發點是什麼？不搞清這些問題，就無法真正理解金融在古早時期為何受到壓制。

「義」與「利」：規避風險的四種體系#

宗教對金融的態度，根本上在於先聖們關於「該如何組織人類社會」的願景：是以溫情、禮儀規範人際關係來分配風險，還是透過冷冰冰的金錢交換，或由專政工具強制人們分擔風險、共用資源？

宗教與古代文明都源自農耕社會，共通點是靠天吃飯：豐收被視為上天恩賜，歉收則是懲罰。物質短缺是常態，一旦旱災、水災造成糧食歉收，眾多家庭便被迫四處找活路。因此，農耕社會的人都要面對風險事件的挑戰，至少要求災荒時人們互通有無、共用資源，否則很多人會活不下去。問題是：怎麼才能促成人際互通共用？

遠古哲人的回應不是透過追求「利」的市場交易，而是由「義」和「禮」規範人際關係、安排社會結構，再用這套秩序實現互通共用。如孔子所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道義價值重於物質利益。差不多同時期的摩西在《申命記》中寫道：「借給你兄弟銀錢、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因為在教會理念中，天下人皆為兄弟姐妹，無償幫助才展現「義」與「禮」。不管是儒家還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有一點相同：靠「義」而非「金錢」利益或金融市場來應對風險。

規避風險的四種體系：基於血緣的家族、基於共同信仰的宗教（教會）、基於自願交易的金融市場、基於行政權力的政府福利。

那麼，「義」與「禮」基於什麼來定義？

• 儒家：基於血緣、輩分、年齡、性別，由此組建家族、鞏固家族內部的風險交易體系。基於「三綱五常」的家族非正式保險體系，對中國人應對風險有積極貢獻——例如災荒發生時，儒家盛行地區發生農民起義的機率明顯更低。
• 宗教：不基於血緣，而基於共同信仰、共同教義。例如基督教相信耶穌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聖經》彙總了具體教導，這些就是基督教的「義」與「禮」。教會既是佈道與教徒集聚地，也是提供跨期互助、有福共享、有難共擔的避險服務載體。

此外，也有許多非宗教、非血緣的社團（同鄉會基於地緣、商會基於共同利益），本質上同樣以人際關係降低交易風險。不管建立互信的基礎為何，目的都一樣：增強跨期承諾的牢靠度、降低違約風險。就實際效果而言，基於宗教的風險互助體系可能是非血緣社團中最歷久不衰的。

人類發展至今，家族（靠祖先崇拜）和教會（靠神靈崇拜）是基於義與禮的避險體系中最成功的兩種，效果相同。

人際風險互助的第三種辦法是金融市場，透過明碼標價、自由選擇的跨期交易（借貸、保險）來互通有無。第四種是政府福利：政府掌握執法機器、擁有徵稅權，可向眾人收取錢財，於災荒時發放給需要者。據《周禮》，中國早在周朝就由「泉府」執行此事——秋收物資過剩時低價收購餘糧，青黃不接或歉收時再發放災民或放貸。宋代王安石的「青苗法」亦如此，歷史上的常平倉、義倉、社倉都是具體手段。西方則到十九世紀後期，現代福利國家先由俾斯麥統治的德國推出，二十世紀被各國採納。這些都是經濟學中「轉移支付」的具體含義。

家族與教會對金融市場的排斥#

按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每個人都能同時得到這四種避險手段的某種組合，獲得全方位保障。但實際上，這四種手段從來都不是互補，而是互斥的——某種手段占據上風時，就不許其他手段有發展空間。其中，金融市場是最被排斥的。

四種避險手段在歷史上幾乎總是相互排斥、彼此替代，而非互補。當一種「一家獨大」，其餘三種便難有空間，金融市場尤其受壓制。

中國的「孔家店」：自儒家成為主流以來，便有了基於義與禮的避險體系。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孔子在《論語》中更直白：「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什麼都講信用是小人才做的事；只要合乎「義」與「禮」，「契約精神」並非一定要遵守。這對以跨期契約為特徵的金融交易是致命的，導致中國原有的民間借貸期都不超過六個月。於是在現代金融出現前，中國人既無金融避險，政府福利也很少，宗教保障幾乎沒有，只剩「孔家店」這個單一避險體系。

立足於「養兒防老」的家族避險體系具有很強的排他性：一旦生病而沒有醫療保險、沒有教會支持、政府福利也靠不住，你會發現只有親情網路最靠得住。有了這種體驗，你自然會把更多精力投入族親網絡，排斥其他非血緣機制（包括宗教）。整個社會皆如此，儒家便能一家獨大。

西方中世紀的禁令：西方社會接受基督教後，整個中世紀都極排斥金融與商業，程度遠比儒家嚴重。為什麼有息放貸被視為違背基督教的「義」？因為基督教認為這是對上帝所確立自然秩序的冒犯。勒高夫在《錢袋與永生》中如此解釋：

有息放貸借出的金錢從未停止過工作，它不停地製造金錢……這是一個不知疲乏的勞動者……睡著了也如同醒著一般工作……正因為如此，有息放貸也是對於上帝所建立秩序的凌辱與損害。有息放貸既不尊重上帝在世間及我們肉體生命中所建立的自然秩序，也不尊重他建立的曆法。

學者常把原文的「usury」譯為「高利貸」並不恰當。直到宗教改革之前，英文的「usury」指的是所有的有息放貸，而非僅指過高利率。勒高夫所指責的，是一切收利息的放貸者。

勒高夫進一步解釋：「在他出借金錢和帶利回收之間，他出賣的不是流逝的時間又是什麼呢？然而，時間只歸上帝所有。作為時間的盜者，有息放貸者是上帝財產的小偷。」因此，有息放貸違背上帝建立的自然秩序中的義與禮，必須禁止。於是在中世紀基督教社會，人們主要依靠家族和教會獲得風險互助，金融市場被排斥，各封建王國也無能力與意願提供政府福利。

思考一下：不管是家族、教會，還是同鄉會、行會、幫會，為什麼都需要某種共同的東西將成員凝聚在一起？從鞏固跨期承諾的角度看，為什麼它們需要經常舉辦祭祖、做禮拜、宴席等活動？

教會也能助人規避風險？#

我們多少聽過這樣的故事：災荒年間，災民逃難途中經過寺廟，肚子餓了可進去喝碗粥、甚至住宿一兩天；佛廟、教堂聽聞何處發生災荒，也會主動安排資源前往賑災。似乎宗教的出現與發展，也是對金融保障缺乏的一種反應。那麼，宗教真能幫老百姓規避風險嗎？保險效果有多大？哪些群體受益最多？宗教與金融市場真的相互競爭嗎？

教會的保險效果（美國）#

美國金融市場是全球最發達的，保險、基金、借貸選擇都很豐富，那為什麼美國人還需要教會網路的非正式保障？關鍵在於針對「個人收入風險」的金融交易有兩大難題：

• 逆向選擇：收入風險低、好預估的人不會買收入保險，反而是風險高、難預估的人更會去買，讓金融機構註定虧損；若提價又會嚇走低風險客戶。
• 道德風險：收入取決於努力程度，若保險公司提供收入保障，被保人可能就停止努力。

因此金融市場很難為千萬個人提供收入保險；而一般的股票、債券、基金雖有保障效果，其支付卻不與投資者個人收入漲跌掛鉤。除非財富極多，否則金融工具仍無法完全規避失業、傷殘、災害、戰爭等收入風險，普通美國人還是得靠家族、教會與政府福利補充。

教會為何比金融市場更能解決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因為教徒每周參與做禮拜與其他活動，給了教友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時間。這些活動、教規執行與捐款雖是成本投入，卻也讓教會、教友判斷你的收入風險高低、監督你是否「搭便車」。換言之，參與教會雖花費時間與付出，好處卻是降低隱形交易成本，在某些情況下比金融市場更能應對跨期交易的挑戰。

哈佛大學的盧特默（Erzo Luttmer）等三位學者於二 ○○ 七年發表研究，使用一九八五至二 ○○○ 年四萬四千多名美國人的收入與消費資料，及兩次幸福感調查。主要發現：

• 家庭收入下降一％，消費水準平均下降 ○．一一五％；但信教家庭只下降 ○．○ 六九％，消費更穩定。
• 換算下來，信教帶來約 四 ○％ 的消費保險效果（信教家庭消費對收入波動的敏感度比不信教家庭低四 ○％）。
• 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白人保險效果最高，達 五二．四％；大學以上白人僅 二八．三％。
• 人均年收入不到一萬五千美元的家庭，效果達 六八．七％；高於此者僅 二 ○．六％。金融資產越多，效果越低。
• 黑人族群：信教帶來的好處主要是「幸福感保險」。收入下降使幸福感受衝擊時，信教黑人家庭受到的衝擊少 六四．九％；但消費保險不明顯。白人則相反，幸福保險不明顯。

為何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信教？因為他們從信教得到的保險好處顯然更多。黑人幸福保險效果更強，可能源於早期被賣為奴、地位收入低、對物質消費需求不高，教會帶來的歸屬感與精神支柱反而更關鍵。

兩位匈牙利學者研究多個歐洲國家後也發現，信教者承受失業、離婚、喪偶等負面衝擊的能力較強，同樣是因教會提供的幸福保險能減緩精神打擊。

印尼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歷#

芝加哥大學研究員丹尼爾．陳（Daniel Chen）於二 ○ 一 ○ 年，根據印尼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歷，研究伊斯蘭教的保險作用。印尼總人口約二億三千萬，八七％為穆斯林，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危機期間印尼盾由一美元兌二千四百盾跌至一萬六千盾，食品價格上漲一．六一倍。

研究發現：

• 金融危機對信教家庭的消費衝擊小於不信教家庭，宗教機構減弱消費衝擊的效果明顯。
• 人均非食物月消費每下降一美元，參加《古蘭經》讀經班的次數增加二％；危機後人均月消費下降三美元，讀經次數平均增加約七％。參加讀經班的家庭比例由危機中期約六一％，升至一九九九年的七一％。
• 讓孩子讀伊斯蘭學校的家長比例由危機前一八％升至三 ○％——伊斯蘭學校學費更貴、學習效果不如世俗學校，通常只有希望孩子成為虔誠穆斯林的家長才會送去，可見信仰程度顯著提升。

宗教與金融市場確實相互競爭：對原本就能得到金融支援的群體，金融危機對其宗教信仰程度的影響低 八 ○％，讀經次數沒有明顯增加。

在危機中變更虔誠的家庭，危機後對金融信貸與政府救濟的需求減少 四 ○％；而不參加讀經班的家庭僅減少 六％。

這顯示：社會若經常遭遇災荒或金融危機，每次風險事件後信教人數就會增加，日積月累信教占比必然很高。中國各時期亦有類似經歷，佛廟及公益組織曾發揮救急賑災的關鍵作用。家族雖不可替代，但再大的家族最多數百人、且多聚居一地，災害影響面大時整個家族同遭衝擊、無人能幫人；此時跨越地域、社區的宗教組織保險價值更加凸顯。

思考一下：二 ○○ 八年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人以為美國社會水深火熱，實際上紐約等城市的乞討者、無家可歸者並未明顯增加，消費受影響很少，消費差距甚至縮小。為什麼？是否因為美國能依賴的消費保障同時包括金融市場、教會、家族與政府福利？

福利國家的興起是利或弊？#

對中國人而言，政府提供福利向來理所當然——如王安石「青苗法」於秋收物價低時收購、次年春季拋售以平抑糧價；或從高收入族群徵稅補貼低收入戶（「轉移支付」「二次分配」）。現代福利國家的思路大致如此。但由政府進行轉移支付，會有哪些隱憂？是否會排擠民間自發的避險舉措？

家族基於血緣、宗教基於信仰，再透過儀式活動強化互信，緩解逆向選擇與「搭便車」問題，這是有道理的。但政府之手基於行政權力與壟斷的合法暴力：雖無逆向選擇問題（每個人都沒有選擇，由政府決定），但「搭便車」問題被放大，個人自保（利用家族、教會、金融市場）的激勵都被削減了。

福利國家的起源#

• 古巴比倫：距今約五千年，寺廟發揮政府作用，徵穀物稅後進行救荒、扶貧的轉移支付——這是人類記載最早的政府福利項目。
• 中國：《周禮》的周朝「泉府」執行類似後來「常平倉」的業務。常平倉於西元前五四年西漢時較大範圍正式推行（執行十年後停止）：糧價低時開價買進儲備、糧價漲時降價出售以平抑、災害時開倉救災。但這也有爭議——過剩時抬價損害消費者，短缺時降價打擊農民積極性。唐玄宗於西元七四五年要求義倉兼備常平職能；明太祖則命各鄉設「預備倉」，荒年借貸、秋收償還，取代常平倉。

不過，這些賑災扶貧制度還不是今天說的「福利國家」。「福利國家」起源於一八七 ○ 年代的德國，俾斯麥推動社會保險體系，不僅止於賑災救荒，更提供失業補貼、醫療保障、養老護理、嬰幼保障等。其後北歐國家發展出福利國家體系；英國於一九 ○ 六至一九一四年逐步推出；荷蘭、澳洲、美國則在一九三 ○ 年代大蕭條壓力下啟動，但未如德國、北歐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全包式保障。美國福利有限，以地方政府、慈善團體、私人企業為主，聯邦著重社會保險與醫療保險。

政府福利的作用與家族、教會、金融市場類似：為人們提供應對未來風險的保障、降低消費風險、強化社會穩定。其成效如何？上海財經大學王昉教授等於二 ○ 一五年研究清朝常平倉、社倉是否降低十八至十九世紀農民暴動頻率。許多研究顯示農民起義多由災荒引發。根據十九世紀上半期全國十七省資料，王教授發現旱災水災確實增加民變機率，但倉儲糧食越多的地方，暴亂機率越低、社會越穩定，從實證角度佐證了常平倉等福利體制的初衷。

政府福利的代價#

政府福利會帶來道德風險，出現「搭便車」「養懶人」。現實佐證頗多：

世界上創新活力強的著名公司很少來自西歐福利國家；相較之下，美國政府福利整體較少，卻不斷湧現微軟、蘋果、Google、臉書等充滿活力的新公司。英國早期福利開支太大，一九七 ○ 年代財政陷入困境，柴契爾夫人不得不改革削減福利；其後西歐國家普遍面臨同樣的財政壓力。最近幾年西歐財政危機，進一步暴露了福利國家「養懶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國歷史的教訓亦值得思考。清朝從第一個皇帝起就要求各府州縣設常平倉、義倉、社倉，春夏出借、秋冬歸還，遇災賑濟；康熙年間規定春借秋還每石取息一斗，並設底線儲糧目標。但實際執行常不到位，地方差異很大，清中葉後許多常平倉錢穀嚴重欠缺，難以實現平抑糧價與備荒的初衷。

科羅拉多大學的薛華教授多年研究清代倉儲體制，發現一七四四至一八三一年間各省稅負、災害頻率與得到的賑災頻率差別都很大，倉儲糧水準懸殊。例如直隸人均交稅排第十一、災害頻率低於全國平均，得到的中央賑災次數卻最多；各省賑災次數與災害頻率、交稅多少似無明確關係。

為何各省儲糧懸殊？由於補倉部分經費由本地政府支出，道德風險後果嚴重：

• 中央賑災補貼越多的地方，常平倉、義倉、社倉儲糧明顯越少（反正可指望朝廷）。
• 市場越發達、跨地區糧食一體化程度越高的省份，越能靠跨地區運輸調劑，就越不靠倉儲。

可見中央與地方賑災、市場與政府福利之間是相互替代而非截長補短。有了政府賑災，市場作用就減弱，長此以往福利體制「一股獨大」，民間保障體系難以發揮——這是推動福利體制時必須警惕的。

思考一下：既然政府福利帶來道德風險、使勤快的人變懶，為什麼各國仍繼續提供？另外，越是民主國家，政府福利似乎越多，為什麼？

重點整理#

• 人類推出四種應對風險的方式：基於血緣的家族、基於共同信仰的社群（教會）、基於行政權力的國家福利、基於自願交易的金融市場。理論上可互補，歷史上卻多相互排斥。
• 儒家透過「三綱五常」規範義與禮、固化家族結構，使人按身份互助分攤風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靠義而非靠契約交易的金融市場應對風險。
• 基督教不僅以教義規定的義與禮給出避險體系，還為禁止有息放貸提供系統哲理：自然秩序中人不可能睡覺時也工作，而放貸收息相當於睡覺時也賺錢，故反自然；利息若是對時間的補償，但時間屬於上帝，等同偷盜。因此「用錢賺錢」必須禁止。
• 即使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美國，教會的保險效果仍顯著：收入受衝擊時，信教家庭消費降幅比不信教家庭少四 ○％。
• 從印尼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歷看，虔誠伊斯蘭家庭應對危機的能力高於非教徒，危機後教徒人數與信仰程度明顯增加；信仰程度增加後對金融需求減少，而原本就有金融支持的家庭信仰程度無明顯變化。
• 家族成員多聚居一地，天災人禍時保險保障有限；教會網絡跨越地區與國界，可彌補家族與金融市場的不足。
• 中國從周朝起就有政府福利，西漢以常平倉平抑糧價、賑災救急，清朝發展更細緻；古巴比倫、古印度也有類似體制。西歐現代福利由德國一八七 ○ 年代率先推出，至一九三 ○ 年代末西方國家基本都有各種政府福利。
• 政府福利基於行政權力，沒有金融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但「搭便車」問題被放大，個人自保（家族、教會、金融市場）的激勵被削減。
• 清朝得到中央賑災越多的省份，地方社倉、義倉儲糧越少；跨地區糧食一體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倉儲也越少。中央救濟、市場救濟與地方救濟之間多為相互替代，政府福利確實帶來道德風險與養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