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與金融解放#

早在西元五世紀,教宗良一世(Leo I)就說過:「錢生息是靈魂的死亡。」基督教興起後,只有猶太人可以合法在歐洲各地經營有息放貸,使猶太人主導金融世界長達數個世紀。這個局面維持到何時才結束?基督教又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全面開放金融?

基督教在教義和倫理上承認「用錢賺錢」的道德地位非常關鍵,否則資本主義在西方就缺乏發展的道德基礎。問題是:什麼促使教會改變了對有息放貸的立場?

中世紀後期的放貸立場#

中世紀後半期,歐洲教會對有息放貸的反對達到高點,社會對放貸者 ── 尤其是猶太人的敵意也達到新高。佛羅倫斯詩人但丁在《神曲》中,將放貸者置於煉獄第七層,「每個人都有一個錢袋掛在脖頸……他們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錢袋一味地看個不停」。一二七四年,里昂大公會議規定,任何人膽敢把房子給放貸者暫住,必將被開除教籍。一三一一至一三一二年,連討論有息放貸是不是一種罪,都會被維也納大公會議視為異端而遭譴責。

神學家也將有息放貸等同於偷盜,視其為時代大惡與一切罪惡的源頭。教宗要求每個基督徒都必須勞動,靠自己額頭上的汗水獲取麵包,否則就會被逐出教會並判刑。當時教會對商業的不信任顯而易見。

基督教認為煉獄介於天堂與地獄之間:人若死前只有輕微罪孽或做了深刻懺悔,可經煉獄清洗去除罪孽而上天堂;否則會在煉獄久待,最後只能下地獄。

阿奎那的修正#

基督教的立場到十三至十四世紀開始動搖。威尼斯與歐洲南部沿海城鎮的貿易越來越發達,這種新的商業現實迫使神學家重新思考 ── 商業活動既然如此普遍,就必然有其合理性,不能一味否定。

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三世紀中期的神學家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首先修正教會對商業的立場:「商業利潤本身既不該被讚美,也不該被譴責。它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如果商人追求必要的或高尚的目的,他就更是合法的。」尤其若最後把所賺的錢捐給教會和社會,那就更沒問題。

至於利息,阿奎那一方面仍指責放貸取息不公正、不道德,另一方面承認兩種收息情況是可以的:

  • 放貸人蒙受損失,需要透過利息來彌補
  • 放貸人透過合夥,把貨幣委託給生產者企業使用,因生產能產生利潤,給投資者一定回報是應該的

除這兩種情況外,放貸收息仍屬不道德。換言之,到十三世紀末教會態度雖有改變,卻仍未完全開放。

宗教改革的影響#

一四八三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今德國),他開啟的宗教改革重塑了西方世界。路德二十歲時染上瘟疫、差點喪命,禱告中他請求:「上帝,你救我一次。要是讓我活下來,我的餘生絕對會奉獻給你的事業。」病癒後,他放棄當律師,轉而擔任牧師。

一五一七年,教廷為在羅馬修建聖彼得大教堂,在各教會大量出售贖罪券。贖罪券自十一世紀起流行,讓信徒用金錢贖買將來在煉獄的苦刑,還可為死者代購。俗語道:「銀幣叮噹落進箱底,靈魂雀躍跳出煉獄。」教會的解釋是:耶穌和聖徒有多餘的功德,教會有權釋放給信徒,為他們代贖非永恆的罪罰。

一五一七年大量出售的是「全大赦贖罪券」── 花錢即可贖買過去所有罪過,讓人恢復如初生嬰兒般純潔。這是漫天大謊,更顯露教廷腐敗透頂。路德深感憤怒,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九十五條論綱〉,反對出售贖罪券、抨擊羅馬教廷。

路德的核心論點是:得到上帝赦免的唯一途徑是悔改。贖罪券只能贖買人世間的懲罰,不能贖買煉獄中的刑罰,因為那是上帝所加的刑罰,教宗無權減免。

路德激怒教廷,被要求到羅馬接受調查,他沒有去,而是寫了更多文章回應、挑戰教廷權威。其中最有影響的〈論基督徒的自由〉系統闡述了「因信稱義」,並說:「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轄。」

路德特別強調,基督徒要自己研讀《聖經》、自己與上帝對話,而非讓羅馬教廷成為人與上帝之間的中間人。這個教義對宗教改革後的世界歷史影響深遠。

喀爾文的放貸學#

路德雖挑戰羅馬教廷,但他對有息放貸也恨之入骨、堅決反對。然而他的論述卻激發了約翰.喀爾文(Jean Calvin)去解放金融。喀爾文當時是日內瓦大教堂的主教,受路德影響,於十六世紀中期為有息放貸「正名」。

喀爾文的論證:既然出租土地和房屋可以合法收地租、房租,為什麼放貸貨幣就不能收「幣租」(利息)?既然可以用貨幣買地買房再出租收租,這與直接把貨幣放貸出去收息,本質上並無差別 ── 接受前者,就應接受有息放貸。

從十六世紀中期起,在喀爾文與其他改革派神學家推動下,基督教世界分裂成兩大陣營:繼續信奉羅馬教廷的天主教,以及抗拒羅馬教廷、對《聖經》(特別是《申命記》)做了修正解讀的新教。

  • 天主教地區: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部分地區等歐洲南部,以及西、葡在中南美洲與亞洲的殖民地,至今仍主要信奉天主教
  • 新教地區:荷蘭、英國、德國、北歐;其中荷蘭與英國信奉喀爾文教派,完全接受其商業倫理,包括有息放貸與「用錢賺錢」的合法性

喀爾文倫理為何影響深遠#

  • 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多是十六世紀接受喀爾文新教的:英國、荷蘭,以及前英國殖民地(美國、加拿大、澳洲等)
  • 如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所言,資本主義的核心是承認並保護「用錢賺錢」的合法性。若無喀爾文對《申命記》的重新詮釋,資本主義在基督教世界就永遠沒有正當性
  • 喀爾文之前,歐洲只有猶太人能合法經營有息放貸;之後從業者範圍大大拓展,加快了金融發展,也為工業革命奠定基礎

金融要發展,首先要在宗教中獲得解放。

延伸引文:勒高夫論放貸者與資本主義

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錢袋與永生》(Your Money or Your Life: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中總結宗教改革對金融資本主義的意義:

「獨燕不成春。一個在煉獄中的有息放貸者造就不了資本主義。一種經濟系統,只有在經歷了各種障礙長跑之後,才能取代另一種系統。……那些有息放貸者就是資本主義的啟蒙者。他們是未來的商人,是時間的商人,從十六世紀開始是金錢的商人。這些人是基督徒。讓他們在資本主義門檻上踟躕的,並不是塵世教會對於有息放貸的判決,而是令人焦慮不安的恐懼,對煉獄的恐懼。在一個任何意識都是宗教儀式的社會裡,障礙首先是 ── 並且最終也是 ── 宗教的。」

思考一下

在韋伯看來,喀爾文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的關鍵。但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前,歐洲也有不少教徒從事有息放貸,例如十四世紀開始的梅迪奇銀行。那麼,為什麼宗教改革對後來的金融發展那麼重要?是韋伯誇大了它的作用嗎?

歐美新教國家為何比天主教國家強大#

香港和澳門都曾被西方殖民者統治,二百多年前幾乎沒什麼差別,都是沿海村莊;今日卻天差地別:香港是超級繁華的現代城市,澳門卻像發展中國家的小城鎮。為什麼?

不只香港與澳門。北美的美國、加拿大,與中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智利、秘魯等國差別更大。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西、葡看重的是土地肥沃、礦藏豐富、氣候適宜的中南美寶地,對貧瘠的北美不屑一顧。可是地理劣勢並沒有妨礙美、加的發展。反差的根源何在?

表層原因是美、加為英國殖民地,拉美為西、葡殖民地。更深層的原因是:英國是喀爾文新教國家,接受改革後的商業倫理、不受羅馬教廷威權約束,並把新教帶到殖民地;而西、葡是天主教國家,十六世紀後沒有接受宗教改革,繼續按教廷規定組織社會與經濟,其拉美殖民地也繼承了天主教傳統。

兩大教派的社會對比#

先看兩大教派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差別:

  • 人均 GDP:一九九一年 GDP 排名前十的國家中,除日本外其餘九個都是新教國家(瑞士、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德國、美國、加拿大、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國家都排在其後
  • 諾貝爾獎:一九〇一至二〇一七年獲獎最多的前十名國家中有八個是新教國家,沒有一個天主教國家;按每百萬人口計算,新教國家更遙遙領先
  • 競爭力與清廉度:一九九五年排名前十五的國家中,除日本外,仍是這些新教國家和地區

自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出版後,許多研究嘗試解釋新教國家的優勢,結論在法國學者阿朗.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信任社會》(La Société de confiance)中得到綜述。白營與龔啟聖教授也依清朝與民國時期資料檢驗,基本支持從教育、不崇拜權威、金融解放這三方面來解釋。

教育與識字率的分歧#

宗教改革的核心教義是反對教會壟斷、不聽信教廷控制。路德強調基督徒要自己研讀《聖經》、自己與上帝對話,《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準則。但若不識字,要如何讀《聖經》?

因此接受新教的地區會大力辦學、掃除文盲。以瑞典為例,路德派教會自十六世紀後期多次發起掃盲運動,且由家庭自行出資掃盲。結果到一七〇〇年左右,八〇%以上的瑞典人都能讀書識字,人力資本品質空前地高。

路德提出「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加劇了兩個歐洲的對立:新教歐洲視書籍為個人解放者,天主教歐洲視書籍為威脅、開始懷疑所有書籍 ── 南歐天主教徒甚至連《聖經》也無法相信,因為它也是書,而教廷不希望人們讀它。於是宗教改革後,天主教社會的文化教育嚴重倒退、文盲率上升;新教國家則文化教育快速發展、文盲大減。

一八五一年的歐洲,新教徒比例高的國家文盲率明顯較低:蘇格蘭、瑞典、英格蘭新教徒逾九〇%,文盲率都低於三〇%;德國逾半人口為新教徒,文盲率約二〇%。而比利時、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幾乎沒有新教徒:義大利文盲率近八〇%,西班牙七二%,法國四五%。

義大利是十四至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到十九世紀怎麼淪為文盲大國?文藝復興要成為改變時代的運動,前提是很多人能讀書、有文化。西元一四八〇年之前,世界上的印刷機基本都在歐洲,而歐洲大部分印刷機又都集中在佛羅倫斯、威尼斯、羅馬等義大利地區,可見文藝復興確實帶動了義大利人的讀書熱情。宗教改革之前,義大利人的文盲程度應低於歐洲其他地方。

從科技發明看,佩雷菲特《信任社會》引用的研究指出,西元八〇〇至一六〇〇年間,西方二五%至四〇%的科技發明出自義大利;但一七二六年至今,義大利的貢獻率降到約三%。中世紀結束時義大利文化大幅領先歐洲,卻和西班牙一樣,等到十九世紀末才將文盲率降至五〇%以下,是最晚完成掃盲的兩個歐洲國家。

宗教改革產生了兩個人力資本截然不同的歐洲。至今新教國家仍各方面領先,天主教國家還沒有從歷史包袱中走出來。

宗教改革後的金融世界#

金融市場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違約風險與逆向選擇;兩者解決好了,借貸成本就會降低。因此可用民間借貸利率高低來判斷金融發展水準 ── 利率越低,市場越發達。

十三至十六世紀,義大利的民間借貸利率在歐洲最低,其次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換言之,宗教改革之前南歐國家的金融水準領先,比同期荷蘭、英國還好。

但宗教改革後情況逆轉:

  • 十七世紀:荷蘭民間借貸利率最低,英國第二,南部天主教國家排名很後
  • 十八至十九世紀:新教國家大幅領先
  • 具體對比:宗教改革前義大利最發達,十六世紀上半葉最低信貸利率仍為五%至一五%;而十七世紀下半葉,英國最低信貸利率已降至一.七五%至四.五%

過去近五個世紀,新教國家在金融、經濟、法治、清廉、科技與創新上都超越天主教國家,香港也領先澳門。這不僅因宗教改革解放了金融,也因路德教義反對權威、解放個人、強調個人權利與責任,使新教國家普遍走向「小政府、大社會」與從下而上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起源於新教國家,並不足為奇。

思考一下

香港與澳門的反差是很好的案例。當年英國與葡萄牙對它們的治理有哪些不同做法?這些做法是造成兩地差距的原因嗎?

重點整理#

  • 基督教對有息放貸的禁止一直延續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先是路德抨擊羅馬教廷腐敗,呼籲教徒自己讀《聖經》、直接與上帝對話,而非透過教廷與牧師這些仲介。
  • 喀爾文受路德影響,於十六世紀中期挑戰教廷對《申命記》放貸禁令的解讀,主張有息放貸與收地租、房租一樣正當;其新教倫理承認「用錢賺錢」的合法性,解放了金融,為資本主義掃除障礙。
  • 北美富有、拉美仍在中等收入陷阱掙扎;北歐富有有序、南歐落後多危機。富國多信奉新教,落後的鄰國多信奉天主教。
  • 新教領先的原因有二:一是解放金融、承認「用錢賺錢」的正當性;二是反對權威、強調個人權利與責任、強調「上帝之前人人平等」,更易發展出「小政府、大社會」的市場經濟。
  • 因路德要求信徒自己讀《聖經》,新教社會必然看重教育、鼓勵讀書,提升人力資本;而拒絕新教的義、西、葡把書籍視為對教廷權威的威脅、反對讀書,使南歐高文盲率維持到二十世紀初。
延伸閱讀:因信稱義的「另類」重要性

路德開啟的「因信稱義」宗教改革重視教育、鼓勵民眾直接閱讀《聖經》,大大提升了識字率。除了教育、不崇拜權威、金融解放這三方面,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還提到新教帶來的另一變化:相較於以往透過捐款、買贖罪券等物質形式競相向教會表態,新教下「如何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死後能進天堂」的心理變得更微妙複雜。

問題在於:在「因信稱義」的體制下,如何證明張三抽象、心理上的「信」比李四更多、更虔誠?若人人口頭宣稱自己信仰堅定,死後人人都能進天堂,那也就等於沒有天堂。因此即使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新教國家,也必須存在一個在人與人之間做出篩選的機制。

這個機制就是:新教鼓勵信徒以現世的世俗成功「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不同於道家、佛教主張與紅塵保持距離的修行,新教十分鼓勵信徒在世做出一番功業 ── 越成功,越可能是上帝的選民。

為何是「證明」而非「博取」上帝歡心?因為主的意志不可揣摩,一個人出生前上帝就已決定他是否選民,這就是「先定論」。信徒無從得知自己是否選民,唯一方式是透過世俗成就向他人「證明」。因而新教信徒追求世俗成就,除了物質享樂外,更多了一層精神信仰的潛在壓力,這也推動了新教國家在發展上的遙遙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