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尤其是現代資本市場,好處很多:促進經濟成長、激發創業創新,更有利於個人和家庭應對風險、保障生活安全,對解放婦女與促進草根創業尤其重要。既然金融市場如此重要,為何各國要等到十九至二十世紀才大力發展金融?為什麼中國要到洋務運動時期,才開始學著發展證券市場?本章就從歷史源頭來回答這些問題。

遠古借貸與金融的起源#

跨期借貸是人類最古老的需求#

跨期交換,幾乎是人類一出現就有的需求。據《經濟學人》二 ○○ 七年的一篇報導,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發現,在以狩獵採集為生的原始社會,一年中有九 ○%的男性會外出參戰,每年有二五%至三 ○%的男性死於戰爭和狩獵;而引發暴力衝突的主因,多是災害等自然風險事件。當時人類的生存風險極高,人與人互通有無以應對風險的必要性也特別高——只是那時還透過部落公有制強制互助,尚未出現貨幣化交換,自然也沒有基於貨幣的借貸。

距今約一萬二千年前,中東肥沃月灣一帶(今敘利亞、伊拉克南部)的人們率先放棄狩獵採集,發明定居農耕,慢慢催生出土地等私有制,私有制又催生出貨幣。即使到了農業社會的發達時期,旱災、水災、蝗災、戰爭等風險照樣會導致大面積歉收、威脅生存。為了平滑收入波動,人們不僅發明儲藏技術,更發明了基於貨幣或實物的跨期借貸。

這也解釋了為何人類並非一進入定居農耕就發明借貸,而要等農業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私有制與貨幣化之後,跨期借貸才應運而生。

古巴比倫的借貸#

最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古巴比倫,跨期借貸催生出記錄交易細節的文字。根據耶魯大學教授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在《價值的起源》(The Origins Of Valu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that Created Modern Capital Markets)中所述,古巴比倫城市裡寺廟是最顯著的建築,扮演徵稅、重新分配物品的角色。對寺廟的自願捐贈逐漸轉為強制性稅負,農夫漁民遇收成衝擊欠稅時,不是寫借條給寺廟,就是向他人借款支付——跨期借貸交易就此被催生出來。

現存最早的借貸文字記載,發生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古巴比倫的烏爾第三王朝,記在陶片上的契約十分簡單,只記載誰欠多少白銀、多少小麥。之後數百年,借貸合約已進化到與現代合約相似的程度:

西元前一八二 ○ 年七月的一片陶片記錄著,一位名叫納比伊利修(Nabi-ilishu)的人從廟中的太陽神(Shamash)那借了九.三三克白銀,保證在收成季節還本付息,並依本金與標準利率計息。陶片上還列出五位見證人的姓名與簽約日期。

西元前十八世紀中葉的《漢摩拉比法典》更明確規定了借貸利率:

如果一名商人提供穀物或白銀的有息貸款,他可就每三百塞拉(sela,以穀物為衡量價值的貨幣單位)穀物向債務人收取一百塞拉作為利息(即利率為三三.三三%),或者每一謝克爾(shekel,即一百八十粒大麥大小)白銀向債務人收取三十六粒大麥大小的白銀為利息(即利率為二 ○%)。

其他反映當時官方法規的紀錄也有類似的利率上限:實物借貸三三.三三%,白銀利率二 ○%。這些刻在陶片與石碑上的文件充分證明,借貸活動在四千五百年前已是正常且相當發達的行為。

古巴比倫實物借貸利率高於貨幣借貸,與毛澤東《農村調查》描述的一九三 ○ 年代中國農村一致,背後是同一個邏輯:穀物放貸多在青黃不接、穀價最高的春季。若以穀物放貸只收一 ○%利息,秋收時穀價大跌,到時還回的穀物折銀可能虧損,實際報酬率甚至為負。因此除非穀物利率遠高於貨幣利率,否則沒人願意用穀物放貸。穀物利率高,並不代表更大的剝削。

中國早期的借貸證據#

中國的借貸最早發生在何時?雖少有人蒐集中國早期借貸合約的考古證據,但可從兩方面推測。其一,中國祖先是世界上第二早放棄狩獵遊牧的人群,約九千年前分別在黃河、長江下游定居發展農耕,比中東人類晚了三千多年。

其二,最晚在周朝就應有相當發達的借貸業務,即距今至少三千年的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比古巴比倫的考古證據晚約二千年。一個有力證據是儒家經典《周禮》(成書應在先秦春秋戰國時期)。

《周禮.地官.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意思是:泉府用市場稅款收購滯銷而切於民用的貨物,按原價收購、逐件標價,以待急需者購買;凡賒取錢物者,為祭祀而賒不超過十天歸還,為喪事而賒則三個月內歸還,均不收利息;凡借貸錢物者,由主管官辨別後授予,按國家規定稅率收息。可見至少到周朝,人們已熟悉賒帳、借款等跨期價值交換業務。

另一部佐證早期中國借貸發達的文獻是《九章算術》(最遲成書於東漢,距今二千多年)。卷七〈盈不足〉與卷三〈衰分〉中均有借貸計息的數學問題:

卷三〈衰分〉:「今有貸人千錢,月息三十。今有貸人七百五十錢,九日歸之,問息幾何?答曰:六錢四分錢之三。」

這些都說明,至少在兩三千年前,借貸在中國已是習以為常之事。可是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卻沒有進一步發展出債券、股票等規範化的大眾金融市場。

思考一下:跨期價值交換是很自然的需求,所以很早就出現跨期借貸並不奇怪。可是,為什麼後來它的發展卻停滯不前呢?

《聖經》對有息借貸的禁止#

跨期賒帳、有息借貸在五千年前的古巴比倫、三千年前的周朝都已出現。但為什麼金融的發展停頓那麼久,直到十三世紀才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威尼斯等城邦發展出公眾債券與基金市場?阻力來自何處?

《申命記》的教規#

在古代中東與歐洲,金融發展的最大阻力來自宗教,來自《聖經》對有息借貸的禁止。《聖經》分《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兩部,由四十多位作者跨越千年寫成。《舊約全書》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教義的共同基礎,三大宗教同源於耶路撒冷,卻在許多方面分歧頗大。

《舊約全書》中的《申命記》(Deuteronomy)由摩西於西元前八世紀寫成,第二十三章說道:

「你借給兄弟銀錢、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都不可以取利。」

「對外方人你可取利,對你兄弟卻不可取利,好使上主 ── 你的上帝在你要去占領的土地上,祝福你進行的一切事業。」

「誰是兄弟、誰是外方人」的不同解讀,決定了過去二千年的金融發展格局,也決定了亞洲以外的人類歷史。

基督教認為只有敵人才是「外方人」,其餘所有人都是兄弟姊妹——因此幾乎不能對任何人有息放貸。從一開始,基督徒就不能從事用錢賺錢的金融業務,直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才改變。

猶太教則認為只有猶太人才是兄弟,所有非猶太人都是「外方人」——因此猶太人放貸給非猶太人可合法收息。約二千年前開始,只有猶太人能在中東與歐洲從事有息借貸(基督徒與穆斯林皆不可,因《古蘭經》同樣嚴禁有息放貸)。

《申命記》為何禁止有息放貸?這部分將在後文系統回答。此處先說明:《申命記》寫成於西元前八世紀,當時中東閃族人多務農、物質不豐,主流價值觀重農抑商、反對把人際關係貨幣化,反對有息借貸並不奇怪。

對基督教社會的影響#

宗教禁令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有多大?關鍵在於你是否為基督徒。對中世紀歐洲人而言,教會是生活的中心,死後上天堂或下地獄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最經典的例子是佛羅倫斯的梅迪奇家族(House of Medici)。喬凡尼.梅迪奇(Giovanni Medici)一三九七年創辦梅迪奇銀行,靠用錢賺錢成為當地最富有的家族。但臨死前兩年,他在病床上日日做噩夢、不能入眠,深怕死後被打入地獄;家人不得不安排牧師每天在病床邊祈禱懺悔,請求上帝諒解。這種恐懼在中世紀的歐洲非常普遍。

教會領袖對有息放貸的攻擊也十分激烈:

聖巴西略與雅克.維特里的講道(點擊展開)

西元四世紀,地中海東岸凱撒利亞(Caesarea)主教聖巴西略(Saint Basil the Great)寫道:「那位充滿爪牙的有息放貸者,看到趴在他腳上的貧困如洗的欠債人,一點不受觸動;他居高臨下地以各種方式侮辱對方,滿嘴髒話醜化對方;他對兄弟同胞毫無憐憫之心……他照樣對那些為他祈禱的謙卑兄弟不領情,殘暴對待別人的懇求,也不被自己的眼淚所感化。」

另一位主教雅克.維特里(Jacques de Vitry)則說:「上帝創造了三類人:一類是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保證所有人的溫飽;一類是騎士,去保衛人們;還有就是牧師,去管理人們。可是,惡魔創造了第四類人,那就是有息放貸者……他們從放貸中收到的利息是多少,就會有多少木材被送到煉獄中去用來燒死他們!」

這類宣講在中世紀很普遍,他們攻擊的「高利貸」並非只指利率高的貸款,而是所有帶利息的貸款。伊斯蘭教也與之類似,《古蘭經》第二章說:「那些吞食利息的人們,他們復活起來,像那中了魔者站立不定……阿拉把交易定為合法的,把利息定為非法的……凡再犯者,這些人是火獄之徒,他們永在其中。」

當社會把所有放貸者都描繪成黑心腸的剝削者,金融市場自然難以發展。

思考一下:觀念影響行為、決定道德倫理。基督教對有息借貸抱持這樣的態度,金融發展出現停頓並不奇怪。可是,為什麼基督教從一開始就對有息放貸有這麼大的敵意?

猶太人為何主宰金融世界#

「猶太商人打個噴嚏,世界上的所有銀行都將感冒。」這類說法雖誇張,卻反映了猶太人的金融實力。全球猶太人口僅約一千五百萬、占世界人口 ○.四%,但全球頂尖企業家、富豪榜前列、財經圈名人(索羅斯、羅斯柴爾德、祖克柏)乃至二戰以來多任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柏南克、葉倫)中,猶太人比例都極高;二十世紀諾貝爾獎得主中,猶太人也占五分之一。

要解釋猶太人為何如此出色,不能止於「好學、勤勞、善於經商」這些表面現象,而必須回到歷史源頭——回到猶太教、基督教對《申命記》的不同解讀。

從流亡到金融家#

猶太人的故事始於約西元前一五 ○○ 年,家園在今以色列一帶。西元前九七 ○ 年所羅門建立以色列王國,興建「第一聖殿」,猶太教逐漸成形。此後屢遭征服:西元前七二二年亞述帝國擊敗以色列王國、迫使北方猶太人流亡(流亡史的開端);西元前五八六年巴比倫攻占南部猶太王國、燒毀第一聖殿、放逐猶太精英;七十年後波斯帝國擊敗巴比倫,解救猶太人並協助建造「第二聖殿」。

西元前六三年,猶太人又被羅馬帝國征服。羅馬人信多神教、猶太人信一神教,雙方互不相容。西元二世紀羅馬皇帝嚴格限制猶太宗教習俗,引發反抗,鎮壓中約五十萬猶太人被殺;西元一三五年起,羅馬軍隊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真正迫使他們大規模流亡。

在基督教成型之前,亡國流浪並非猶太人獨有的經歷。真正讓猶太人命運走向獨特的,是兩門宗教對《申命記》借貸教規的不同解讀。

西元一世紀中葉,耶穌與門徒在耶路撒冷發展出基督教,教義是對《舊約全書》(含《申命記》)的解釋。基督教雖一度被禁,卻不斷向外傳播、組織日益嚴密:西元三 ○ 一年成為亞美尼亞國教、三一九年成為喬治亞國教、三八 ○ 年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到西元四世紀已基本成熟,開始規範社會秩序——其中對《申命記》借貸教規的解讀是「只要不是敵人就是兄弟」,幾乎不能對任何人有息放貸,等同偷盜。西元三三二年起,教會正式禁止有息放貸,違犯者死後將被打入煉獄底層。

而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西元一至五世紀),猶太教學者停止為《聖經》增添內容,轉而著書立規、生活化地解釋《聖經》,包括為「兄弟」與「外方人」下定義:只有猶太人才是兄弟,其餘皆為外方人。於是猶太人幾乎可放貸給所有人、合法收息。

基督教興盛帶給猶太人的機會#

西元四世紀羅馬帝國以基督教為國教時,猶太人約占帝國人口一 ○%、分布各地。隨著基督教成為西歐唯一「政治正確」的宗教,禁止有息放貸的教條成了各地道德準則,當地基督徒不能從事金融——而那時借貸幾乎就是金融的全部。

人們的金融需求只能由猶太人滿足,因為他們為基督徒放貸收息不必擔心死後下地獄。這讓猶太人從西元四世紀起,成為歐洲唯一能合法從事有息放貸的族群、長達一千多年的合法銀行家。這些磨練累積出金融本領與人力資本,主導西方金融至今。

但問題也出在此。從百姓到國王都有金融需求:百姓需「過橋貸款」(編按:過渡性融資,用於臨時資金需求,直到取得永久或下一階段資金),國王則常面臨戰爭融資壓力。向猶太人借錢時心懷感激,還錢時卻心生不滿;加上宗教本就有別、又流傳「耶穌是猶太人殺死的」等反猶言論,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怨恨日積月累,從厭惡演變為深仇大恨,各地開始驅趕猶太人。

歐洲各國驅趕猶太人的歷史(點擊展開)

法國是典型例子:早在西元六二九年國王便要求驅逐不願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此後一 ○ 六五、一一八二、一三 ○ 六、一三二一、一三九六年多次發布驅逐令。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於一二九 ○ 年下令將猶太人逐出英格蘭、威爾斯,該令至一六五七年仍有效。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十四至十六世紀間也多次驅趕猶太人。

猶太人被迫一再往歐洲東部轉移,約一五 ○○ 年來到波蘭,後在俄羅斯境內找到相對安穩的落腳地。至一七六四年,全球約一百二十萬猶太人中,約有七十五萬住在波蘭立陶宛聯邦境內。

可見在巴比倫與羅馬統治時期,猶太人被驅趕並非因金融態度;但在羅馬帝國以基督教為國教後,兩門宗教對有息放貸的不同教規,相當程度造成了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的敵意,導致歐洲一波波驅逐。借貸與生活、王國存亡聯繫最緊密,還債壓力具體而日常,因此這是猶太人在中世紀後期不斷被驅趕的重要原因。

海洋貿易成就了猶太人#

就在猶太人被迫害驅趕之際,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開啟大航海時代,世界貿易從陸路轉向海路。海運降低運輸成本、提升容量與速度、延伸交易範圍,世界進入持續數世紀的第一波全球化——這時分散各地的猶太人網路與職業專長就顯得格外有價值。

由於《申命記》的不同解讀,猶太人早已是歐洲得天獨厚的金融家,海洋貿易崛起增加了金融需求,正對他們有利。此外,猶太人一次次被驅趕、每至一處皆無法獲得土地、難以務農,便只能從事金融與商貿(鑽石、黃金、香料、獸皮、菸草、奴隸等),多個世紀的商貿經驗也成了優勢。

大航海時代把金融與貿易的距離不斷拉遠,跨地區的信任網路變得至關重要。受苦受難二千多年、失去家園又被到處驅趕的經歷,意外地強化了猶太人之間的情感連結與信任,並把這張信任網路鋪展到歐洲與中東各城市。金融與商貿人力資本,加上跨地區信任,讓這個全球性散居民族比誰都更能在跨國貿易中擔任主角。

由憎恨引發的迫害反而強化了猶太人的信任連結,使他們更具跨國貿易優勢。十六世紀起,部分猶太人跨越大西洋來到巴西、墨西哥、秘魯等西葡美洲殖民地,再擴展到荷、英、法的美洲殖民地。從羅馬、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倫敦、巴黎、法蘭克福,到紐約、波士頓、牙買加、聖保羅,到處都是猶太人的關係網,強化了他們在全球化初期從事金融與貿易的優勢。

用客家人的經歷來理解#

如何理解猶太人二千多年的苦難造就了後來的輝煌?我們可以用更熟悉的客家人來類比——客家人的祖先從中原逃難到南方,在海內外商界、學界、政界都不乏成功者,經歷與猶太人頗為相似。

客家人三次南遷的歷史(點擊展開)

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百姓南遷的大遷徙:

  • 第一次:西元四世紀西晉「五胡亂華」時期,洛陽淪陷,部分中原居民逃往閩粵贛邊區,加上南北對峙的續遷,約九十多萬北方人南移,成為第一波客家人。
  • 第二次:中唐至五代十國時期,「安史之亂」、黃巢起義與五代十國戰亂迫使北方百姓持續南逃,兩百年間南逃難民逾一百萬,超過第一波。
  • 第三次:一一二七年北宋淪陷後,金人攻宋,趙家王朝南逃,約五百萬中原百姓奔向粵閩湘贛浙等地。後來明末清初戰亂、太平天國運動、「湖廣填四川」也進一步使客家人流散,部分甚至遷往南亞,或被當作勞工運往馬來西亞、美國、巴拿馬、巴西等地。

並非所有南遷漢人都是客家人,只有閩粵贛系及源自這一系者才是。今日中國境內客家人逾五千萬、占漢族人口五%,海外另有約一千萬分布於八十多個國家地區。

客家人因逃難而離鄉,並非宗教迫害或種族歧視所致,為何經歷會與猶太人相似?二 ○ 一五年香港科技大學白營的博士論文提供了線索:北宋淪陷後的大逃難中,北方難民落戶較多的地區(後來客家人較多的州府),二 ○○○ 年的人均 GDP、夜間燈光亮度與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更高。

關鍵在於科舉。傳統中國農村不允許外地人擁有土地、世代落戶,客家人常被趕到不適耕種的山上,與當地人血腥械鬥不斷(十九世紀中期廣東土客大械鬥死亡近百萬);許多客家人因此住在高山、修建碉堡式土樓自保。

客家人很快發現:讓子孫讀書、考中舉人進士,是被當地人接受、獲得安居權利的唯一出路。一旦族裡有人中舉做官,便不必擔心武力威脅。加上難以得到耕地,更不得不重視教育或往外經商出洋。長此以往,客家人多的地區私塾多、教育水準與人力資本高,成功人才與富商也更多。

同理,二千多年中不斷被驅趕的猶太人,只有透過讀書與經商置業才能出人頭地、獲得社會地位與安居機會。結果是今日美國與西歐的猶太人雖少,卻不僅主宰金融,更在學界、思想界、政界擁有非凡實力。

思考一下:為什麼基督教如此大力反對有息借貸,而猶太教沒有?基督教的願景與金融市場的願景有矛盾衝突嗎?如果有,衝突在哪裡?

重點整理#

  • 早在五千年前的古巴比倫,跨期借貸似乎已滲透人們生活;四千年前借貸合約已接近現代水準,《漢摩拉比法典》更具體規範了借貸利率。
  • 中國《周禮》規定泉府職責之一是對百姓跨期放貸,並界定何時收息、何時不收,說明至少三千年前的周朝已熟悉借貸;《九章算術》的金融數學問題進一步證明,至少二千年前中國人已精通貼現值等現代金融概念。
  • 借貸金融數千年前就已相當發達,卻長期未能進一步發展,直到近代才重新興起。
  • 《申命記》(西元前八世紀,摩西)強調:放貸給兄弟不可收利息,只有放貸給外方人才可以——此原則深深影響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
  • 基督教認為只有敵人才是「外方人」,其餘皆兄弟,基本上禁止有息放貸,使金融在基督教社會難以發展;此立場也影響了《古蘭經》同樣禁止有息放貸的伊斯蘭教。
  • 猶太教則認為只有猶太人是兄弟、其餘皆外方人,故可合法放貸收息。近二千年裡,只有猶太人能在歐洲與中東從事有息借貸。
  • 猶太人僅占世界人口 ○.四%,世界金融產業卻到處是其身影(羅斯柴爾德、索羅斯、摩根、高盛、美國聯準會等),根源正在於對《申命記》的不同解讀。
  • 基督教成為西歐主導宗教後,使猶太人成為歐洲唯一合法的金融家、持續一千多年;歐洲人對猶太人又愛又恨,中世紀後半期不斷驅趕,使約一百二十萬猶太人分散世界各地。
  • 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啟海洋貿易全球化;長距離貿易需要跨區域信任網路支撐,被驅趕而形成的跨國紐帶反而成了猶太人的優勢。
  • 二千多年的流散迫使猶太人注重人力資本的培養。他們的成功可透過客家人的經歷理解:作為外方人逃難、難得安居權,只好逼迫子孫讀書、力爭上游;客家人多的地區至今教育發達、收入更高。
延伸閱讀:人力資本──無形的成長要素

本章透過猶太人的成功,看見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但「人力」(勞動力)與「資本」為何能同時出現在一個名詞中?

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者亞當.史密斯很早就對人力資本有獨到見解。他指出,勞動生產率受制於人們在勞動中表現出的熟練、技巧與判斷力,而這是教育與培訓的結果。他明確把人的才能與教育投入視為資本:「一種費去許多功夫才學會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練的職業,可以說等於一台高價機器。」因此猶太人一千多年磨練出的金融本領具高度不可替代性,收益自然高於普通工人;畫家、律師、醫生的報酬遠高於常人,也是同理。

儘管早期經濟學家已提出豐富的人力資本思想,系統性的人力資本經濟學理論卻直到一九六 ○ 年前後才形成,源於一個「經濟之謎」:

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長期持續成長。依傳統理論,經濟成長由土地、資本、勞動投入決定;但人們用傳統模型測算時,普遍發現產出成長率大於資源投入成長率,二者間出現一個很大的「餘數」——這被稱為「經濟之謎」。要解謎,就必須在傳統生產要素之外尋找成長原因。

二戰及戰後初期正是科技突飛猛進、教育高速發展的時期,人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教育是增進知識、提升創新與技能、增強消化吸收新科技能力的根本途徑,運用到生產中便大大提高效率與品質。這推動學者深入研究教育與經濟的關係。

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於一九五九年發表人力資本理論的第一篇論文〈人力投資 ── 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象徵理論初步形成。他認為人們透過對自身的投資來提升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能力,而學校教育是對人力資本最大的投資;他於一九七九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後貝克爾等學者持續豐富完善,使經濟學從研究資本、勞動等看得見的要素,轉向研究人力資本、企業家精神等看不見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