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講了這麼多社會問題，總會有人跳出來說「我們去改變這個世界吧！」但其實這個世界不需要我們改變——只要恪盡職守、把自己的事做好、不拖累這個世界，就是對世界的貢獻。
然而世界上總有人把自己當成上帝，試圖規劃別人的生活。他們不會赤裸裸這麼講，而是冠以三個借口：
- 「現在的世界不好，我們一同設計並實現一個天堂。」
- 「很多人很可憐，我們要幫助他們。」
- 「我是為你好。」
通向天堂的道路也可能通向地獄#
想重新設計世界的人有兩類：
- 帶有私利動機：如王莽、商鞅，把民眾當試驗品滿足自己的慾望。
- 真心想造天堂：即便當下是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也要為大家設計一個天堂。
法國大革命#
雅各賓派的革命家真心覺得能拯救世界。法國古典主義繪畫的開山鼻祖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在代表作《馬拉之死》中細節設計了馬拉遺言紙條：「請把這五個法郎的紙幣給一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現實中的馬拉（Jean-Paul Marat）確實是有遠大抱負、不謀私利、為民眾鞠躬盡瘁的革命家。但他和他的政治團體卻把成千上萬法國人送上斷頭台——不只是保皇黨，也包括底層民眾、甚至是他們自己的革命戰友。
法國大革命過了 200 多年，法國並無實質性進步：改朝換代 10 次，還在向全世界輸出它的民主與自由。2008 年金融危機時作者去法國，地鐵站裡一群穿著奇裝異服的男女打著標語聲援巴勒斯坦人。朋友解釋：「這就是法國人，他們心懷世界。」
阿根廷的悲劇#
2024 年達沃斯論壇上，阿根廷總統、經濟學家米萊（Javier Milei）講述：
- 19 世紀末，阿根廷通過自由市場經濟，僅 35 年就成為當時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 隨後近一個世紀因激進政策陷入系統性貧窮，拜庇隆（Juan Perón）夫婦所賜。
- 庇隆發明了一種自稱比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美好的「庇隆主義」（實為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與德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混合產物）。第一任期大幅提高勞工福利，卻耗盡阿根廷幾十年積累的財富，讓政府高度腐敗、破壞天主教傳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超過半個世紀。
米萊告誡歐洲領導人：不要試圖為民眾設計什麼好的社會，我們有慘痛的教訓。有理想且一生廉潔無私的人並不少，但這些品質並不能保證他能把事情辦好。
「白左」——西方文明的埋葬者#
「白左」是《牛津詞典》中少數由當代中國人發明的詞彙，指極端自由派（進步主義者），有三個特徵：居高臨下、虛偽、天真。他們不一定都是白人，也包括許多美國亞裔。他們強調政治正確，只關心大而空、無法落實的事。西方「白左」並不認為這稱呼是錯事；中文語境中則帶貶義，令人反感之處在於泛濫的同情心、虛偽的人道、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優越感。
濫用同情心的兩個例子#
對罪犯濫用同情心：美國左派認為罪犯犯罪是因為對他們不夠好，主張：
- 取消最低刑期、大量釋放罪犯。
- 監獄種族比例要協調，更多釋放黑人和拉丁裔罪犯。
- 廢除死刑、取消保釋金、削減警察經費。
- 加州 950 美元以下的搶劫不入罪；強姦罪量刑通常不超過 3 年。
- 改善監獄環境、出獄後政府提供免費住房。
2017 年 3 月加州立法分析師辦公室報告顯示，2016 年看押一個犯人的費用高達 70,812 美元，而當年上哈佛大學一年的學雜費加食宿費是 63,025 美元。媒體嘲笑：「不如讓那些罪犯去上哈佛，反而更省錢。」高就高在看守人工資與醫療費——每人每年醫療費 21,582 美元，是美國人均（10,241 美元）的兩倍。
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資料，美國重罪犯罪率是日本的 20 倍、韓國的 3 倍。德國接近美國，法國甚至超過美國。
歐洲非法移民：歐洲舊大陸原非移民國家（與美、加、澳等新大陸不同），毫無處理移民經驗。大量非法移民與難民成批進入，完全沒有意願融入當地。歐陸左翼勢力更龐大，控制媒體使中間派和右翼的聲音幾乎聽不到；新移民以多元文化之名摧毀當地原有宗教文化，治安惡化、福利開支成為納稅人沉重負擔。
虛偽的人道#
- 福利國家：讓搭便車的懶人受益，慷他人之慨讓別人買單。
- 安置非法移民：一方面歡迎建安置房，另一方面把安置房建在別人的社區；若把非法移民送到他們家，他們反而把人趕走。
- 逆向壓迫與逆向歧視：溺愛式照顧讓弱勢方認為理所當然並索取更多，反而助長民粹主義。
民主富二代#
作者提出一個關鍵觀察：
民主富二代指經歷工業化、現代化、實現基本自由與經濟獨立的幾代人（創業奮鬥的一代）之後的後代。他們生來就在富裕自由的環境中，不了解祖輩爭取權利的艱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尊重他人權利，居高臨下對待他人、濫用同情心。
今天中國社會這幾代人都屬現代社會的創業者，與他們同時代的歐美大部分人則是民主或現代社會的富二代。兩者之間自然有代溝、難以相互理解。
學聖方濟各#
真正的榜樣是中世紀的聖方濟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今天舊金山（聖弗朗西斯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用自己的錢財和生命幫助他人：先把自家布賣了錢救助窮人，被父親打了一頓斷絕關係、失去繼承權。此後 20 多年過著赤貧生活，盡心盡力幫助窮人、病人，特別是當時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痲瘋病人。
如果真想當聖徒，就學聖方濟各——先把自己的財產和一輩子的時間拿出來做善事，不用綁架他人。
今天在中國也有類似做法的人：談論遙不可及的中東頭頭是道，卻從不填自家門前的水坑；對國家宏觀決策指手畫腳，卻不思考改進自己單位的產品與服務。「黃白左」的第二代亞裔移民已在美國出現。
好心辦壞事的現象很普遍#
最典型的例子是家長管教孩子。中國家長活得比世界大部分家長都累，原因就是管了太多不該管的事：
- 孩子讀書時「雞娃」；孩子長大逼買房成家；孩子當爸媽了還傳授所謂的經驗。
- 30 年前的經驗若還有用，家長不教孩子也會從別人那裡學到；社會上見不到了，通常就已失效。用 30 年前的經驗去教育這一代去處理 30 年後的事，恐怕得不到什麼好結果。
兩個印象深刻的案例#
一位朋友：在國內接受良好教育、數學比賽進入國家訓練營、進中國最好大學、美國頂級大學博士、兩家跨國公司工作。40 多歲時發現一輩子都在學別人的東西、跟別人的研究方向，對自我存在價值產生懷疑。他的問題是一切都被父母、老師、社會規劃好了，缺乏自我。
土耳其球星哈坎·蘇克（Hakan Şükür）：退役從政後被政敵清算，流亡美國在矽谷教孩子踢球。2002 年世界盃土耳其 3:0 勝中國。蘇克說中國球員最大問題不是技術或身體素質，而是缺乏對足球的感覺——知道球該往哪裡踢。這種感覺不是天生的，要從小訓練出來。如果從小接受的是沒完沒了的基本動作和體能訓練，長大就不會踢球。南美大量天才球員在小時候就是不受限制地踢球。
朋友不如寵物#
1980 年代美國學者做了一項研究，將實驗者分為「朋友組」「寵物組」「對照組」。結果：寵物緩解壓力的效果遠超朋友，而朋友組受到的壓力甚至比對照組還大。論文發表於 1988 年《人格與社會心理學》。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大家盡可能少干涉他人的事情，給予每個人充分的自由。對於維護社會公德的閒事當然應該管，但除此之外，給予他人最大自由、讓他人自己選擇生活，才是對他人最大的善意。保證每個人都做對事情，是上帝要關心的事情，和我們無關。
在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最重要的是寬容。我們要做的不是讓大家都過和我們一樣的生活，更不是為了讓一些人過上我們的生活而損害其他人的利益，而是盡可能地給他人自我選擇和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