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承接保守主義的實踐問題，回答兩個連貫的問題：為什麼說（曾經的）美國人是保守主義的偉大實踐者？為什麼今天很多中國人在內心深處認同保守主義？吳軍借兩位歷史人物——法國貴族托克維爾與美國總統柯立芝——來還原答案，最後落在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那句名言：「財產，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礎。」
托克維爾是法國人送給美國人的第二次大禮#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父親是差點死於法國大革命的舊貴族。他本人 1805 年出生於拿破崙當政時期，一方面對「暴民民主」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反對王朝專制。
一次考察改寫了政治學#
- 1831 年，26 歲的托克維爾與好友檢察官古斯塔夫·博蒙被派赴美國考察刑法與監獄制度。
- 回國後他把所見所聞寫成《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譯本將近 1000 頁。
- 書中提出「反對暴民的民主」，並從柏拉圖《理想國》《法律篇》談起，分析美國能建成這樣制度的社會根基。
柏拉圖到早期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家，都以為社會不公源於財產不均，因此主張均貧富、等貴賤，或靠道德高尚的「哲學家國王」統治。托克維爾在美國看到空前繁榮的社會樣本後，才發現這些思想家對「平等」與「公平」的理解完全錯了。
美國樣本給出的答案#
托克維爾看到的 19 世紀美國剛起步工業革命，財富累積還不如英法，但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 美國將賺錢視為一種最主要的道德，幾乎所有人都抱持勤勞工作、超越他人的理想。
- 美國主體民族是信加爾文宗的清教徒（Puritan），爱家、重家庭責任；相信自己是被上帝揀選上天堂之人，因此更要按《聖經》努力工作；反對主教制度，認為人在上帝之下皆平等。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這是「因」，資本主義精神是「果」。
- 拥有財產是美國民主制度在經濟上能夠成立的基石。
- 美國的富人不是仇恨對象，反而成為民眾的榜樣——這在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 歐洲相反：貴族精英穿著豪華服裝到街頭煽動民粹；美國的勞工看到華服則想著更努力工作、有朝一日自己也穿上。
托克維爾後來還寫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但只完成第一卷就過世。
美國人說托克維爾是法國人送給美國人的第二次大禮（第一次是北美獨立戰爭中法國的幫助）——把一個人與整個國家相提並論，足見評價之高。美國人自己都說不清楚的社會繁榮原因，竟讓一個法國人找到了。
柯立芝繁榮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
托克維爾沒能親眼看到美國真正的繁榮——柯立芝繁榮（Coolidge Prosperity）。歷史學家談論美國最好的時代時，通常給出兩個：柯立芝時期與柯林頓時期，而從經濟指標看柯立芝甚至超過柯林頓。
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原是第 29 任總統哈丁（Warren G. Harding）的副手，1923 年哈丁突發心臟病過世後接任。1923 年夏天上任到 1929 年 1 月離任，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長近一倍，佔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
柯立芝做對的三件事#
第一，保護有產者#
柯立芝任麻薩諸塞州州長的就職演說說：「弱者的福祉和強者的福祉密不可分……一個人的利益也是所有人的利益……暫停一個人的股息，也意味著停掉另一個人的薪水。」
- 背景：當時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很多人認為資本家太富有、應該限制。
- 他的詮釋：美國人追求的自由建立在尊重個人財產之上。隨意剝奪財產等於剝奪權利與自由。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他認為財產權與個人權利是一回事。
- 20 多年後，大西洋彼岸的納粹政府開始剝奪公民財產，社會自由也就隨之喪失。
成果（柯立芝繁榮的側寫）：
- 失業率僅 3%–4%，達歷史最低（直到新冠疫情前川普當政時才再度接近）
- 中產家庭年均儲蓄額以每年 8% 成長
- 汽車產量比一戰後漲 3 倍，平均每五個家庭擁有一輛
- 1921 年才上市的電冰箱，1929 年已成為中產家庭常見家電
第二，減稅#
- 他強調要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如果剝奪富人財富，窮人也失去富裕的機會。
- 減稅政策並未產生財政赤字，反而因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柯立芝當政期間第一次做到政府債務大幅減少。美國 200 多年歷史上只有兩位總統做到，另一位是柯林頓。
- 歷史學家克洛德·菲斯（Claude Fuess）評論：柯立芝體現了中產階級的精神與希望，能解讀中產階級的期待、表達中產階級的意見。
第三，重視科技、發展新工業#
- 他出身農民，但反對農業補貼，否決了由聯邦政府出面購買農產品的《麥克納利-豪根法案》。
- 推動農業的工業化：大機械、化肥農藥、雜交種子取代小農經濟。1924 年停止政府無償發放種子的項目，改由專業種子公司提供更優良品種。
- 支持新技術、新產業，如民用航空業——當時航空業技術含量最高卻難獲利，政府推動基礎設施與技術革新。
柯立芝的原則值得記住：「如果一個產業能賺錢，政府就不應該再與民爭利；倒是那些暫時不能賺錢、將來卻又特別重要的事情，需要政府扶持。」
用民間慈善解決公平問題#
呼應托克維爾的一個觀點——把創造財富這個經濟問題與救助窮人這個道德問題區分開來：
- 要增加社會財富，就要讓每個人放手賺錢（經濟問題）。
- 為了確保窮人能生活，就要鼓勵富人做慈善（道德問題）。
- 你可以在道德上鼓勵富人救助窮人，但不能在經濟上剝奪他們的財富達到這個目的。
柯立芝從州長任內就在做這件事——表揚慈善家。20 世紀初的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超級富豪絕大多數都是超級慈善家。他舉例：「我們不會因為大學的知識密度比小學高，就廢除大學、把研究資料平均分給一百所小學。」
儘管民眾挽留熱情堪比當年挽留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柯立芝仍決定不再參選 1928 年大選——「十年比任何一個當過總統的人都長——太長了！」
成功源於想通過努力改變現狀的內在動力#
一種流行說法是「19 世紀是英國的時代、20 世紀是美國的時代、21 世紀是中國的時代」。吳軍認為準確的版本應該是：
-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 20 世紀初，英國人做對了事情
- 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末，美國人做對了事情
- 從 1978 年至今，中國人做對了事情
所謂「做對」就是托克維爾與柯立芝所倡導的：讓每個民眾靠自身努力富裕起來，獲得財富，然後通過擁有財富獲得自由；社會不剝奪富人財富，反而樹立為榜樣。
經歷 2000 多年不停改朝換代的中國人，今天更願意接受和風細雨般的改良、在經濟上通過自己努力改變地位——這正是阿克頓勳爵那句話的意思：「財產，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礎。」 21 世紀的美國已背離這個做法；如果中國繼續做對事情，幾十年下來，未來就是中國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