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面者法案：法律之治的考驗#
1722 年的 Windsor Castle 周邊被一群「Blacks」——把臉塗黑藏匿身分的本地人——搞得不得安寧。他們夜裡偷獵鹿、毀馬廄、毀魚塘，向看林人 Baptist Nunn 開槍。
這不是純粹治安事件。光榮革命後執政的 Whig 黨菁英借機把公共草地圈成自家私地：
- William Cadogan 將軍在 Caversham 圈地千畝、養 240 英畝的鹿園——周圍的居民被驅趕，傳統放牧、撿泥煤、撿柴的權利被剝奪
- 首相 Robert Walpole 把里奇蒙公園佔為己用，建狩獵小屋、設置陷阱
1723 年國會通過《黑面者法案（Black Act）》：50 種新罪都判絞刑——攜帶武器、把臉塗黑都是死罪。
但戲劇性的事發生了：
- 1724 年 11 月 Walpole 親自啟動對 John Huntridge（被指控協助偷獵者與「黑面者」）的訴訟
- Walpole 親自從線民收集證據
- 陪審團是地方大地主與紳士——理應同情 Walpole
- 結果：Huntridge 無罪
為什麼擁有國會多數、把法律訂得這麼嚴的 Whig 菁英沒辦法直接讓 Huntridge 被判刑？
因為他們已經不在 17 世紀了。他們不能像史都華王朝那樣換掉不聽話的法官。
「法律之治（rule of law）」已經建立——而 Whig 菁英自己也必須受它約束。
法律之治：多元主義的副產品#
「法律之治」與「依法統治（rule by law）」不是一回事：
- rule by law：統治者用法律管別人，自己不受拘束
- rule of law：所有人（包括掌權者）都受同一套法律約束
在絕對主義下，rule of law 沒有意義——國王為何要平等對待自己與庶民？
它只能在多元政治制度（許多人有發言權、廣泛聯盟）下才合邏輯：當許多團體共享權力、彼此防範時，法律平等適用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英國歷史學家 E. P. Thompson 的觀察：
- Whig 菁英靠著「不能讓國王凌駕法律」的論述打倒了史都華王朝
- 一旦這套論述變成執政基礎，他們就成了自己修辭的囚徒
- 一旦他們破壞它，「皇室特權」可能反過來吞噬他們的財產與性命
- 法律的形式與傳統內含平等與普遍性原則，無法被某一階級獨占
這就是良性循環的核心：
- 多元政治制度孕育法律之治
- 法律之治反過來鎖定多元主義（沒有人能凌駕法律 → 沒有人能成為新獨裁）
- 同時為「更廣泛的政治參與」打開了道路（既然法律平等，為什麼投票權不該平等？）
民主的緩進：英國的擴張選舉權#
英國民主不是菁英主動賜予的，而是普通人在已被打開的政治空間中持續要求的結果。
1830 年代的壓力鍋#
19 世紀初英國社會動盪累積：
- 1811–1816 路德派砸機運動
- 1816 倫敦 Spa Fields 暴動（要求政治權利）
- 1819 年 Peterloo 大屠殺
- 1830 年 Swing Riots（農工抗議生活水準下降）
- 1830 年法國七月革命推翻試圖復辟絕對主義的查理十世
1832 年第一次改革法案#
Whig 黨領袖 Earl Grey 上台。他不是激進派，但理解局勢：
Earl Grey 的國會演說：
「我比任何人都反對年度國會、普選權與祕密投票。我的目的不是支持，而是終結這些希望與計畫……我改革的原則是預防革命的必要……改革是為了保存，不是為了推翻。」
Chartist 運動領袖 J. R. Stephens 則直白點出庶民為何在乎投票權：
「普選權……是刀叉問題、麵包與起司問題……每個工人都有權在背上有件好外套、頭上有頂好帽子、家裡有個好屋頂、桌上有頓好晚餐。」
1832 年改革：
- 選民從成年男性的 8% 增至 16%（總人口 2% → 4%）
- 廢除「腐爛選區」
- 給伯明罕、利茲、雪菲爾等新工業城市代表權
為什麼英國菁英選擇讓步？#
因為「良性循環」已經把鎮壓變得既不划算也辦不到：
- 不划算：包容式經濟制度下菁英早已不靠農奴與壟斷致富，鎮壓會破壞他們已建立的財富體系
- 辦不到：城市化、組織化的工人階級遠比分散農奴難鎮壓；廢除法律之治會把 1688 年以來建立的所有制度推翻
歷史學者 E. P. Thompson 說得最好：
「當 1790–1832 年的鬥爭顯示這個平衡已經改變時，英國的統治者面臨令人警覺的選項。
他們可以放棄法律之治、拆掉精心建立的憲政結構、違背自己的修辭以武力統治；
或者服從自己的規則並交出霸權……他們起初遲疑地走向第一條路。但最終，與其粉碎自己的形象、否定 150 年的憲政合法性，他們選擇向法律屈服。」
後續一連串擴張#
- 1846 廢除《穀物法》
- 1867 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選民倍增、城市選區工人成多數
- 引入祕密投票、嚴罰「treating（請客買票）」
- 1870 年 Education Act 開始系統性免費教育
- 1884 年第三次改革法案：60% 成年男性有投票權
- 1918 年人民代表法：所有成年男性 + 30 歲以上有財產的女性
- 1928 年女性與男性平權
漸進改革的智慧#
漸進改革對菁英較不威脅、較易接受。
- 1832 年若同時拋出選舉權擴張、廢腐爛選區、廢《穀物法》，地主會死命抵抗
- 但分階段就能化解：先擴選舉權，等新代議結構建立後再廢《穀物法》
- 同時避免了「打破舊體制後不知該蓋什麼」的風險（法國革命的恐怖統治、俄國革命的一黨專政都是如此）
保守派 Edmund Burke 1790 年寫道：「極小心地從事拆除一座尚能合理服務社會數百年之久的建築……」他大致看錯了法國（法國革命確實打開了西歐包容的可能），但對英國的看法切中要害——漸進改革是因為能持續推進，所以更具威力、也更難回頭。
美國：托拉斯時代的反撲#
美國在 19 世紀中已建立白人男性普選，但內戰後鐵路、工業、商業的暴富催生了「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與壟斷托拉斯：
- Cornelius Vanderbilt（鐵路）：「我管法律幹嘛？我有權力。」
- John D. Rockefeller：1870 年成立 Standard Oil，1882 年建立全美最大托拉斯，1890 年控制全美 88% 精煉油，1916 年成為世界第一個億萬富翁——當時漫畫把它畫成八爪章魚緊扣國會山莊
- J.P. Morgan + Andrew Carnegie：1901 年成立 U.S. Steel——首家市值破 10 億美元的公司
- 1890 年代家家戶戶熟知的 Du Pont、Eastman Kodak、International Harvester 在各自產業都控制 70% 以上
這顯示一個關鍵命題：單純的市場存在 ≠ 包容式經濟。
任由市場演化，可能變成少數壟斷者的遊樂場，把對手與新技術擋在外面。
包容式經濟需要的是包容市場——讓多數人能參與、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民粹與進步主義的反撲#
廣泛社會團體開始組織反擊：
- Granger 運動（1867 起）：中西部農民聯合對抗鐵路與壟斷
- 1873–1874 Grangers 控制 11 個中西部州議會
- 1892 年 People’s Party 拿到 8.5% 的總統選票
- 進步主義（Progressives）接續：與 Teddy Roosevelt 結合
立法與執法#
關鍵立法：
- 1887 年州際商業法：成立州際商業委員會
- 1890 年雪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至今仍是美國反托拉斯主軸
執行：
- 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1902 年用雪曼法拆解 Northern Securities（J.P. Morgan 旗下）；1906 年 Hepburn 法擴大商業委員會權限
- William Taft（1909–1913）：1911 年拆解 Standard Oil；1913 年通過第十六修正案開徵聯邦所得稅
- Woodrow Wilson（1913–1921）：1914 年 Clayton 反托拉斯法、成立聯邦貿易委員會、1913 年成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 「如果壟斷持續，壟斷就會永遠掌舵政府……如果這個國家有人有錢買下美國政府，他們就會買下它。」（Wilson, The New Freedom, 1913）
自由媒體：Muckraker 的角色#
1906 年 Roosevelt 總統借《天路歷程》中的「揭糞耙者（muckraker）」之名，諷刺那些挖糞的記者——這個詞反而被自豪採用。
關鍵 muckraker：
- Ida Tarbell：1904 年《Standard Oil 史》直接催生了 1911 年拆解
- Louis Brandeis（後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別人的錢與銀行家如何使用它》影響金融監管
-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906 年連載 David Graham Phillips 的「參議院的叛逆」促成第十七修正案（參議員直選）
包容式政治制度允許自由媒體蓬勃發展。
自由媒體又把對包容式制度的威脅資訊散佈出來，動員反抗。
這是良性循環中最關鍵的一環——絕對主義、獨裁政權沒辦法允許這個機制存在。
包裝法院：羅斯福的失敗與啟示#
1932 年 FDR 在大蕭條中當選。失業率 25%、工業生產砍半。新政（New Deal）政策包含：
- 全國工業復興法（NIRA）
- 公共建設管理局（PWA，建造費城三十街車站、Triborough 橋、Grand Coulee 大壩、佛州群島公路）
- 1935 年社會安全法（退休金、失業給付、家庭援助、健保、傷殘給付）
- 國家勞工關係法（強化工會權利）
但最高法院在 1935 年裁定 NIRA 第一章違憲：「非常情況可能需要非常救濟。但……非常情況不會創造或擴大憲法權力。」
Court Packing 計畫#
1937 年 3 月 9 日 FDR 在爐邊談話宣布「司法重組法案」：
- 法官 70 歲必須退休
- 總統可任命最多 6 位新大法官——剛好可以稀釋反對新政的老法官
Roosevelt 的論證：美國是三馬戰車，國會與行政部門齊步前進，「第三匹馬卻不肯動」。
但結果出乎意料：
- 民調顯示僅 40% 民眾支持
- Louis Brandeis 雖然支持新政內容，但反對 Roosevelt 削弱最高法院
- 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有大多數，但眾議院根本不審
-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以「毫無前例或正當性、危險地放棄憲政原則」打回票
- 全院 70 比 20 把法案送回重寫，包裝法院的元素全被剝除
為什麼民主黨同事不挺自己人？#
因為他們明白：
- 今天若讓總統破壞司法獨立，明天總統就能繞過國會
- 1720 年代英國菁英沒有破壞《黑面者法案》案中的法律之治，是同樣的邏輯
- 多元政治制度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抵抗破壞自身的企圖
否則下一步可能是：總統覺得通過立法太麻煩 → 直接以行政命令統治 → 警察關閉國會 → 重寫憲法擴權
這正是 1990 年代秘魯藤森（Fujimori）與委內瑞拉查維茲（Chávez）做的事。
美國的良性循環擋住了這個滑坡。
阿根廷的對照：包裝法院成為慣例#
阿根廷 1853 年憲法也設了與美國最高法院職權類似的機構，1887 年起也能審理違憲。但因為整體制度仍榨取，沒有廣泛社會支持，最高法院從未真正成為制衡力量。
- 1946 年 Juan Domingo Perón 一上台就罷免最高法院 4 位大法官中的 3 位（第 4 位先辭職）
- 隨即任命自己的 4 位大法官，獨裁化
- 1955 年 Perón 被軍事政變推翻；之後文武政權交替都繼續換最高法院
1990 年阿根廷終於迎來首次「民主政府交給民主政府」的權力轉移——但 Carlos Saúl Menem（Perónist）一樣手段照做：
- 提名前向 Justice Carlos Fayt 提議大使職位（被拒；Fayt 寄回自己寫的《法律與倫理》並附上「小心，這是我寫的」）
- 上任三個月內把法院從 5 名擴成 9 名，理由也是「過勞」
- 提名 4 位新法官，立刻有了多數
- 後來再修憲取消連任限制——直到自己黨派內部反對才停下
Argentina 與美國同樣的最高法院制度，為什麼結果完全不同？
因為制度只在廣泛社會支持下才有力量。最高法院能擋下 Roosevelt，是因為國會背後有美國民眾、媒體、其他菁英都在乎這個防線。
Argentina 沒有這個底盤，於是法院年年被換、慣例越久越穩。
良性循環的三大機制#
包容式制度為什麼能持續、甚至擴張？
- 多元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任何個人或派系奪權都會威脅整體平衡，所有有座位的人因此都有動機防範
- 包容經濟與政治制度互相強化：包容經濟去除奴隸與農奴等極端榨取、限制壟斷、減少「奪權的價值」；廣泛資源分配讓鎮壓變得困難
- 自由媒體放大警報：威脅一出現就被廣為知曉、組織反抗
良性循環不是必然或不可逆轉——英國 1745 年面對小僭王的軍隊一度險些翻盤；美國 1937 年差點被 FDR 包裝法院。但多元主義對偏離自身的反彈力夠強，使得這些挑戰沒有得逞。
下一章將看反向的故事：惡性循環。
榨取式制度同樣有強烈的自我延續傾向——往往是不同菁英輪流接手同一套榨取機器，新瓶裝舊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