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了未來，它行得通」：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

「我看見了未來，它行得通」#

1919 年凡爾賽和會召開時，蘇聯沒有代表出席。美國派出年輕外交官 William Bullitt 與資深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出使莫斯科會見列寧。斯蒂芬斯的反應後來成為 20 世紀最著名的一句話：

「我去過了未來，它行得通（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
這句話之後幾十年代表了西方知識圈對蘇聯模式的迷信。

事實上，從 1928 到 1970 年代，蘇聯確實達到驚人的成長：

1928–1960 年國民所得每年成長 6%——可能是當時人類史上最快
1956 年赫魯雪夫對著西方外交官說：「我們會把你們埋掉」
1961 年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教科書預測蘇聯國民所得會在 1984 年（最遲 1997 年）超越美國；1980 年版只把日期延後到 2002 年與 2012 年
連美國中情局都被騙了

本章核心論點：榨取式制度確實能產生成長，但這種成長有兩個內建缺陷——
缺乏創造性破壞，無法產生持續的技術進步
系統內部的派系鬥爭最終會把它撕裂

蘇聯的成長為何可能#

蘇聯模式是史達林（Stalin）一手建立的：

1921 年成立國家計畫委員會 Gosplan
1928 年起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
農業集體化：取消土地私有，把農民趕進集體農場——既是榨取農業剩餘的工具，也造成 600 萬人餓死
重工業優先：把資源從低效率農業強行轉移到工業

為什麼這套低效系統能成長？
因為當資源極度錯配時，即使粗暴地重新分配也會帶來巨大進步。
同樣邏輯適用於加勒比的糖業殖民地：奴隸制不效率，但因為糖在世界市場高價，殖民地仍然繁榮。

為什麼成長注定撞牆#

史達林與後繼者花了數十年改善誘因系統，但怎麼修都修不好——問題不是技術，而是體制本身。

計畫的失靈#

五年計畫上常標「draft」或「preliminary」，唯一一份標記「final」的是 1939 年的輕工業計畫
史達林本人坦言：「真正的方向只在計畫制定之後才會浮現」
Gosplan 的真實角色是幫史達林監視盟友與敵人，而非真正規劃；做決定的人下場可能被槍斃，所以人人迴避決策
1937 年人口普查發現實際人口比史達林宣稱的少 600 多萬——統計組織者被流放或槍決，1939 年重做的「正確版」才被接受

獎金制的扭曲#

1931 年起放棄「不為錢而工作的社會主義新人」幻想，引入工資差等與獎金
獎金與產量掛鉤 → 經理刻意壓低產量，因為達成今年高目標明年會被「向上調整（ratcheted up）」
鋼板「按噸計」就會做太厚；「按面積計」就會做太薄；「水晶吊燈按噸計」就重到無法掛上天花板
1946 年加入「創新獎金」，但因為價格由國家定、與真正價值脫鉤，獎金毫無意義

鞭子與胡蘿蔔#

1940 年法律規定：遲到 20 分鐘或上班怠惰即可判 6 個月勞改外加減薪 25%
1940–1955 年間有 3,600 萬人（成年人口三分之一）被判定違反勞動紀律
其中 1,500 萬人入獄、25 萬人被槍決、250 萬人被流放古拉格

你可以強迫人進工廠，但不能用槍逼人想出好點子。
強迫勞動可以在巴貝多種出大量糖，卻無法在現代工業經濟中產生創新。

唯一例外：軍事與航太#

蘇聯傾盡全國資源於軍事與太空——把第一條狗（萊卡）和第一個人（加加林）送上太空，留下 AK-47。但這是「資源傾倒」的成果，不是制度創新的證據。1987 年戈巴契夫嘗試鬆開榨取式經濟時，共產黨權力立刻崩塌、蘇聯解體——這正是改革對掌權者的真正威脅。

卡塞河兩岸：Bushong 與 Lele 的故事#

剛果境內卡塞河（Kasai）兩岸住著兩個語言、文化、技術風格相似的部落：

東岸 Bushong：富裕，使用混作輪耕系統（番薯、甘藷、樹薯、豆類、玉米）、有狩獵網、治安良好
西岸 Lele：貧窮，村落各自為戰、四處掠奪、不投資長期工具、農業只收一季玉米

兩部落同源、隔著一條船能渡的河，地理、文化、無知都解釋不了差異。
唯一差別：1620 年前後 Bushong 經歷了 Shyaam 國王領導的政治革命，建立 Kuba 王國。

Shyaam 建立的制度雖是榨取式，但仍引入：

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
收稅機制
法律體系與警察
國王須與議會商議（甚至有陪審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罕見特例）

這場政治革命帶動了經濟革命：引入美洲新作物（玉米、樹薯、辣椒）、產量翻倍、結婚年齡降到 20 歲以提早投入勞動力。Lele 男子要到 35 歲才結婚，之前都在「打仗與劫掠」。

Bushong 的成長與蘇聯的成長有同樣邏輯：
中央集權 + 榨取制度可以產生有限成長
但一旦初始的資源重配完成，技術停滯就不可避免——19 世紀末比利時殖民官員到達時，Kuba 王國的技術水準仍與 17 世紀差不多

漫長的夏天：新石器革命的真正起點#

地球氣候在約西元前 9600 年進入「漫長的夏天（Long Summer）」，但人類在中東「丘陵側翼（Hilly Flanks）」轉向農業並非單純由氣候與物種決定。

戴蒙（Jared Diamond）的論點是「容易馴化的物種催生農業 → 定居 → 國家 → 階級」。
本書根據 Natufian 文化的考古證據主張：這個順序倒過來才對。

證據：

Natufian 人在轉向農業前 500 年就已定居（如 Abu Hureyra 村落西元前 9500 年的證據）
墓葬中發現巨大的隨葬品差異——黑曜石、貝飾、犬齒、鹿趾骨——顯示已有財富不平等與階級
Ain Mallaha 遺址中央有一棟特別大的塗灰房屋，幾乎可確定是首領的居所
黑曜石與地中海貝殼的長距離貿易顯示菁英已掌握資源流動

結論：先有制度創新（菁英、財產權、階級），才有定居，再有農業。
這個過程跟 Shyaam 政治革命的邏輯類似——一群人取得權力、強迫他人定居並耕作、從中抽稅。
為什麼 Natufian 而不是其他類似族群完成這個躍遷？多半是歷史的偶然，而非地理或物種決定。

技術不一定帶來生產增加——澳洲 Yir Yoront 原住民拿到鋼斧後只是更常睡覺，因為更容易達成生計需求就沒有再多做的誘因。

馬雅城邦：榨取式制度的政治崩潰#

馬雅文明展示了榨取式成長的第二種終局——不是停滯，而是內鬥導致的全面崩潰。

馬雅古典時期（西元 250–900 年）：

環繞 **k’uhul ajaw（神聖之主）**建立的王朝制度
高度職業專業化（陶工、織工、木工、工具製造）
黑曜石、美洲豹皮、海貝、可可、鹽、羽毛長距離貿易
可可豆作為貨幣
Long Count 曆法統一各城

考古紀錄三個層次都顯示同一個故事：

紀年碑文數：西元 514 年只有 10 處 → 750 年代達到 40 處 → 9 世紀剩 10 處 → 10 世紀歸零
科潘王朝（Copán）：始於西元 426 年的 K’inich Yax K’uk’ Mo’，傳了 16 代到 Yax Pasaj（西元 810 年去世）就終結
黑曜石水合定年：科潘人口從西元 400 年代的 600 人 → 750–799 年達到 28,000 人（比同期倫敦、巴黎還多） → 1200 年回到 600 人左右

馬雅技術停滯的證據很清楚：西元 300 年制度成型後，幾乎沒有重大技術創新。
同時城邦間戰爭加劇——金星被視為戰神、特定軌道相位被認為適合開戰，碑文中「星戰（star wars）」象形字反覆出現。

最終馬雅文明的崩潰伴隨著神聖之主制度的被推翻：

西元 810 年 Yax Pasaj 死後科潘再無國王
王宮被遺棄、紀念碑被毀壞
瓜地馬拉 Petexbatun 地區的神廟被推倒、石塊被改用來蓋防禦工事
整個馬雅地區的中央集權瓦解，貿易、農業、人口連帶崩潰

榨取式制度創造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 → 其他菁英集團有強烈動機推翻現任菁英取而代之 → 內鬥成為系統內建的特徵。
馬雅、後期羅馬帝國、許多非洲與拉美國家都重複這個邏輯。

結語：兩種破局#

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有兩種終局：
撞上技術天花板（蘇聯、Kuba 王國）——資源錯配修完了，沒有創造性破壞就停滯
派系內鬥摧毀國家（馬雅、羅馬末期）——爭奪榨取權的鬥爭撕裂中央集權

當代的中國正處於這條路徑上——和蘇聯一樣令世界震撼的高速成長，但只要政治制度不轉向包容，遲早會撞上同樣的兩堵牆。本書第 15 章會回到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