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貧富版圖的長期格局#

要解釋世界不平等，得先看清眼前的版圖：

• 最富裕的 30 個國家：絕大多數是西歐及其殖民地後裔（美、加、澳、紐），加上日、星、韓、台
• 最貧窮的 30 個國家：幾乎全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再加上阿富汗、海地、尼泊爾
• 拉美內部也有清楚的層級：美加最富 → 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烏拉圭 → 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 → 玻利維亞、瓜地馬拉、巴拉圭墊底
• 這個排序往前推 50、100、150 年都幾乎不變

大部分的世界不平等是 18 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後 才急遽拉開的。

在那之前，今日富國與窮國的差距小得多——五百年前的美洲甚至是熱帶的阿茲提克與印加比北美的石器部落更發達。

但格局也並非完全僵固：日、韓、台、新加坡是後起；阿根廷在 1920 年前迅速崛起、之後長期下滑；蘇聯 1930–1970 高速成長後崩潰。任何理論都必須同時解釋「持續性」與「劇烈反轉」。

本章作者要逐一檢視三種主流解釋——地理、文化、無知——並說明它們為何都不成立。

地理假說#

主流版本#

從孟德斯鳩（Montesquieu）到現代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地理決定論的論點包括：

• 熱帶氣候使人懶散、缺乏好奇心
• 熱帶疾病（特別是瘧疾）損害健康與勞動生產力
• 熱帶土壤貧瘠、無法支撐高生產力的農業

戴蒙（Jared Diamond）的版本則強調**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比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早馴化動植物，因此產生更早的農業、城市與技術。

為什麼說不通#

諾加萊斯（Nogales）一城兩面、南北韓、東西德——同樣的氣候、土壤、疾病環境，結果天差地遠。

地理本身解釋不了這些「圍籬兩側」的差距。

更多反證：

• 歷史反轉：1500 年代墨西哥、秘魯（熱帶與亞熱帶）比北美、阿根廷、智利更富庶；今日完全反過來
• 撒哈拉以南內部反轉：歐洲人到達前最荒涼的南非，今日反而是非洲最富之一
• 熱帶文明史：吳哥、Vijayanagara、阿克蘇姆（Aksum）、印度河谷文明都是熱帶的高度文明
• 疾病不是因，是果：19 世紀英國也充斥髒亂與疾病，後來透過淨水、下水道、公共衛生改善——健康是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是原因
• 東西軸 vs. 南北軸：戴蒙論點解釋不了為何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非摩爾多瓦；也解釋不了同樣處於有利大陸軸線的中國與印度為何長期貧窮

地理假說無法解釋現代不平等的真正成因——工業技術擴散得不均——以及國家在停滯與快速成長間的擺盪。

文化假說#

主流版本#

源自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論點，後來擴大到各種「文化／宗教／價值觀解釋」：

• 非洲人「缺乏工作倫理」、迷信巫術
• 拉美人「mañana（明天再說）文化」懶散
• 中國儒家被指責壓抑成長，又在後來被讚揚為成長引擎
• 中東貧窮被歸咎於伊斯蘭

為什麼說不通#

文化的某些面向（信任、合作）確實重要，但這些是制度的結果，不是制度的原因。

諾加萊斯南北、南北韓彼此「文化」差異是發展路徑分歧後的副產物。

關鍵反例：

• 剛果王國（Kingdom of Kongo）：1483 年起接觸葡萄牙人，國王皈依天主教，首都 Mbanza 在 1500 年人口 6 萬，比倫敦還大。葡萄牙人推廣輪子、犁與書寫，剛果人卻只熱衷學會一樣東西——槍，因為可以更有效率地抓奴隸去出口。問題不是「文化抗拒科技」，而是制度沒有給長期投資的誘因

• 新教倫理失效：天主教法國、義大利後來追上荷英；東亞奇蹟與基督教毫無關係
• 中東不是因為伊斯蘭：這些國家共同經歷了鄂圖曼帝國 + 英法殖民 + 後殖民威權的制度路徑。1805–1848 短暫脫離鄂圖曼控制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時期）就出現了現代化與成長
• 英國殖民地內部差異：美加澳富裕、獅子山與奈及利亞貧窮——「英國文化」解釋不了這個差距
• 歐洲後裔比率：阿根廷、烏拉圭比加拿大、美國有更高比例歐洲後裔，卻沒有更富裕；日本與新加坡幾乎沒有歐裔，卻一樣繁榮
• 中國的擺盪：毛澤東的飢荒不是「中國文化」造成，鄧小平改革後的成長也不是「文化突變」，而是政治路線改變

無知假說#

主流版本#

這是最受經濟學家與政策圈歡迎的解釋：

• 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領導人「不知道」哪些政策能致富
• 經濟學的職責就是找出市場失靈、提供正確政策建議
• 只要顧問講對話、政客學會教科書，繁榮就會到來

為什麼說不通#

真正的問題不是政客「不知道」什麼是好政策，而是他們知道，但選擇不做——因為壞政策對他們的政治生存反而更有利。

加納（Ghana）的兩個案例特別清楚：

• 努克魯瑪（Kwame Nkrumah）任內蓋了種種荒謬工廠——例如把皮革從北方運 500 英里到南方鞣製，再運回 200 英里到中部 Kumasi 做鞋，再運 200 英里送到南方銷售。他身邊有英國經濟學家 Tony Killick 與諾貝爾獎得主 Arthur Lewis，他們都告訴他這不合理。錯不在無知，而在這些工廠是買政治支持的工具
• 1971 年布西亞（Kofi Busia）總理被迫向 IMF 求援、執行貨幣貶值。他清楚知道後果，但城市暴動隨即引發政變，他被推翻——他的所有政策不是因為無知，而是政治算計

「只要派專家給對建議就能設計出繁榮」是工程師思維的妄想。

國家會做出傷害人民的政策，是因為掌權者用政策買支持、保政權、奪財富——這是政治選擇，不是知識落差。

中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轉折，不是因為共產黨「終於懂了集體所有制不好」，而是鄧小平與盟友在政治鬥爭中勝出，制度改變因此發生。

為什麼必須回到政治#

本書的核心立場：要理解世界不平等，不該問「哪些政策能致富」，而要問「為什麼有些社會被組織得如此低效、傷害多數人」。

這需要從經濟學跳出來，研究決策實際如何發生、由誰做、為何這樣做——這就是政治。

經濟學家勒納（Abba Lerner）在 1970 年代說過：「經濟學能成為社會科學女王，是因為它把已經解決的政治問題當成自己的領地。」本書要做的正好相反——把那些被經濟學擱在一邊的政治問題，重新搬上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