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抄襲指控,是否該毀掉一個人的人生?
Frozen 與 Dorothy Lewis 的震驚#
2004 年春天,精神科醫師 Dorothy Lewis 接到紐約朋友 Betty 的電話。Betty 看完百老匯話劇《Frozen》(編劇是英國劇作家 Bryony Lavery)。
「她說:『不知為何,這齣劇讓我想起妳,妳真的應該去看。』」Lewis 回憶。Betty 告訴她劇中有個角色是研究連環殺手的精神科醫師——「我跟她說:『我去看那個的需要,跟我去月球的需要一樣多。』」
Lewis 研究連環殺手 25 年了。她與神經學家 Jonathan Pincus 合作發表大量論文:
- 連環殺手往往有可預測的心理、生理、神經學失調模式。
- 幾乎都是兒時嚴重肢體與性虐待的受害者。
- 幾乎都有某種腦傷或精神疾病。
1998 年她出版回憶錄《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她是 Ted Bundy 上電椅前最後一個探訪者。
但電話接連不斷。《Frozen》在百老匯獲得喝采、被提名東尼獎。所有認識 Dorothy Lewis 的人看完都對她說「妳真的該去看」。6 月,劇場有人邀請她在演後座談。她答應,並請對方寄劇本——「我想先讀。」
她的劇本「就是我」#
劇本一開始,一個短語抓住她的眼睛:「it was one of those days」——她書中描述過的某個殺手用過完全相同的表達。她以為是巧合。
接著飛機上的場景,一個叫 Agnetha Gottmundsdottir 的女人正在打字給同事——一位叫 David Nabkus 的神經學家。
Lewis 開始一行一行畫線:
真實的 Lewis 劇中的 Agnetha 任職紐約大學醫學院 「紐約醫學院」 與 Pincus 研究 15 名死刑犯腦傷 Gottmundsdottir 與 Nabkus 研究 15 名死刑犯腦傷 檢查連環殺手 Joseph Franklin 時被聞 Agnetha 被連環殺手 Ralph 聞 檢查 Ted Bundy 時親他臉頰 在某些版本中,Agnetha 親 Ralph 拿著黑色拖箱衝出家門 一個大黑包+拖箱,衝出去演講 兒時咬妹妹肚子 幻想攻擊空姐「咬她的喉嚨」 「整件事就在那裡。我坐在家裡讀劇本,意識到那就是我。我感覺被搶劫、被侵犯——好像有人偷了我的——我不相信靈魂——但如果有的話,有人偷了我的本質。」
Lewis 沒參加座談——她請了律師。然後從紐黑文下來看《Frozen》。演後觀眾問:「Bryony Lavery 從哪裡得到精神科醫師這個角色的靈感?」男主演回答:「她說她在一份英國醫學雜誌讀到的。」
Lewis 說:「我不在乎她寫一個對額葉、邊緣系統感興趣的精神科醫師——這在公共領域。
我每週在《Law & Order》、《CSI》看到他們用我和 Jonathan 的研究——那很棒。
但她做了更多——她拿走了我自己人生的東西,那才是讓我感覺被侵犯的部分。」
律師請 Lewis 列出她認為有問題的部分——共 15 頁。第一部分是主題上的相似;第二部分(更具殺傷力)是 12 處幾乎逐字相同——約 675 字——與一篇 1997 年描寫 Lewis 的雜誌人物特寫。
文章標題《Damaged》,1997 年 2 月 24 日《紐約客》。
作者是 Malcolm Gladwell。
抄襲?被抄襲者本人寫這篇文章#
Gladwell 自己——以受害者身分被請入這場爭議。
他 1996 年秋寫《Damaged》:去 Bellevue 醫院 Lewis 辦公室、看連環殺手影帶、到 Missouri 旁聽 Joseph Franklin 受審(Franklin 自承槍擊民權領袖 Vernon Jordan、色情雜誌商 Larry Flynt)。
Gladwell 寫的對話(幾乎一字不差被搬上《Frozen》):
「我不能說我有(後悔)。」Franklin 停頓,「我唯一抱歉的,是它不合法。」
「什麼不合法?」
Franklin 像被問當下時間:「殺猶太人。」
還有 Gladwell 寫的這句:
「邪惡之罪與疾病之罪的差別,是『罪』與『症狀』的差別(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in and a symptom)。」
這句被搬上《Frozen》——不只一次,是兩次。
Gladwell 傳真 Lavery 一封信:
「我很高興成為其他作家的靈感來源。如果你曾請求我同意——即使大量引用——我都會樂意答應。但未經我同意的擷取,是偷竊。」
但他開始有第二想法#
「雖然我說自己被搶了,但我不覺得。我也沒有特別生氣。
聽說《Frozen》和我文章的呼應後,我跟朋友說的第一件事是『這是我這輩子唯一上百老匯的方法』——只是半開玩笑。
某種程度上,我把 Lavery 的借用視為一種讚美。
一個更精明的作者會把所有 Lewis 的指涉換掉、重寫所有引語,讓來源無從辨識。但如果 Lavery 把靈感來源偽裝起來,我會更好過嗎?」
而 Lewis 為了打官司,要求 Gladwell 把文章的著作權轉讓給她。Gladwell 同意,又改主意:
「Lewis 告訴我她『想要拿回自己的人生』。但要拿回她的人生,她得先從我這裡取得——這聽起來有點奇怪。」
讀完《Frozen》劇本——「令人屏息」。
「我沒有覺得我的文字被奪走。我感覺它們成為某個更宏大目的的一部分。
Bryony Lavery 看了我一篇文章、有了回應、把它用在一件藝術作品裡。現在她的名譽支離破碎。
某種程度上,這似乎不對。」
三個案例:什麼算抄襲,什麼不算#
Beastie Boys 的 6 秒採樣#
1992 年 Beastie Boys 在《Pass the Mic》一開始用了爵士長笛家 James Newton 1976 年作品《Choir》的 6 秒採樣——一段 multiphonics 技巧(吹奏 C 音同時假音唱 C, D♭, C 三個音)。
音樂版權分兩層:
- 錄音表演:Beastie Boys 付了費。
- 底層作曲:Beastie Boys 沒取得授權。
Newton 告了——輸了。
Beastie Boys 的專家證人、紐約大學音樂教授 Lawrence Ferrara:
- 「就那 3 個音——C, D♭, C。就這樣!」
- 「這不過是一個 mordent(震音)、一個 turn——已經被用過幾千次幾萬次。沒人能說它屬於他。」
Ferrara 接著彈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開場 4 音:G, G, G, E♭。明顯是貝多芬,但是「原創」嗎?
- 其他作曲家寫過同樣的音。
- 貝多芬自己在某首鋼琴奏鳴曲裡也寫過。
- 「da-da-da dummm」——那是另一回事(音、節奏都對)。但純粹的音高 G, G, G, E♭,沒人擁有它。
Lloyd Webber 的反控#
天主教民歌作曲家 Ray Repp 控告 Andrew Lloyd Webber——說《歌劇魅影》1984 年的〈Phantom Song〉開場與他 1978 年的〈Till You〉極相似。
Ferrara 同樣為 Lloyd Webber 作證:
- 確實兩首前幾小節驚人相似。
- 但 Ferrara 翻了 Lloyd Webber 1978 年前所有作品——
| Lloyd Webber 1969–78 作品 | 對應〈Phantom〉 |
|---|---|
| 〈Benjamin Calypso〉(《約瑟的神奇彩衣》) | 〈Phantom Song〉前半段一模一樣 |
| 〈Close Every Door〉(同一齣 1969 年版) | 〈Phantom Song〉後半段一模一樣 |
「Lloyd Webber 1984 年寫了一個東西,是他從自己借來的。」
兩個案子告訴我們什麼#
| 案件 | 為什麼不算偷 |
|---|---|
| Choir | 太微不足道、非原創 |
| Phantom | 控告者所稱的部分不是控告者的原創 |
著作權法的核心不是「不可偷竊」。
它的核心是「有些情況下你可以借用」。
- 過了著作權期限 → 公領域,誰都可以複製。
- 你發明了乳癌療法 → 專利保護你 20 年,之後誰都可以仿製。
這個平衡寫在憲法裡:「國會有權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的進步,為有限期間——注意這個『有限』——授予作者與發明人對其作品的專屬權利。」
文字屬於誰?Stanford 法學教授 Lessig 的論點#
Lessig 在《Free Culture》中寫:
「在日常語言中,把著作權稱為『財產權』有點誤導——
如果我拿走你後院的野餐桌,我拿走了一件物品,而你失去了它。
但如果我拿走你『把野餐桌放在後院』這個好點子——例如我去 Sears 買一張、放我家後院——我『拿走』了什麼?
重點不只在物品 vs. 點子,而是——幾乎所有放出到世界上的點子,都是免費的。
我複製你的穿衣方式並沒有從你那裡拿走什麼——雖然如果我每天都這樣做,我可能看起來怪怪的 ⋯⋯
傑佛遜說過:『從我這接受一個點子的人,自己受到指引而沒有減少我的;正如從我這引火點燃自己火炬的人,得到光卻沒讓我變暗。』」
Lessig 認為,近年法院與國會在「個人 vs. 公共利益」的這條線上,過度向私人利益傾斜。
但即使最極端的智財權論點也承認它有界限——爭論大多在「線該畫在哪裡」,而不是「該不該有線」。
但抄襲(plagiarism)卻是個例外#
規範作家何時可以複製他人的倫理規則,比最極端的智財權立場還極端:
在文學領域,我們不知為何決定了——複製永遠不可接受。
哈佛法學教授 Laurence Tribe 1985 年著作《God Save This Honorable Court》被指控從歷史學家 Henry Abraham 借用——保守派《Weekly Standard》Joseph Bottum 的「決定性證據」是這 19 字句子:
「Taft 公開宣布 Pitney 是法院中『軟弱的成員』,他無法分派案件給他。」
就這 19 個字。
音樂界的「世系學」#
Gladwell 拜訪一位音樂界朋友,住上東區。朋友從一堆 CD 中隨機挑:
| 後期歌曲 | 早期源頭 |
|---|---|
| Shaggy〈Angel〉 | Steve Miller Band〈The Joker〉的低音線 |
| Led Zeppelin〈Whole Lotta Love〉 | Muddy Waters〈You Need Love〉 |
| Shabba Ranks〈Twice My Age〉 | 70 年代芭樂歌〈Seasons in the Sun〉 |
| Wham!〈Last Christmas〉 | Barry Manilow〈Can’t Smile Without You〉、Kool and the Gang〈Joanna〉 |
| Nirvana〈Smells Like Teen Spirit〉 | Boston〈More Than a Feeling〉 |
| Rod Stewart〈Do Ya Think I’m Sexy〉 | Jorge Ben Jor(巴西)〈Taj Mahal〉 |
最後一個尤其震撼——〈Taj Mahal〉的開場是南美風格——但聽到副歌時 Gladwell 笑出聲——幾乎一音不差地,就是〈Do Ya Think I’m Sexy〉的 hook。
朋友的朋友有「數百個這種例子」。
這些例子讓他不舒服嗎?當然沒有——
因為他懂音樂,懂這些「借用、調整、轉化」的影響模式正是創作過程的核心。
抄襲確實會走過頭——但過度警戒地監管創意表達同樣危險:
- 如果 Led Zeppelin 不能從藍調汲取靈感,我們不會有〈Whole Lotta Love〉。
- 如果 Kurt Cobain 不能聽〈More Than a Feeling〉、挑出他喜歡的部分加以轉化,我們不會有〈Smells Like Teen Spirit〉。
- 在搖滾的演化中,〈Smells Like Teen Spirit〉比〈More Than a Feeling〉是真正的進步。
「成功的音樂高管必須懂得區分轉化性的借用(transformative)與衍生性的借用(derivative)。」
而這個區分——正是 Bryony Lavery 抄襲爭論裡所缺失的。
Lavery 來訪:她到底借了什麼#
那年 10 月初,Lavery 來 Gladwell 家。50 多歲、短金髮、淡藍色眼睛、牛仔褲、寬鬆綠襯衫、木屐——前一天《紐約時報》劇評對她新作《Last Easter》不友善。
「對不起。」她說。
Lavery 解釋自己的寫作過程:「像煮湯——東西會慢慢凝聚。」她讀過《沉默的羔羊》,也看過約克郡殺手 Myra Hindley 與 Ian Brady 受害者的紀錄片。其中一位倖存者說:「如果那男人現在出獄——我是個寬恕的人,但我無法寬恕他。我會殺了他。」
接著 Lavery 母親因簡單手術中外科醫師戳穿子宮、引發腹膜炎而去世——
「她 74 歲。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完全寬恕了那位醫師。我覺得那是一個誠實的錯誤。」
但她又想到自己生命中對某些人懷有多年不諒解——「很多方面,《Frozen》是嘗試理解寬恕的本質。」
劇中三個角色:
- Ralph:綁架謀殺女孩的連環殺手——靈感來自 Ray Wyre & Tim Tate 的書。
- Nancy:被害女孩的母親——靈感來自《衛報》Marian Partington 的文章(她妹妹被連環殺手 Frederick & Rosemary West 殺害)。
- Agnetha:紐約來英國檢查 Ralph 的精神科醫師——「我想要一個能解釋『何以能寬恕殺女兒之人』、能解釋連環殺人不是邪惡之罪而是疾病之罪的科學家。」靈感來自 Gladwell 的文章(轉載在英國刊物上)。
為什麼沒註明出處?#
Lavery 沒有答案。
「我以為這樣使用沒問題,從沒想到要問你。我以為那是『新聞(news)』。」
她自己也知道這聽起來糟糕——「我把那篇文章放在一個大資料夾裡,那資料夾在伯明罕首演時搞丟了。」
但她對另一位「來源」非常謹慎#
Lavery 寫《Frozen》時,寫信給 Marian Partington 告知她大量參考她的經歷。倫敦演出時兩人見面交談。早在抄襲爭議浮現之前,Partington 就已在《衛報》訪問中說過:
「Lavery 知道她欠 Partington 文字的債、急於承認——『我永遠提及它,因為我意識到我欠 Marian Partington 那篇文章慷慨度的巨大恩情 ⋯⋯ 寫這種東西必須非常小心,因為它觸及人們碎裂的人生。』」
Lavery 不是對所有人的智財權都漠然——
她只是對 Gladwell 的智財權漠然。
因為在她眼中,從 Gladwell 那裡借來的東西「不一樣」——它是「news」。
她借了:
- Pincus 進行神經學檢查的描述。
- 長期高壓下神經學影響的描述。
- Franklin 的電視訪談譯文。
- 一段對受虐兒童的研究引文。
- Lewis 對邪惡本質的引語。
- 像「皮質層、特別是前額葉皮質的功能,是調節從腦中湧出的衝動、提供判斷 ⋯⋯」這類技術性句子。
Gladwell:「這種句子很難對其作者身份感到驕傲——我猜它是我從某本教科書改寫的版本。
Lavery 知道沒註明 Partington 是錯的——因為借用一個妹妹被殺女人的個人故事,那個故事對其擁有者有真實的情感價值。
而生理功能的樣板描述呢?屬於同一聯盟嗎?」
「藝術」與「抄襲」的真正分野#
Lavery 如何使用 Gladwell 的文字也很重要——
借用越線,是在它被用於『衍生作品』時。
- Doris Kearns Goodwin 寫甘迺迪家族史,借用另一本甘迺迪家族史而不註明 → 越線。
- 但 Lavery 不是寫另一篇 Lewis 的人物特寫——她寫的是一齣全新的劇:「如果母親遇見殺女兒之人,會怎樣?」
她把 Lewis 的研究與生平輪廓當作一個讓那個對峙顯得真實的『建材』。
這不就是創意應該運作的方式嗎?
舊文字服務新點子不是問題。抑制創意的是『新文字服務舊點子』。
而抄襲指控的第二個問題:它已脫離「什麼東西抑制創意、什麼東西不抑制創意」這個更廣的問題。
我們接受一個作家可以對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做完整模仿——有多少連環殺手小說是從《沉默的羔羊》複製出來的?
但當 Kathy Acker 把 Harold Robbins 的性愛場景一字不差放進諷刺小說,她被罵抄襲、被告。
Gladwell 在報社時,記者常被派去「match」《紐約時報》的故事——做一個別人點子的新版本。
但如果我們抄了《紐時》任何字句——即使是最平庸的措辭——那是足以解雇的罪。
抄襲倫理已變成「小差異的自戀(the 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
因為新聞業無法承認自己嚴重衍生的本質,它只好在『句子層級』上強制原創。
Lewis 真正受傷的,不是抄襲,是「藝術」#
Lewis 告訴 Gladwell——讓她最受傷的,是劇中 Agnetha 與合作者 David Nabkus 有外遇情節。她擔心人們會以為她跟 Pincus 也有外遇。
「那是誹謗。我在那角色裡可被辨認。已經有很多人打給我說『Dorothy,那是妳』⋯⋯ 如果之前一切都是真的,那這外遇也會在人們心裡變成真的。」
Gladwell 的回應:
「Agnetha 不是 Dorothy Lewis——她是一個虛構角色,從 Lewis 的人生取材,但被賦予完全想像的境遇與行動。
Lewis 親 Bundy 是因為 Bundy 先親她——回應一個吻和主動發起一個吻,差別很大。
Agnetha 一出場時衝出家門、想著殺人念頭——這場戲的戲劇功能是讓我們覺得『Agnetha 瘋了』。
但 Lewis 一個無可逃避的事實是:她不瘋——她以對自己與工作的不可動搖的掌控,幫助人們重新思考犯罪概念。
Lewis 不只是因為 Lavery 複製她的人生而難過——她也因 Lavery 改寫她的人生而難過。
她難過的不只是抄襲,她難過的是『藝術』——舊文字服務新點子——
而她的感受完全可以理解,因為藝術的改寫,可能與抄襲的偷竊一樣令人不安、傷人。
只是『藝術』不是違反倫理。」
終曲:抄襲的鎖鏈#
Gladwell 讀《Frozen》的劇評時注意到——批評家一次次(未註明出處)使用某種版本的這句: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rime of evil and a crime of illnes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in and a symptom.」
這是 Gladwell 的句子。Lavery 借走了;現在劇評家從她那借走。
抄襲者本身被抄襲了。
而這次沒有「藝術」防禦——這句話沒有產生新意義。這也不是「news」。
但 ⋯⋯Gladwell 真的擁有「sins and symptoms」這個措辭嗎?
結果——甘地(Gandhi)有一句語錄就用了同樣兩個詞。如果認真翻閱英文文學,會發現「邪惡之罪」與「疾病之罪」的路上佈滿前人的腳印。
〈Phantom〉案的中心事實是——
Repp 若真借了 Lloyd Webber 也不知道;Lloyd Webber 也不知道自己從自己借了。
創意產物——如 Lessig 提醒我們——有許多生命:
- 報紙來到家門口。
- 變成人類知識的一部分。
- 最後拿來包魚。
當點子過渡到第三、第四生命,我們失去對它從哪來、往哪去的追蹤。
抄襲基本教義派的最終不誠實——
鼓勵我們假裝這些影響與演化的鎖鏈不存在,假裝作家的字句有處女般的誕生與永恆的生命。
「我可以為發生在我文字上的事感到憤怒——
我也可以單純承認:我與那句話有過漫長美好的旅程——然後放手。」
Lavery 坐在 Gladwell 廚房:
「這真是該死,因為它攻擊我對自身性格的觀念。我必須為粗心承擔痛苦 ⋯⋯我從沒想過自己在做錯事,然後文章在《紐約時報》、全世界各大洲爆發。」
她開始哭。「我還在堆肥(composting)這件事。它會有意義——不論那意義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