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財富

一場棒球比賽的隱喻#

2012 年 10 月，作者支持的華盛頓國民隊（Washington Nationals）首度打進季後賽。在五戰三勝的分區系列賽中，國民隊在 Game 4 演出史詩級逆轉——明星球員 Werth 在九局下半轟出再見全壘打。決勝戰 Game 5 國民隊一度大幅領先 6 分，卻在第九局被聖路易紅雀（Cardinals）連得 4 分逆轉。

整座球場的失望情緒「奇怪地令人興奮」——
這份集體失望會成為球隊敘事的一部分。
這份共同記憶讓球迷之所以是球迷、球隊之所以是球隊。

這不只是體育心理學，也是經濟學：

棒球的價值是集體性的——球員的努力、球迷的熱情、球團的營運，缺一不可。
球團估值十億美元的前提，是有數百萬人願意進場、看電視、買周邊。
1994 年大罷工拖垮球迷興趣，棒球從此失去「美國國球」的地位——濫用議價力可以摧毀整個事業的根基。

棒球是經濟的好比喻：
價值本質上是社會性的（social）。
生產力與稀缺塑造分配。
議價力決定誰拿走多少。
但濫用議價力可以引發反作用，威脅整個體系的根本價值。

「我」是不是被公平地給薪？#

作者直白地反思自己：他是否被《經濟學人》公平地對待？

我喜歡相信自己很擅長這份工作。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議價力大致只是「我可以離開，看《經濟學人》要不要我」——而事實上能勝任我這份工作的人很多。
我長時間工作的真正原因不是利潤分享機制（那個連結太弱），而是因為——
《經濟學人》的價值是社會性的，而這個社會性價值只分配給有限數量的「經濟學寫手」位置。我的努力是為了把自己卡進其中一個位置、製造「不可或缺」的印象——得到那個位置才是真正的獎賞。

這不是個人故事，而是整個經濟的縮影。

重新定義「人類的財富」#

人類的財富受限於我們生產有價值之物的能力。而生產有價值之物，越來越倚賴資訊的收集、處理與管理。
沒有「能做什麼、應做什麼、如何做最有效」的知識，就沒有價值。創造這些知識的，是公司、城市、國家等資訊處理結構——也就是社會制度本身。
換言之：人類的財富是社會性的（societal）。
但分配並不依市場或人們對應得分配的看法——而是取決於有權者用其權力保住多少。

這不是激進的話。人能拿就拿；只有對抗力量的相互制衡與大眾的容忍度，才能限制這個本能、創造能限制這個本能的制度。

比爾蓋茲為什麼是比爾蓋茲？#

我們無法想像沒有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天賦與努力，會有今天蓋茲的財富。

但是有兩種「想像替代世界」的方式很容易：
在現代美國的制度框架中，沒有蓋茲，會有別的某人創造出類似規模的財富。
把蓋茲放在 1700 年代的法國或今天的中非共和國，他不會成為蓋茲——那些社會不容忍創業資本主義、沒有矽谷工程師社群。
換言之：人們並不創造自己的財富——他們繼承財富、佔據被國家保護的利基、或者極少數情況下憑著聰明與運氣，把一個構想注入一群人，那群人在合適環境中演化成「能創造價值的有機體」，創辦人才能拿走其中很大一塊。
Microsoft 之所以是 Microsoft，到了某個時點之後，它作為資訊處理有機體本身比蓋茲個人更關鍵。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機器人單純地全部接管所有工作，事情會清楚得多——一群機器人遛狗、收垃圾，旁邊一堆失業的人。問題會很尖銳，但至少透明。

真實情況是模糊的：
新技術的衝擊被工業時代的制度折射、稀釋。
工人為了活下去而接受降薪，於是企業把人配置到低生產力工作上——表面上失業沒那麼嚴重。
但這個過程同時讓社會看起來比實際上更窮：政府難以管理低薪、無誘因投資自動化。
結果：社會比應有水準更窮。

這個過程不會自動結束，除非：

技術出現劇烈變化（難以預測）；
或是經濟制度本身發生轉變——較容易思考的方向。

因為「重分配」幾乎一定發生在民族國家內，每個社會（無論本國勞工是高生產力還是低生產力）都有動機把界線盡量收窄——讓「自己人」吃這塊餅。
這不是反對重分配的論點。重分配對低生產力工人是必要的，因為：
過度的所得失衡是對正義感的冒犯。
努力與創意應該被獎勵，但「被生在生產性高的市場社會」這個運氣不該被獎勵。
而且社會所有成員都以我們不一定看得見的方式對它的可持續性做出貢獻。

一個荒謬的現狀#

技術進步的「目的」（如果有的話）是改善人類生活、讓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過得好。
那麼為什麼一定要用「開發中世界的貧困」與「富國底層的困境」來換取智慧手機、奢華汽車與少數高層金融大亨的高所得？兩者真的不能拆開？
當然能。
工業歷史最糟糕的不平等從來不是「進步的必要副產品」。技術進步本身越好，目前的分配卻看起來越荒謬。
開發中世界的成長靠市場系統的擴展（不是出於人道主義同情）。
但這個成長仍不完整，且伴隨富國家戶條件停滯。
富人圈內流行一種說辭——「不必太擔心富國底層，新興世界富人收入正在成長」。
這不是有效的長期共識基礎。

如果現狀繼續，方向會被推往社會距離的擴大——用法律與習俗在科技正在拉近的世界中拉開縫隙。

亞當斯密的兩個面向#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描述：

「我們之所以能在桌上擁有晚餐，不是因為屠夫、釀酒人、麵包師的善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我們訴諸的不是他們的人性，而是他們的自愛。」

斯密在反駁當時主流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認為財富來自貿易順差，是零和的。
他主張：貿易擴大市場 → 允許更高度的分工專業化 → 提高生產力 → 共同財富擴大。

這個模型很美，但不完整。「自愛」也支配我們對待所屬社群的態度：

開放社會帶來的廣泛益處與在地成本不對稱。
人們因此理性地希望限制社會的開放度。
結果：在地分配變成零和，社會邊界被收窄，全球福祉因此縮水。

但斯密還寫過另一本不那麼有名的書——《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他在書的開頭說：

「無論人們被認為多麼自私，人性中明顯仍有一些原則，使他關注他人的命運，並讓他人的快樂對他自身成為必要……即使是最大的惡棍、最頑固違反社會法律的人，也並非完全沒有這份同情。」

人類的同理心可以為「開放」服務，也可以為「社會性重商主義」服務。問題在於——
我們希望和誰共享這個社會？
簡單、習慣性、古老的答案是：「和我們相像的人」。
但這個答案注定走向麻煩——因為它武斷、懶惰、不精確，能輕易找到任何特徵把「看似一樣的人」變成「不一樣的人」，是社會分裂的入口。
還有一個更好的答案：「和我們一樣的，是身為人類」。
身而為人，就有資格分享社會制度與知識所創造的財富——出生在 Dhaka 貧民窟的人和出生在 Palo Alto 富裕家庭的人同等地是這份遺產的繼承人。

那如何實際操作？#

這個願景的執行極為困難：
不能毀掉現有制度——許多運作我們其實還不完全理解。
不能合理期待最有同情心的社會在「沒有別國跟進、移民候選人是現有人口好幾倍」的情況下單方面開放國境。
但同樣關鍵的是：富裕社會不屬於我們。
我們碰巧進入這些社會、做出貢獻、因此理當分到一份——但這不賦予我們獨佔的權利。
反之，這賦予我們一份責任：讓社會盡可能穩固，讓更多人能進來。
沒有人「應該」貧窮。
沒有人「應該」憑運氣致富。
富社會可以對自己說「我們做了別人做不到的事所以富」——
也可以承認自己的財富有極大的偶然性，培育人類同理心，盡力把「人類的財富」擴展給每一個人。

父親的草坪、Roomba 與後代的選擇#

作者結尾用個人經驗作結：

他花了很久才意識到，不是每個人都在大草坪邊長大、不是每個人都有奢侈在週六週日抱怨整理草坪的家事。
他終究找到了拼命工作的意願，但讓他比任何人都更舒適的，不是他自己的努力——而是他父親數十年前選擇離開維吉尼亞鄉間農場去念大學、進入專業職場的決定。當然，父親之所以能做這個決定，又仰賴於他生為白人、男性、美國人。
那個年代的紡織廠雖然惡劣，至少還能養家活口。但工廠已被貿易、技術與時間消滅——「有梯子才能爬，沒有梯子就爬不上去」。
現在父母家的草坪由景觀公司的兩個男人 10 分鐘搞定。許多是來自拉丁美洲的新移民。
iRobot 已經拿到自走割草機的法規許可——若大成功，這些景觀工人會失業。
如果作者自己有大草坪，他可能會買一台機器人——也可能讓孩子幫忙幾小時。他不會逼孩子和機器人比價競標——他會盡力讓孩子們舒適快樂。

「無論在家庭內或全世界，社會向成員要求一份貢獻是合理的——但如果我們聰明到能設計出割草機器人，我們也應該聰明、也夠道德，去維持社會秩序，而不必讓任何成員陷入貧困。」

這就是「人類的財富」的最終意涵—— 它從來不只是貨幣或產出，而是我們選擇如何彼此承認、如何分享共同的社會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