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共識時代的終結#
過去一個世代——數位革命的衝擊力首次顯現的時期——同時也是政治上極為節制與共識的時代：
- 1970–80 年代英美減稅、削弱工會；中國、印度開始有限度自由化。
- 共產主義崩解後，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認為「歷史的終結」已隨自由民主全球勝出而到來。
- 富國民主政體大致圍繞著「市場、開放、進步社會目標」形成共識——這是國際技術官僚菁英的好時光。
這個時代結束了。
全球都在累積對「整合的成果」的不滿：保護主義、分離主義、認同政治、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批判、對菁英的怒火——市場帶來廣泛繁榮的信念已經動搖。
這些政治震盪不能簡單歸因於 2008 年金融危機。早在 2002 年勒龐之父 Jean-Marie Le Pen 就闖入法國總統選舉次輪，震驚歐洲。美國的兩黨極化也是 1980–90 年代意識形態重組的延續結果。
這些波動更像是長期社會談判的開幕——關於數位時代下「國家與經濟該為誰服務、做什麼」的協商。如同工業時代的轉型過程，這段協商會持續數十年，可能伴隨劇烈甚至暴力的政治變化。
餅的大小與分配#
政客愛說「把餅做大比爭著切餅重要」。這句話的隱含邏輯是：
- 如果餅每年不變，一個人變好就要另一個人變差；多一個人加入就要每塊變小。
- 如果餅每年變大，理論上可讓所有人都變好。
但「成長的紅利怎麼分」決定了選民如何看待「把餅做大」的政策：
- 中國 1980–2010 年代經濟翻倍再翻倍，分配效應被增量蓋過——支持改革。
- 美國 1979–2014 年實質中位家庭所得只升了 7%，但 95 百分位家庭升了 45%；雖然整體經濟翻倍，多數人沒有感受到。
- 在這種情況下，分配性政治會壓過「把餅做大」的政治。
對於移民也一樣——餅成長快時新人多吃幾口無傷大雅；餅成長慢時，多一個人就被視為「從我這裡拿走」。
為什麼政治系統反應這麼慢？#
過去幾十年不平等持續上升，重分配並未跟著加大——這個落差怎麼解釋？
- 數位福利的「補償」效果：免費娛樂、便宜資訊；美國人從昂貴大都會搬到便宜城市；債務支撐消費（直到 2008 年破滅）。
- 政治系統本身的慣性：政黨是承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聯盟與認同的社會制度，不會輕易重組。
- 群體脫軌但不換邊：當經濟基本面變化使某些利益團體與所屬政黨的政策不再對齊，他們不一定立刻轉向，可能先被其他議題（戰爭、犯罪）暫時蓋過、被黨領袖以政策小恩小惠安撫，或單純地需要時間意識到自己不再屬於那裡。
政治重組的四階段#
法律學者 David Schleicher 把這個過程描述為選民中「基本教義派或表態派」陣營的崛起。隨政治體制不同呈現不同形態：
- 第一階段：原有政黨內部出現意識形態覺醒，導致兩極化。
- 美國兩黨制讓 Tea Party 不能離開共和黨另立——只能透過初選清洗、推派旗手，把整個黨拉到自己這邊。
- 比例代表制國家則出現許多新黨爭奪空間，左派、右派分裂。
- 第二階段：新政黨或激進派從既有體制中分裂、出走。
- 法國勒龐之女 Marine Le Pen 領導的國民陣線崛起。
- 匈牙利、波蘭出現要削弱民主、遠離歐盟的激進政黨。
- 英國西敏制下也出現蘇格蘭民族黨（脫英）、UKIP（脫歐）。
- 第三階段：這些新政黨或激進化的舊政黨在選舉場上競爭，導致部分國家根本性政策立場改變。
- 第四階段：由此產生的政府彼此互動、與國際機構（如歐盟）互動，產生不可預測的後果。歐元區歷經四分之一壽命的危機才存活，只要一個國家政府決定退出就可能讓整個計畫崩潰。
「好生活」的競爭性想像#
各種激進派與政黨都在販售一種「好生活」的想像。
作家、知識份子常想像的「後工作烏托邦」：
- 慷慨的安全網讓人擺脫一份正職的束縛。
- 透過 App 按小時或案件販售服務，或乾脆退出勞動市場去做志工。
- 與不同文化、語言、宗教的人共同生活。
但典型的富國公民想要的可能不是這個。
大多數人想要：
- 比 App 隨機配對更可預期的生活。
- 比永遠靠救濟更有結構的生活。
- 比身邊全是不同文化的人更熟悉、更舒適的生活。
「工作的富人」（working rich）的生活反而透露出多數人想要的是什麼：
- 住在少數富裕城市的好社區，鄰里彼此相似——專業、有抱負、有家庭、重視工作。
- 工時長，但工作有挑戰、有意義、貢獻看得見。
- 社群連結強——彼此社交、加入鄰里團體、參與在地政治。
「人們想要的」是有目的的中產生活——但數位經濟可能無法把這種生活擴展到更多人。
這個落差會在政治場上爆發。政治論述會充滿尋找「壞人」的故事：陰謀的外國政府、搶工作的移民、貪婪的銀行家、無能的官僚。
改革派的困境#
試圖溫和漸進改革的政治家，會在全球經濟中被結構性力量懲罰：
- 勞動力過剩、需求疲弱不是單一國家政府能修好的問題。
- 它們頂多能緩和最糟的後果，留下持續失望的選民。
「揭開節制時代」的反對派則會贏得選票——他們承諾：
- 提高最低工資、強化職業保護、強迫零工經濟正規化。
- 限制貿易與資本流動。
- 限制移民。
這些政策不一定能被全球經濟所「獎勵」，但它們的吸引力在於——能切出更大的一塊餅給特定選民。隨著支撐全球化的聯盟瓦解，「保護主義政治」可能轉為長期、穩固的力量。
工會：一線可能的反作用力#
工人在很多經濟體的議價能力是百年來的低點。今日勞工政治的勝利往往是「容易動員民眾」的單點議題：最低工資、限制移民。
一線希望在於零工經濟的工會化嘗試——Uber、Lyft 司機正在組工會。可能會擴及其他「按需勞動」平台。
- 短期：對工會工人的直接好處不確定，因為可能加速企業改用機器人。
- 長期：若工會持續存在並彼此合作，可能形成跨產業的「階級意識」與「團結感」，讓勞工政治議程更連貫。
- 這在「無組織勞動」世界中很難——但在組織化勞動世界中，會降低「美髮師執照保護就是傷害消費者」這類分而治之論述的有效性。
但作者並不樂觀：今日的職場結構分散、技術工具讓資方更容易瓦解工會。沒有連貫勞動政治集團，會讓飄浮的怒氣更易被煽動家收割。
老化會救我們嗎？#
人口老化會否改變政治偏好？
- 退休族不再與移民競爭工作；他們需要的醫療與照護服務反倒希望更便宜。
- 一些研究顯示老年國家對移民較開放。
- 理想模型：富老國家歡迎年輕外勞，最終把制度與身分傳給他們。
但實際上，亞洲、東歐的老化國家並未展現這種開放性：
- 老年人往往文化上更保守。
- 即使是頂部失衡的人口金字塔，仍有大量工作年齡人口會反對「明明還有人要工作卻引進外籍勞工」。
兩股相反的地緣政治力量#
數位時代的政治在兩股力量間擺盪：
力量一：分裂主義#
超全球化讓小經濟體也能進入全球市場——成為大國的一部分變得不那麼必要。
- 在歐盟超國家框架內，分離特別誘人——分離後仍能進入歐盟市場、卻可享有更高自主性與內部重分配。
- 蘇格蘭人想把財富留給蘇格蘭人，加泰隆尼亞人也想留給加泰隆尼亞人。
- 「想要的世界」是更多 Ireland、Estonia 等族群一致的小國，而不是 Britain、Spain 等多元大國。
但這個模式可能自我毀滅：
- 富裕、慷慨福利國對外來移民有吸引力。
- 接收移民會稀釋族群一致性、瓦解重分配的政治基礎。
- 拒收移民則違背全球整合的繁榮根基。
- 富國的族群民族主義可能反過來摧毀整合本身。
力量二：大的安全感#
當國際整合崩解、安全威脅升高時，大國的吸引力又上升：
- 大內需市場、大軍隊、外交籌碼。
- 美國經驗：大國 + 多元 + 高度重分配三者很難同時做到——美國的種族多元正是其慷慨福利國家的長期阻礙（南方白人不想為北方黑人或加州拉美裔買單）。
- 二戰後、冷戰期：對共產主義的對抗成了最大的「親近社群」（community of affinity），讓多元大國也能建立包容性經濟與重分配。但這仰賴「外部威脅」這個非常脆弱的條件。
短期的政治選項都很糟：
- 把國家縮小到夠同質才能重分配；
- 或者維持大但不重分配、不平等、易被煽動家影響；
- 或者維持大並用外部壓力強制凝聚成為共同體式重分配。
我們希望這個時代是短暫的；但歷史不站在我們這邊——也許只能寄望幸運。
制度只是腦中共識的投影#
2016 年 Antonin Scalia 大法官過世後，共和黨領袖立刻動員所有程序工具阻擋任何歐巴馬提名人——必要時連憲政危機都要冒。記者 Jonathan Chait 寫道：「支撐美國政府的不是 1789 年那群戴假髮的人寫下的精細規則，而是一系列正在崩解的社會規範。」
作者進一步指出：規則本身從來沒有支撐過美國政府——
- 憲法不會自己行動，沒有意志，沒有軍隊。
- 憲法之所以有力量，只是因為人們表現得彷彿它有力量。
- 它是美國最重要的部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具體化形式——只存在於人腦中。
開國諸老（如總統 James Monroe）親身示範這個原則——他即使支持公共建設，也因為認為法案違憲而行使否決權。正是這些行動把憲法從紙上墨水變成有力量的「實體」。
但當制度變得太穩固，人們開始把它視為「外部權威」、忘記它只是社會共識的投影。一旦每個人都覺得「這只是我跟外部規則的較量」，每個人都試著去測試底線——社會資本就一塊一塊地被啃光。
全球市場經濟亦然——它不是某個獨立存在的東西，只是人們依其腦中的社會資本所行動的結果。
那些「以為市場經濟是不可摧毀的、能拿就拿」的人，正在悄悄削弱讓他們致富的共識。
「我喜歡繳稅，」大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說，「我用稅買文明。」
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廣泛的社會共識——共識不夠廣，渠道就越窄，世界就會更破碎、更貧窮、更不快樂。
下一章把鏡頭收回個人——在這場宏大的政治戰場中，「人類的財富」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