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全球化與永不發展的世界

富國俱樂部之外的人#

到目前為止本書多談富裕國家，但人類的未來主要取決於其他地方：

富國共約 10 億人（全球 15%），佔全球 GDP 約一半。
其他國家約 60 億人（全球 85%），且 2100 年前的人口增長 97% 將發生在那裡。
工業時代的紅利長年繞過開發中世界；數位革命很可能重演這個劇本。

過去兩個世紀，「擁有支撐高所得的社會資本」幾乎是富國的專利。
日本、南韓是少數例外。
過去 20 年新興市場大爆發是個顯著反常——但這個爆發並非來自社會資本的整體升級，而是繞過社會資本瓶頸的權宜之計。

新興市場的驚人進步#

過去四十年差距確實縮小：

富國平均人均所得約 4.6 萬美元（美國 5.6 萬，最低的拉脫維亞 2.5 萬）。
開發中世界平均約 1.1 萬，中國約 1.4 萬，最低的中非共和國僅 637 美元——是美國的 1%。
但新興市場 2000 年人均所得僅 4,000 美元（相當於美國 1900 年水準），1980 年只有 1,500 美元（約等同美國 1830 年）。
換言之，新興世界把美國 130 年的進步壓縮在 40 年內走完。
全球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以下的人口，從 2000 年 30% 降到 2015 年約 10%——這個下滑救了 5–10 億人脫離赤貧。

但這些是「平均」。中國深圳、上海所得已接近富國水準，內陸某些地區仍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類似。

為什麼窮國長期是窮國？#

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說過：「一旦你開始想這個問題，幾乎就無法想其他任何事情。」

各種解釋的演進：

物質資本不足：早期看法。但 20 世紀證明：發展製造業不一定能變成富國。
人力資本不足：受過教育的人才能驅動前沿創新。但仍有教育水準高的窮國，與教育水準不算特別高的富國；同一位高學歷工人在窮國的生產力低於到富國後的水準——說明問題不在個人，而在制度環境。
社會資本是必要條件：強健政府、產權保護、市場制度——這些並非外部「強加」上去的法律條文，而是從深層社會資本中浮現的制度。

「富」與「窮」是兩個穩定的均衡：
富國以低速但長期穩定的成長變得越來越富。
窮國偶有短暫高速成長，但常以崩潰收場；極少數能持續夠久跨越邊界。
跨越的關鍵在於支撐長期投資與穩定治理的社會資本——而社會科學家對「社會資本如何被培養出來」並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超全球化：繞過社會資本的捷徑#

戰後到 1990 年代末，僅少數新興經濟體在追趕富國，且每年只快 1.5 個百分點左右。

1990 年代後期起，約 75% 的新興經濟體進入趕超模式，而且年增速比富國快 3.3 個百分點。
高盛經濟學家 Jim O’Neill 在 2001 年提出 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
真正驅動者是中國：1980 年人均 GDP 是美國的 2.5%，2015 年升到 25%，並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中國的快速成長帶動全球對銅、石油、稻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把資源出口型經濟拉了起來。
中國成為「巨型貿易國」（mega-trader）——貿易佔自身 GDP 近一半，佔全球商品出口超過 10%，把整個亞洲變成「亞洲工廠」（Factory Asia）。

中國憑什麼？兩個因素：

因素一：制度的有限自由化#

鄧小平 1970 年代末啟動的改革讓共產黨容忍部分市場活動與外資。

中國的產權保護從未完整，但「夠安全」到吸引大量跨國公司簽約與直接投資。
這是「非完全自由化的部分自由化」，足以啟動成長但不一定能維持成長到底。

因素二：供應鏈革命#

過去日韓出口要先在國內把整套供應鏈做出來：先做玩具、收音機，再慢慢爬到電腦、汽車、工業機械。這要花數十年。

數位技術 + 貨櫃航運 + 貿易自由化讓供應鏈被切碎、跨國重組：
加州科技公司可以從六個亞洲國家採購零件，全部運到中國港口組裝後銷往世界。
新興國家不再需要「從零打造完整的工業生態系」，只要把自己接上一個全球供應鏈中的某個環節就好。
廉價勞力 + 局部能力 = 即可參與先進產品的製造。
數百萬低薪工人直接與富國低技能工人競爭，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就此成形。

新興世界今日已佔全球產出約一半。全球所得分布從「兩個高峰」（窮國堆在一邊、富國堆在另一邊）轉為「一個大駝峰」——成形了一個全球中產階級。

但榮景已經結束#

2015 年新興市場成長創下 2001 年以來最慢（除 2009 年全球衰退外），人均所得對美國的趕超幾乎停滯。
短期原因：
中國 2007 年成長率達 14% 高峰，2015 年掉到一半以下。
越接近技術前沿，越難快速追趕；中國的非自由制度面對「該用什麼新技術做什麼」的問題時越來越力不從心。
中國放慢直接重創大宗商品出口國（巴西、俄羅斯等）。
全球貿易增長放緩——供應鏈分割已接近極限，新分割或新產品的擴張都不夠強。

但更深的問題是：數位革命本身正讓「靠供應鏈追趕」越來越難。

過早去工業化#

成功的工業國（如英國）從 20 世紀初就開始失去製造業就業；美國製造業就業佔比 1940 年代見頂後穩定下滑，今日不到 10%。

經濟學家 Dani Rodrik 觀察到一個更危險的現象——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南韓 1988 年達到製造業增加值佔比的高峰，當時人均所得約 10,000 美元，是美國的近一半。
印尼 2002 年到頂，人均所得只有 6,000 美元（美國的 15%）。
印度 2008 年到頂，人均所得僅 3,000 美元（美國的 6%）。
印度甚至被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 Arvind Subramanian 形容為「過早非工業化」——工業化還沒真正啟動就熄火了。
歷史上幾乎每個成功爬上來的國家都是靠工業化。如果工業化的窗口越關越早，還有沒有替代路徑並不清楚。

從「物質」到「軟性」#

更根本的轉變是：價值創造越來越依賴知識，而非物質、設備或勞動。Subramanian 稱之為「stuff to fluff」（從硬東西轉到軟東西）：

音樂專輯：過去價值來自錄音設備、實體 CD、零售通路；今日完全集中在創作與行銷的無形價值。
汽車：仍然耗資源，但電子、軟體、設計佔比越來越大；多數工程師是設計室與電腦前的工作者。
iPhone：Apple 把製造外包給亞洲，自己拿走絕大部分價值——因為「該怎麼做」的稀缺知識在 Apple 手中。
家庭支出結構也轉移——飲食、衣物、家具佔比下降；教育、醫療、住房（其價值主要來自社會資本連結）佔比上升。

數據反映這個轉移：

粗額貿易：實體商品仍佔約 80%——和一個世代前相當。
附加價值貿易：實體商品從 1980 年的 71% 降到 2008 年的 57%。
知識密集型商品與服務佔全球貿易附加價值的近一半。

製造業回流不是窮國的救星#

「製造業回流」（reshoring）常被講成中國工資上漲的後果——但事實上，主因是知識密集化讓非熟練勞工成本變得不重要。
特斯拉把生產留在加州 Fremont，是為了讓工程師能就近監控控制工廠的程式碼，而不是為了省人工。
結果是：回流並沒有帶回大量低技能就業；同時也意味著靠廉價勞工接入供應鏈的窮國機會在縮小。
仍會回流的少數例外，是勞動成本低到讓「不需要先進技術也划算」的情境——但這正意味著技術知識幾乎無法傳遞給當地工人，原本可能往上爬的階梯也被抽掉了。

印度倉庫的隱喻#

新興市場若還有出路，可能是「孤島式發展」——在大陸社會資本不足的環境中，培植幾個能夠參與知識密集全球經濟的小聚落（pocket）。

一個現實的例子：
印度逾 12 億人，是線上零售商的巨大市場——服務這個市場需要全國性物流網與大量倉庫。
倉庫本可創造大量低技能就業，但廉價機器人與運算能力的提升，可能讓這些工作從未被創造。
結果是少數高技能印度程式師寫程式控制倉庫機器人，而原本可以受惠的數億低技能勞工，沒有受惠。

而這些飛地式聚落本身也很脆弱：

政府容易尋租、扭曲、扶植贏家。
高技能個人的最佳選擇是移民到社會資本更深的地方。

致富的真正秘訣是「持續」#

致富不是「成長很快一段時間」，而是「持續地、長期地以中等速度成長」。
巴西 1967–1980 年年增 5.2%，看起來鐵定會升上富國行列。
但 1980–2002 年成長近乎零。
2000 年代再起，現在又陷入泥沼——「巴西永遠是未來之國」。
富國真正了不起的，不是技術前沿，而是能在 200 年劇烈變化中維持制度彈性——這套社會資本不易培養。

唯一能轉移社會資本的方式#

富國無法把社會資本「輸出」到窮國。但它可以做一件事——
讓窮國的人移動到富國，進入富國的社會資本網絡。
社會資本是「資訊」，新人加入並不會消耗既有人的存量。
只要新進者有強烈動機去內化新文化，整體社會資本不會被稀釋。
這是歷史上唯一被反覆驗證有效的扶貧手段。

但這正是富國民意越來越抗拒的事：

工資長期停滯加上 2008 年金融危機的創傷，讓富國選民轉向反移民、反全球化、本土主義候選人。
富國制度雖能維持長期成長，但在超全球化與技術變革並行的時代，越來越難維持公眾對「不舒服的改變」的支持。

「該接收多少窮國移民」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道德問題。所有跡象顯示富國會做錯——它們選擇的訊息是：
「窮人請自己學會變富——一個極其漫長、會讓世代受苦的過程；否則就保持貧窮。」

下一章將檢視富國自身正陷入的另一種病徵——長期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