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的價值

1990 年代矽谷：誰是真正的贏家？#

1990 年代末期，舊金山灣區陷入一場史詩級的網路熱潮。所有人都相信「實體世界裡有什麼，網路上就會有什麼」——線上銀行、線上音樂行、線上寵物店、線上大學等等。先卡位、上市、致富的劇本在每個人腦中上演。

在這場熱潮中，真正的關鍵不是 pets.com 或 boo.com 這些倒閉的明星，而是 Cisco、Oracle 等鋪設網路與軟體基礎設施的公司——它們在泡沫破滅後仍存活下來。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場狂歡究竟肥到了誰？

不是大投資人——許多人虧得精光。
不是消費者——他們是受惠者，但拿不走主要利益。
不是創業者——意外的是，1996–2000 年矽谷創業率反而低於美國其他地方 10–20%。

真正的贏家是「最稀缺的那項要素的擁有者」。
1990 年代矽谷，勞動稀缺：
失業率約 2.5%。
1997–2000 年平均薪資漲了近 40%，是全美的兩倍以上。
員工還握有股票選擇權，留在大公司比創業更划算。

但勞動還不是最稀缺的。土地（住房）才是。

工程師不能住在堪薩斯卻領灣區薪水，必須搶奪當地有限的住房。
分區管制讓新建房屋極其困難，房屋存量無法擴張。
同期間房價幾乎翻倍——資料顯示淨人口從灣區流出。
工人從公司手中拿走豐厚分紅，房東則從工人手中再拿走幾乎所有的成果。

換言之：勞動稀缺讓員工分到大餅，但「比勞動更稀缺」的住房擁有者吃到最大塊。

稀缺：經濟學最古老的課題#

稀缺是經濟學的根基：人們無法擁有所有想要的東西，必須做取捨。但更關鍵的是——

在任何成長賽局中，最稀缺的要素，能拿走最多的成果。
因為其他所有人都必須求助於它，它在談判桌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馬爾薩斯：悲觀的人口陷阱#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認為土地的根本稀缺注定人類困苦：

任何農業生產力提升都會被人口增加吃掉。
過剩人口會以戰爭、瘟疫的形式被「修剪」回可承載的水準。
他甚至反對英國《濟貧法》（Poor Laws）——他主張救濟只是延長窮人的痛苦。

幸好他錯了——農業生產力意外暴漲，家庭也開始選擇少生孩子。

李嘉圖：稀缺帶來「租」#

李嘉圖（David Ricardo）對「土地稀缺」的剖析更精細：

一個村莊先耕種最肥沃的田，因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人口增加 → 食物需求增加 → 食物價格上升 → 邊際土地（貧瘠、難耕種）也開始被開墾。
為了讓「最差」的土地有利可圖，價格必須夠高。但這個價格也讓「最好」的土地賺得盆滿缽滿——地主獲得意外暴利，無需做任何改良。
這種因「擁有稀缺資源」而獲得的非生產性收入，就是經濟學上的「租」（rent）。

李嘉圖預測歐洲將被地主吃乾抹淨，但他的預言落空了：
1870 至 2005 年間全球人口翻五倍，但人均農業產出仍翻倍。
美洲、阿根廷潘帕斯（Argentinian Pampas）等大穀倉加入全球市場。
機械化、固氮肥料、種子改良讓單位土地產出激增。
全球化 + 技術 → 土地由稀缺變豐沛 → 地主的「租」迅速縮小。

石油的相同劇本#

2000 年代石油需求快速增長 + 供給有限 → 油價飆升 → 沙烏地阿拉伯等產油國坐享暴利。
隨後新油田開發 + 水力壓裂技術讓供給暴增 → 油價下跌 → 產油國的議價能力下滑。

同樣的邏輯適用於勞動：
想像只剩一位生產力極高的工人能滿足社會所有需求——他並沒有壟斷力量，因為「第二名」隨時能取代他。
反過來，戰時所有人都必須上工，工人離開一個就要漲工資請回來——勞動的議價權達到頂峰。
勞動力過剩 = 工人毫無議價能力 = 分配份額持續縮水。

製造稀缺的歷史手段#

工人不甘只當這場結構性失衡的接受者。歷史上勞工試過多種方式「製造稀缺」。

自然的歷史例外#

中古黑死病大幅削減歐洲人口，倖存工人工資因此長期上漲。
早期美國因為勞動相對土地稀缺，工資水準偏高。

排他性歧視：把競爭者擋在外面#

人為製造稀缺最常見的形式是排除某些群體進入勞動市場：

美國南方的「吉姆克勞」（Jim Crow）種族隔離不只關於座位，也關於黑人能做什麼工作、能受多少教育。
天主教徒、猶太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華人、拉丁裔在不同時期都曾被排擠。
對女性的長期排除可能是最大規模的歧視——19 世紀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一句話總結了當時的氛圍：「如果妳們和我們競爭，我們就不娶妳們」。

國境：最強大的排他工具#

美國勞動市場最驚人的特徵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全世界大多數人不能合法進入它」。
長期看，移民帶來經濟與文化活力，並大幅提升移民自身的生活水準。
短期看，大量湧入的勞動力會壓低工資、削弱本地工人的議價能力。
在低技能工作中，移民可能取代「離職後可以做的後備工作」，提高失去工作的代價，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反移民情緒總是出現。
但研究普遍顯示移民不會讓本地工人長期變差，許多本地工人反而往更需要技能與經驗的工作（如管理、分包）轉移。

工會與職業協會#

工人也會主動結社製造稀缺：

工會：以集體談判取代「單一工人 vs. 一排排隊等候的替代者」。19 世紀工人慘況催生了強大的工會運動。
行會 / 專業協會：美國醫學會（AMA）讓成為合格醫師很難——表面是品質保證，實質也保護醫師的高所得。
職業執照：髮型師、室內設計師、按摩師都需要執照。某些州甚至要求僧侶必須擁有殯葬業執照才能販售他們手作的木棺；2012 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案件即為一例。

過去一個世代，工會密度在多數富國持續下滑：
技術變革與全球化縮小了藍領製造業的角色。
1970–1980 年代自由化政治家把削弱工會視為提振成長的方法。
服務業工會（如美英）的興起對抗了這個趨勢，並推動最低工資調漲，但政治影響力遠不如過去。
與此同時職業執照大量繁衍，每一個小族群都有強烈動機遊說設立認證；分散的消費者沒有對應的反對誘因。

一個更好的工會模式？#

斯堪地那維亞國家與德國採取「廣泛涵蓋」的工會：

一個大工會代表整個產業甚至整個經濟的勞工。
必須考慮整體福利，因此會接受讓某些產業萎縮、支持有助成長的政策。
在這些國家，工資不平等較低，但勞動所得份額仍然下降。
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這些工會曾刻意「壓抑工資成長」——某種程度也是把需求從別國工人手中搶來。

稀缺即政治#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早就觀察到：

我們很少聽到「主人之間的密謀」，但只要稍微觀察就會發現他們始終存在著一種「不讓工資高過現行水準」的默契——當工人結社抗議，主人就會立刻召喚法院和強制力來壓制他們。

19 世紀英國透過一連串法案擴大投票權，最終覆蓋約 60% 成年男性，為工黨與福利國家鋪路。
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Robinson）的研究指出：擴大投票權其實是統治階層的理性選擇——他們害怕的是更糟的結果（暴亂或革命）。

回到當下：

在勞動力過剩的時代，工人在勞動市場與工會內幾乎沒有議價力。
既有政治制度若無法提供出路，工人會轉向激進運動。
同時，稀缺要素的擁有者——科技富豪、能源大亨、媒體巨頭、金融巨人——正在累積龐大財富，並用這些財富塑造政治。

稀缺攸關分配，分配攸關政治。
數位革命所創造的勞動力過剩，注定會帶來深刻的政治後果——這是後續章節要繼續展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