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秩序由死亡控制，那麼我們不相信上帝，而是盡自己全力對抗死亡，也不抬起頭遙望在天上沉默不語的祂，這對上帝而言或許比較好吧。」

塔盧（Tarrou）附和道：「是啊，我可以理解。但你的勝利永遠都只會是暫時的，就這麼簡單。」

李厄（Rieux）說：「是的。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失敗。」

—— 卡謬（Albert Camus）《鼠疫》

「惡的問題」是眾所皆知的哲學難題。休謨（David Hume）在《自然宗教對話錄》給出經典陳述：

「伊壁鳩魯（Epicurus）的老問題還沒有得到解答。他願意制止罪惡，而不能制止嗎？那麼他就是軟弱無力的。他能夠制止，而不願意制止嗎？那他就是懷有惡意的。他既能夠制止又願意制止嗎？那麼罪惡是從哪裡來的？」

然而本書為何把這問題放在第四章而非第一章？因為：苦難首先是真實的危機——在「為什麼」之前，它是「該怎麼辦」。必須先從文化、歷史、實踐考察，才能公平處理哲學議題。

一、惡的問題何以成為「問題」——文化處境#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哲學家早從伊壁鳩魯（基督前 300 年）就討論這個問題，但「根據邪惡反對上帝」的論證要到啟蒙運動之後才對大眾有吸引力。

1. 從超越到內在：抽象化的上帝#

• 西方社會把上帝看得更遙遠，世界被視為能透過理性完全認識
• 發展為擴張、自足的「戒備森嚴的自我」（buffered self）
• 現代人討論的是「為方便討論而抽象的全能全善上帝」——沒有榮耀、莊嚴、無限智慧
• 難怪更容易得出「若我看不到好理由，那上帝也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理由」

2. 警覺文化偏見#

信念的形成不只透過理性，也透過社會處境。當最高價值是個體自由與自主時，上帝本身就是這價值的終極障礙——必須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偏見才能深思熟慮。

二、哲學論證的崩解：邏輯論證已失敗#

反對上帝存在的論證分兩類：

1. 邏輯論證（logical argument）： 試圖證明上帝與邪惡絕對不可能同時存在
2. 證據論證（evidential argument）： 試圖證明上帝極可能不存在

1980 年代以前：邏輯論證佔上風#

約翰·麥基（John Mackie）在〈惡與全能〉（Evil and Omnipotence）寫道：「核心神學教義中的幾個部分是彼此衝突的。」

1974 年後的翻轉：普蘭丁格#

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在《上帝、自由和惡》（God, Freedom, and Evil）與《必然性的本質》（The Nature of Necessity）中證明：「邪惡的存在並非與一位全能、全知、全善上帝的存在互不相容。」

威廉·阿爾斯頓（William Alston）確認：「現在（幾乎）在各方，都承認『邪惡反證了上帝存在』這種觀念是完全的失敗。」

三、回應策略：神義論 vs. 辯護#

「神義論」（theodicy）一詞由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所造，字面意思是「在悲劇之後為上帝的行事辯護」。

四、歷史上的四種主要神義論#

1. 靈魂塑造神義論（Soul-making Theodicy）#

由愛任紐（Irenaeus）提出，約翰·希克（John Hick）發揚：

• 核心： 世界被造為讓人成長為上帝原先設計的樣貌。成長透過「遇到試探並最終征服它」
• 優點： 迫使我們檢視預設——最高的善是「我們變得舒服自在」還是「在靈性和道德上變得更好」？
• 弱點： 苦難分配不均（靈魂糟糕的少受苦、靈魂偉大的反而多受）；無法解釋嬰兒與動物的苦難

2. 自由意志神義論（Free Will Theodicy）#

由奧古斯丁（Augustine）提出，湯瑪士·阿奎那（Thomas Aquinas）發揚：

• 核心： 上帝創造我們為自由理性的執行者，有能力做選擇因而能去愛
• 惡不是「東西」： 奧古斯丁與阿奎那指出，惡是存有的缺乏——「有善沒有惡」成立，惡是寄生性的

沙特（Jean-Paul Sartre）優秀地表達了這點： 「想要被愛的人，不會渴望心愛之人的束縛……若心愛的人變成了一種自動裝置，那麼給愛的人就會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孤單。」

彼特·馮·英瓦根（Peter van Inwagen）的總結：

「全知的上帝知道，選擇讓人與祂自己分離，究竟會帶來多少邪惡……但仍然可以說，這是值得給人自由意志的恩賜。因為永恆之愛的存在仰賴這個禮物，而那種永恆的重要性超越了上帝與人暫時疏離的可怕。」

擴充版解決自然之惡： 馮·英瓦根在吉福特（Gifford）講座中提出——自然之惡是「最初濫用自由意志的後果」（墮落敘事）。

自由意志論的兩大問題#

問題 1：聖經對自由的理解不同於現代

• 聖經把一切的罪都描述為奴役，從未把它描述成自由
• 只有當我們完全從一切的罪中得蒙救贖，我們才會經歷到完全的自由（羅馬書 8:21）
• 你越有能力犯罪，你就越不自由。「能夠犯罪怎麼會是自由的一種形式呢？」
• 天上的聖徒無法作惡，但顯然依舊能去愛

問題 2：相容論——上帝主權與人的自由並存

• 耶穌被釘十字架是預定、註定要發生的，但所有因上帝計畫做成這事的人，仍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使徒行傳 2:23）
• 若上帝真的不能在不侵犯自由下引導選擇，那也無法解釋聖經中數十個例子

問題 3：是否所有苦難都值得為了自由意志？

• 若你看到一個孩子快被車撞上，你會說「我不能侵犯她的自由選擇」嗎？當然不會
• 上帝為什麼不能對我們做同樣的事？

3. 自然律神義論（Natural Law Theodicy）#

由魯益師（C.S. Lewis）在《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及牛津哲學家史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提出：

• 核心： 上帝創造的世界一定有自然秩序，不能隨機。若破壞自然律，就一定會反彈
• 自然之惡是副產品： 沒有引力定律就沒有物理世界；有引力就會有墜落致死
• 弱點： 大部分苦難不按有秩序方式發生，也與壞選擇不成正比（山崩活埋無辜者）

4. 其他神義論#

• 豐饒理論（Plenitude Theory）： 上帝創造無數宇宙，邪惡分佈不均但總體公平——太複雜
• 懲罰神義論（Punishment Theodicy）： 所有苦難都因我們罪有應得——《約伯記》已駁斥

綜合結論：建構辯護而非神義論#

普蘭丁格自己寫道：

「大部分企圖要解釋為什麼上帝允許邪惡（即我們可稱為神義論）的說辭，給我的印象都是軟弱、淺薄，至終無關緊要的。」

過去幾十年，大多數基督教思想家都放棄建構完整神義論，而是轉向辯護：

• 辯護不說出完整的故事
• 只尋求「根據邪惡反對上帝之論證」並不成立
• 證明的重擔在懷疑論者身上

五、邏輯論證與「蠻科小蟲」反駁#

懷疑論的邏輯論證可陳述為：

1. 真正良善的上帝不會想要有邪惡存在；全能的上帝也不會允許邪惡存在
2. 邪惡存在
3. 所以，一位又良善又大能的上帝不可能存在

隱含的前提： 上帝沒有任何好理由允許邪惡存在。

但信徒可以回應：醫生對病人施加痛苦的治療程序是為了更大的善；父母懲罰孩子造成痛苦是為了更大的善。「有好的理由（為了產生更大的幸福）來允許痛苦」這項原則成立——我們自己不只理解也會運用。

Wykstra 的「蠻科小蟲」（noseeums）例子#

哲學家史蒂芬·約翰·懷克史特拉（Stephen John Wykstra）回應威廉羅爾（William Rowe）：

「在我們中西部有一種『蠻科小蟲』（noseeums），是一種咬人很痛卻很小的蟲，它小到你根本看不到。」

你看不到蠻科小蟲，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同樣：

「上帝若有任何允許這種邪惡的理由……是會更像聖伯納犬，還是更像蠻科小蟲呢……考慮到祂是全知的，考慮到我們非常真實的認知局限，我們根本抓不住。」——普蘭丁格

關鍵致命弱點#

反對上帝的論證始於上帝全能的觀念。但一位比我們擁有無限大能的上帝，知識也會無限地超過我們：

「如果上帝有無限的知識，那為什麼祂不能有你想不到的道德充分理由，來允許邪惡？」

堅持自己對生命和歷史的知識會像全能上帝所知那樣多，是邏輯謬誤——是對自己腦袋具有極大驕傲和盲信的記號。

六、證據論證與蝴蝶效應#

較溫和的「證據論證」表示：邪惡只是讓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變得較小。

這論證與邏輯論證的問題相同——它也基於「我們能評估上帝理由可能性」的前提。

Ray Bradbury《雷聲》的蝴蝶效應#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顯示：中國一隻蝴蝶輕搧翅膀，可透過漣漪效應，放大到決定南太平洋上颱風路徑。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在科幻小說《雷聲》（A Sound of Thunder）中描繪：時間旅行者艾科斯（Eckels）回到過去踩死一隻老鼠，就可能改變整個文明軌跡。

「踩上一隻老鼠，你所留下的腳印就像大峽谷一樣橫跨永恆……所以要小心！待在軌道上，絕對不要走下來！」

若一隻蝴蝶的飛翔都複雜到難以計算，那麼一位全能全知上帝使用歷史無限交互事件來引導善的結局——我們自以為能看見特定事件所造成的「百萬分之一」影響，這真的是愚昧了。

七、直覺論證：憤怒的抗議#

大多數面對真實邪惡的人，反對上帝用的不是哲學而是直覺：

• 九歲兒子見父親觸電而死：「孩子們還需要他們的爸爸。這是不對的！」
• 狄倫·湯瑪士（Dylan Thomas）：雖然我們的腦袋知道就是會有死亡和苦難，但我們「憤怒、憤怒地」抗拒它們

Elie Wiesel《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直覺論證最經典例子：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些火燄，它將一輩子蠶食我的信仰……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瞬間，它們扼殺我的上帝和我的靈魂，讓我的夢想化為荒漠。」

對照：J. Christian Becker 的相反見證#

然而維克多·弗蘭可（Viktor Frankl）觀察到：很多死亡集中營牢友的信仰反而被強化。

普林斯頓神學院前教授龐卡（J. Christian Becker）曾在勞改營當納粹奴隸、躲避納粹好幾個月、終生罹患躁鬱症——但正是在被奴役期間決定成為基督教神學家，寫下《苦難與盼望：聖經的遠象與人類的困境》（Suffering and Hope: The Biblical Vision and the Human Predicament）：

基督教對於復活與更新世界的盼望，讓我們能夠「根據它（死亡）的空洞未來，以及因而對它必敗的認識」來看待「死亡當前的力量」。

八、回彈效應（Boomerang Effect）#

這是根據邪惡反對上帝的論證最致命的弱點：

• 抗議需要預設「上帝違背了一項道德標準」
• 邪惡只有在違反道德準則時才是邪惡
• 但若真的沒有上帝，那麼「不相信上帝的基礎」（即世上的確有邪惡）也就瓦解了

魯益師（C.S. Lewis）的覺醒#

路益師多年拒絕信上帝，後來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與〈瑣事〉（De Futilitate）中描述他的回轉：

「如果有人要否認，宇宙中有任何帶著道德目的運作，那麼他必定毫無疑問地有一個醒目到刺眼的基礎，即各種事件的實際過程，都帶有對生命的浪費和殘忍以及明顯的冷漠或敵意。」

但他意識到世上的邪惡「正好就是我們不能用來」反對上帝的基礎：

「除非我們判定這種浪費和殘忍是真正的邪惡，否則我們就無法……去譴責它。除非我們認定自己的標準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它事實上是一種客觀原則……否則我們就不能認為那個標準是具有正當性的。」

「好的無神論者衝著看來無情和愚蠢的宇宙發出憤慨，事實上那是在對宇宙裡或是背後的某種東西，獻上無意識地尊崇——因為他承認其無限的價值和權威。」

安德里亞·迪莉（Andrea Palpant Dilley）的案例#

《信仰與其他漏了氣的輪胎》（Faith and Other Flat Tires）作者因苦難拋棄信仰，但一次哲學討論中對方主張道德完全主觀——她回應：

「若道德是完全主觀的，那你就不能說希特勒是錯的。你就不能說，任憑嬰兒死亡這件事有什麼不公義……在一個自然主義的世界觀裡，奈洛比（Nairobi）貧民窟裡沒有雙親的孤兒，只能用適者生存來解釋。我們都只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中打滾的動物……要談公義，你就不得不談論客觀道德，而要談論客觀道德，你就不得不談論上帝。」

九、兩位思想家的對比#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伯明罕獄中來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中說：若沒有更高的神聖律法（定義什麼是公義），我們就沒有辦法說明任何具體人類活動或經驗是否公正。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83 年一場自然災害襲擊爪哇島時，尼采寫信給友人：「一舉清除了二十萬人——多麼壯觀啊！」——他邏輯貫徹得很徹底：沒有上帝，所有價值判斷都是任意的。

兩人觀點極為不同，卻同意於一點：若沒有上帝或更高的神聖律法，那麼暴力就是完全自然的。

十、問題的逆轉：惡證明了神#

放棄信仰並不能解決苦難問題，反而使問題更無解。

普蘭丁格的總結：

「若你認為確實存在可怕的邪惡，那這就為上帝的真實性提供了一個有利論證。沒有上帝，就沒有為任何一種真正的道德責任留下地位……也沒辦法說，真的有真實和令人髮指的邪惡這回事。」

作家 A.N. Wilson 的回歸#

原本年輕時放棄基督教的作家威爾遜（A.N. Wilson）寫了〈為什麼我又相信〉（Why I Believe Again）——他寫完一本關於華格納與納粹德國的書後體悟：

「那些認為『倫理』純粹是由人類所建構的人們，製造了一個何等瘋狂的世界。」

結論：

邪惡不僅無法反駁上帝存在，反而需要依賴上帝才能被定義。正如影子的存在證明了光，我們對邪惡的義憤，證明了良善源頭的真實。

當我們指控上帝「不公義」時，其實是在借用上帝的標準來反對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