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你想明白生活的藝術？那只需要一句話：善用苦難。」

—— 阿米埃爾（Henri Frederic Amiel）

世俗主義宣稱：完全世俗的生命觀消滅了「惡的問題」，並釋放人們去專心建設世界。但這套看法對大多數人而言，真的有效嗎？本章指出世俗思路在苦難面前的三個致命弱點。

一、苦難時人本主義者去哪裡了？#

2012 年康乃狄克州新鎮槍擊案後，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在《紐約時報》專欄問了一個刺眼的問題：〈在危機中，人本主義者好像缺席了〉（In a Crisis, Humanists Seem Absent）。

• 觀察： 公民領袖發言、追思禮拜、葬禮幾乎全都採用明確的宗教詞彙與象徵
• 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悼辭 等同一篇講道，大段引用《哥林多後書》4-5 章，用超越今生今世的盼望來安慰
• 問題： 當今約 20% 美國人自稱「無所歸」（宗教不認同），為何危機中卻「像是缺席了」？

哈佛人本主義牧師格雷格·愛潑斯坦（Greg M. Epstein）回應：宗教必須為人提供「超過神學、超過神聖同在的社群」。弗里德曼不同意——世俗人本主義無法產生出生禮、成人禮、婚喪儀式這類聯結社群成員與過去的儀式。

世俗社群的根本困境： 「人本主義受困於……對個人的推崇。」當「我有權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去生活」成為最高價值時，緊密的支持性社群就被侵蝕了，甚至變為不可能。

二、無神論是祝福嗎？——雅各比的挑戰#

無神論作家蘇姍·雅各比（Susan Jacoby）在〈為無神論者一辯〉（The Blessings of Atheism）中反擊「只有上帝能安慰」的說法：

• 擺脫惡的問題： 無神論者不需要像信徒那樣質問「慈愛全能的上帝為什麼允許」，可以自由地關注世界命運、努力阻止災難重演
• 理性的撫慰： 引用 19 世紀「偉大的不可知論者」羅伯特·格林·英格索爾（Robert Green Ingersoll）在友人孩子墳墓旁的名言——「逝者不再受苦」

凱勒逐一回應雅各比的論點：

1. 歷史性問題：宗教釋放了更多社會公義運動#

• 太多偉大的社會公義運動（廢奴、民權）都具備宗教性質
• 「無神論比宗教激發了更多社會公義運動」的主張，歷史上難以成立

2. 哲學性問題：世俗無法奠定客觀道德#

• 休謨困境： 大衛·休謨（David Hume）指出，科學與經驗理性只能描述「是」（is），不能告訴我們「應該」（ought）。單憑理性「不能回答關於道德或生命意義的任何基本問題」
• 正義多元： 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指出，至少有三種彼此衝突的正義論在競爭，每種都基於無法證明的人性與人生意義信念。無神論並未解決「公義是什麼」的大問題

3. 「逝者不再受苦」不夠誠實#

英格索爾只是重複伊壁鳩魯（Epicurus）的觀念——我們不用怕死，因為死後就不存在。但呂克·費里（Luc Ferry）批評這種安慰「粗暴到不夠誠實」：

• 它指向一個「我們已經喪失了所有的愛和一切為生命帶來意義的東西」的狀態
• 卻對人們說「不需要害怕」——這怎麼都說不過去
• 與基督教的復活安慰相比，顯得十分單薄

三、苦難與轉向靈性：實證觀察#

研究與經驗都顯示：大多數人在可怕的苦難之下，都會尋找靈性關懷。

1.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死亡集中營的觀察#

這位猶太裔精神醫師在納粹集中營被關三年，觀察到能忍過折磨的關鍵在於「意義」：

• 「為了快樂而活」： 當苦難奪走快樂的條件，人就失去活下去的理由
• 「為了意義而活」： 生活期待我們給出一些東西；只有當有些東西比個人自由和快樂更重要、值得你為之犧牲時，你才有意義

弗蘭可觀察到集中營裡世俗或掛名宗教者常常轉向真誠信仰：「在工棚角落或封閉牛車暗影裡的臨時禱告和崇拜」——這是在剝奪所有尊嚴與目的的環境中，僅有能繼續走下去的方式之一。

2. 現代類比：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家愛琳諾·巴克霍恩（Eleanor Barkhorn）在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後觀察到社群媒體上「為波士頓禱告」的呼求：

• 臉書、推特上非宗教的朋友也在談禱告
• 911 事件後她這位曼哈頓的無宗教年輕居民，也感受到「一種不由自主想呼求上帝聖名的衝動」，最終發展成全面的基督教信仰

3. 所羅門《背離親緣》：擁抱逆境的家庭#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檢視了養育聽障、侏儒、唐氏症、自閉症等不一樣孩子的家庭：

核心發現： 「這本書的謎題，就是很多家庭原本會千方百計避免發生的事情，最後卻讓他們滿心感激。」

• 這符合古代文化中「善用逆境」的理解——苦難並非生命故事的阻礙，而是美好生活的關鍵
• 所羅門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但書中頻繁談及宗教敘述
• 一對父母在發現孩子看不見、智力遲緩時突然想讓孩子受洗：「我想我是在承認他有一個靈魂」
• 世俗論述無法涵蓋這些孩子的人性——哲學家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列出世俗定義人的「能力」（想像、情緒、實踐理性、人際關係、遊戲等），這些孩子都沒有
• 家庭必須回到更古老的理解：人有身體和靈魂，都按上帝形象被造

四、世俗的失敗：三大根本缺陷#

1. 無法涵蓋苦難的多樣成因#

西方思路將苦難簡化為「受害」，但人類學家史威德（Richard Shweder）指出其他文化看見多種原因：

傳統文化區分「自然之惡」（不幸、命運）與「道德之惡」（罪、壓迫）。世俗思路只有一把鎚子，卻面對多種釘子。

2. 對人生抱天真樂觀主義#

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在《稻草狗》（Straw Dogs）中做了非信徒難得的坦承：

「宗教文化可以承認地上生活是很艱難的，因為它們承諾有來生，那時所有淚水都會被擦去。它們的人文主義繼承者堅稱會有更難以置信的：就是在將來、在那不遠的將來，每個人都可以快樂。而建立在『進步信仰』的社會，不可能去承認人生的慣常不幸。」

• 雅各比主張把世界變得更好以「消除苦難」——但這是不可能的
• 作家恩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中同樣譏諷「科學操縱者」不夠嚴肅對待人生的悲慘
• 世俗主義強調「此時此地」，因為它無法提供其他地方的快樂——如果在這裡找不到，你就真的沒有盼望

3. 自我的擴張：文化敘事的單薄#

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在《真實的美國夢：一則盼望默想》（The Real American Dream: A Meditation on Hope）指出：文化敘事需做到兩件事：

1. 給予超越「時光中渺小份額」的盼望
2. 產生「世界並非止步於自我邊緣」的感受，激發人為社群放下個人利益

他追溯美國文化敘事的三階段演變：

為上帝榮耀而活 → 為國家（民族主義）而活 → 為自主的個人而活

• 表現性個人主義： 將即刻滿足與舒適視為美好生活的唯一標籤
• 結果： 當代文化敘事縮減為個人自利，無法提供超越個人的終極目標，社會結構衰落，人陷入孤單的地獄

五、不同的故事：基督教敘事的力量#

牧師暨神學家威廉·魏利蒙（William Willimon）曾分享一個故事。他教會有對夫妻剛生下被診斷患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嬰兒，醫生建議：「順其自然，過幾天就『沒事』了。」——因為若不處理，孩子會「自然地」死去。

• 醫生的「世俗敘事」：「把這樣的苦難帶給另外兩個孩子，你們覺得公平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痛苦
• 太太突然醒悟，用基督教敘事思考：「我的孩子們缺少的，就是對世上苦難和艱辛生活了解得太少……這其實是一個好機會。」
• 醫生目瞪口呆，希望牧師「講點道理」——卻不知這對夫妻正在講道理，只是用創造、墮落、救贖、榮耀的邏輯

六、呼求謙卑：乃縵的教訓#

《列王紀下》5 章記載亞蘭將軍乃縵（Naaman）患痲瘋病瀕臨死亡。他像今天許多人一樣，以為錢財、影響力和專家可以處理他的苦難。他帶著禮物去求以色列王醫治，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回答：「我豈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呢？」——不要找我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

整個西方世界都需要聽聽這個呼喊。當我們面對苦難時，以為只需要政策、心理學、醫療或技術就能解決——但世界的黑暗深入到這些都無法觸及的地方。

托爾金（J.R.R. Tolkien）《魔戒》的警示：

「不管被擊敗多少次，（邪惡）都會轉生成其他形貌，再度開始茁壯滋長。」

無論我們怎麼做，人類的苦難和邪惡都不可能被根除，就算全力制止了，它也只會以新形式再長出來。所以我們要用的必須不是僅限於地上的資源。

乃縵最終不是轉向財富、技術或專家力量，而是上帝自己。他不再驕傲地信任自己或別人的專長，而是蒙召踐行謙卑的靈魂工作。結果他不僅身體得醫治，還與上帝有了新的關係，靈魂注入了恩典和喜樂。

聖經的主要教導： 幾乎沒有人是不經過苦難、不經過像嗅鹽一般進入生活，喚醒我們去面對自己一直忽視的各種生活事實，就直接變得更好或找著上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