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借狄更斯之筆,本書或可稱為《雙城學校記》。就某個意義而言,我們身處「最壞的時代」:多數學校難以達成自己標舉的目標,而即便被視為成功的學校,多數學生也並未展現深刻的理解。這些不足並非要歸咎於某一方,而是反映了整個社會的欠缺——我們對學習與發展的掌握,以及我們身為教師與公民的價值體系。

但本書的訊息並非全然悲觀。種種跡象顯示,這也可能成為「最好的時代」。人類具有巨大的學習與發展能力:只要觀察幼兒在生命最初幾年如何主動探索環境,便一目了然。真正的難題不在於學校學習本身,而在於如何整合兩種知識——學校所強調的符號與概念知識,以及生命初期自發演化出的強韌直覺知識。若能協助學生綜合這幾種認知方式,就有可能做到「為理解而教」。

至此為止的故事#

本書第一部分描述了全世界正常兒童大致共通的發展歷程。

  • 幼兒運用其感覺動作能力與初階符號系統,在入學前就發展出大量直覺理解。
  • 他們建立起關於物質、生命、他人之心、以及自身心智與自我的強韌理論。
  • 這些理論建構受到多重限制(constraints)的引導:有些內建於基因組,有些源自文化情境,有些則反映個人風格與傾向。

當然,並非所有觀念都恰當,早期強大的理論也伴隨大量刻板印象與過度簡化。但五、六、七歲的孩子對相關世界已有出奇堪用的掌握。更關鍵的是,五歲的心靈是充滿活力、想像力與整合力的學習者——教育者應善用這種認知與情感的力量,並設法讓它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長存。

第二部分則轉向世界各地教育兒童的方式。傳統社會多透過觀察與模仿進行非正式教育,這在**學徒制(apprenticeship)**中被形式化,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學習形式,年輕學徒能直接體會各種技能的用途。學校最初為了讀寫等基本識能而生,後來卻背負起愈來愈多重擔,其中最艱鉅的,是傳遞各學科的概念與知識形式。學校如同人一樣受各種限制所束縛,難以服務多元群體、也難以順利變革。

近年研究揭露了一組新的困難:學童難以真正深入理解學科材料。

  • 科學:以「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s)呈現——早期直覺理論與科學界的正式概念之間出現斷裂。
  • 數學:僵化套用演算法,把公式當成一串待「代入」數值的符號,而不理解形式如何捕捉一個領域的事物。
  • 人文藝術:以刻板印象與簡化為主,妨礙學生體會社會、歷史與美學現象的複雜與細膩。

第三部分聚焦於當前的教育兩難。無論是奠基於基本技能,或是文化素養與西方經典的取向,本身都不足夠。較有希望的線索來自美國進步主義傳統、學徒制等傳統形式、兒童博物館等新機構,以及影碟式學習環境等科技創新。前幾章介紹的若干方案,若妥善實施,應能激勵教師、投入學生,並在直覺知識與正式知識之間建立連結——這正是化解迷思概念、對抗刻板思維、產生深刻而持久理解的最佳希望。

個別方案證明有效教育是可達成的。但若要真正重塑教育,關鍵是打造出「以連結不同認知形式為治理原則」的環境,而非讓連結淪為偶發事件,或難以複製的實驗成果。

如何縮小「學校的議程」與「人生的議程」之間的落差
  • 在職訓練、師徒關係、專業人士進入校園:都是縮小兩種議程差距的機制。
  • 有意義的專案、合作互動、歷程檔案(process-folios):能讓學生敏於覺察自身的思考歷程,以及自己的觀念如何與學科知識契合或衝突。

教育者面臨兩項挑戰:其一是「融合機構」——把學徒法注入學校、把學校帶入社區工作場域、在學校與博物館之間搭橋;其二是培養一批教育者(無論稱為師傅、教師、中介者或策展人),能自在地展現不同認知形式間的連結,並把孩子與家庭帶入更完整的學習中。

若要營造珍視理解的氛圍,我們都必須對自己所知保持謙卑。即便在理想條件下,奠基於理解的教育也需要時間與心力。我們每個人都受迷思與刻板印象所擾,稍不警覺便會深陷其中。因此既要尊重各年齡學生帶進學校的既有觀念,也要覺察自己那些堅定卻無據的信念。

本書挑戰兩種常見迷思:以為只要提供好模型或精彩示範,學生就能理解;以及以為不理解的學生只要更努力、或接受「標準答案的妥協」即可。

真實圖像遠更複雜:我們必須設身處地進入學生的腦袋,理解其觀念的來源與強度;也必須檢視自身教育假設中,哪些其實建立在期望而非實證之上。重要的從來不是模型本身,而是它所捕捉的思考與反思能否讓學生願意承擔「理解的風險」。

這番分析的意義或許超出教室。在幾乎每一次可能學習的相遇——工作、家庭、街頭、雇員之間、家人與愛人之間——都存在著關於他人信念與慾望的自我中心假設,也都存在著更好溝通的機會。唯有深刻而同理地審視自己與他人的成見,並全力與之交手,才能期待它們被有益地轉化。

學校改革的四個節點#

當初投入教育改革時,作者原以為關鍵在於評量(assessment):改變評量方式,就能向整個教育版圖發出強而有力的訊息。他曾欣羨英國學生匯集「成就檔案」、由校內教師審閱並經鄰校教師「調節」;也羨慕歐陸就完整課程進行深入考核,而非測驗零碎知識或所謂的「學術性向」。

但很快便發現,改革的難題遠更複雜——它同等地仰賴四個節點

  • 評量(assessment):再好的評量,若沒有優質課程相配,也只能束之高閣、無從施用。
  • 課程(curriculum):值得評量的優質課程是正確的一步,但若教師不接受、不信服、不將其精神體現於教學,課程與評量都價值有限。
  • 師資培育(teacher education):師資培訓與發展因此成為改革的內在核心。當名師真心信服所教內容、並懂得評量理解的進展,他們便成為教育歷程中不可或缺的卓越領導者。
  • 社區支持(community support):學校從不在真空中運作。社區——從德高望重的長者到有力的商界與各級民選官員——是任何教育體制不可或缺的夥伴。在今日美國,最重要的變革推手是家長,他們兼具孩子的倡議者與社會公民的雙重角色。

美國與西歐在教與評的處境上有一項關鍵差異。歐洲的另類評量多半是為了記錄課堂上長期既有的做法(例如與學生一同細審其專案與筆記);美國近年的另類評量則是被用來促使教師改變課堂實作。改變教師實作,遠比把既有標準做法加以編碼來得耗時。

社區呼籲某種教育,不代表它就會實現;但若社區不支持學校人員的期望與標準,教育者註定失敗。這種參與預設了雙向的「延展」:教育者須與社區分享願景,公民也須願意考慮另類的課堂實作與評量程序。

社區控制 vs. 國家控制#

社區標準的議題,在美國脈絡中格外敏感。世界多數國家理所當然地假設會有一套在全國每所學校施行的國家課程。並非所有國家課程都像傳說中的「法蘭西帝國」那般——從諾曼第到尼斯、甚至從魁北克到大溪地,五年級孩子都在週一上午十點誦讀相同的數學課。但美國逾一萬五千個學區各有選擇課程之權(有人視之為義務)的情況,在別處毫無對應;他國教育者初聞此制時往往難以置信。

作者的結論是:某種形式的國家標準很可能將浮現,並帶出一套互補的課程(無論隱性或顯性)。在資源明顯有限的改革時刻,讓每個城鎮、每個學科、每個利益團體各推所好,實在說不通。問題已不再是「要不要有」國家標準與課程,而是它們的內容為何、由誰決定

不過,任何國家標準的努力都須建立在當前社區態度之上,而這正面臨重重挑戰:

  • 隨著家庭生活加速瓦解、社區支持流失,孩子入學時的準備遠不如前。
  • 社區卻期待學校去補社會之不足:教導文明禮節、灌輸道德與社會行為、示範如何完成作業與備考、從清晨照顧孩子到傍晚,還要對抗校園(乃至整個社會)中的毒品、暴力與種族緊張。

更棘手的是,美國社會對教育的價值抱持深刻的矛盾

修辭上人人稱教育為要、學校為本,總統也披上教育的話術外衣,富人更斥資私校以為子女購買日後優勢。但美國同時是一個無需正規教育也能取得無限成功的國家,長期以來甚至精於隱藏學歷、推崇反智乃至反教育的姿態——「街頭智慧」勝過「學校智慧」,教授心不在焉、學生被寵壞、讀書無用。相較之下,日本、中國、以色列與西歐等教育有成的文化,則全心擁抱教育目標、執著於國家考試內容、並設法尊崇有學識者。

尋求國家教育標準的時刻,恰逢學校頂多維持平準經費、卻被要求承擔社區與國家已失敗之角色。除非大眾意識到此一要求之龐大並全力協助學校,否則學校將再度被視為失敗、愈陷絕望——屆時我們非但沒有國家教育體系,反而根本沒有體系。

這裡還有一個弔詭:美國人雖普遍批評學校,卻通常認為自家本地學校品質良好,並相信學生表現不佳是因為欠缺學術天分。這與日本大相逕庭——在日本,表現不佳慣被歸因於努力不足,學校被視為極其重要,對全國學業的批評與改進努力同樣持續不斷。

注入更多資源、尤其大幅調高教師薪資,確實有益;但作者主張,教育問題至少同等地源於價值與優先順序,而非資源多寡。換言之,若我們真想要更高品質、更嚴格標準、認真對待個別差異與普遍理解的教育,即便以現有資源也能大步前進。關鍵在於:這個國家是否決心追求高品質教育,並願以登月、衛國、乃至追逐消費社會之樂那般的投入去為它努力。

國家層級理解的界定與達成#

改善教育體系無法一蹴可幾,恐需數十年之功。到公元兩千年,我們頂多能判斷自己是否認真求變。若是——作者相信我們可以——那麼美國有機會領先全球,達成一項全新的教育目標:設計並實施一種能產生理解的教育

他國學校雖更擅長灌輸學業知識(符號、事實清單、學科概念),但其產生的理解未必更深。從學業情境遷移到能實際運用的脈絡,在任何社會都不容易。真正需要的,是營造一種氛圍,讓學生自然地把直覺認知與學術、學科認知連結起來,並運用整合後的知識去照亮新的問題。美國的實用主義、進步價值、兒童博物館與巧妙的互動科技,都可被動員來打造這樣的環境、培育願意承擔理解風險的個體。

一個令人振奮的跡象,是近年出現了由教師與學者組成的群體,勾勒出學生在二十一世紀應具備的知識與能力:

  • 數學:全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與數學科學教育委員會率先發布主張。
  • 科學與技術:美國科學促進會的「2061 計畫」提出結論。
  • 社會研究到藝術等其他領域也有類似努力在進行。

雖然細節可議,但目標的整體正當性與其中的協作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若美國要走向國家課程,那套課程就應奠基於理解,而非薄紗掩蓋的意識形態、孤立的知識碎片,或死記與儀式化的表現。

與課程界定並行,若干州已在評量上「超越選擇題泡泡格」。佛蒙特州要求匯集歷程檔案,加州與康乃狄克州則推行**表現本位(performance-based)**考試。學生須執行延伸性、常為合作性的專案,在實際情境中展現對數學、科學等概念的理解——例如為某爭議正反兩面辯論、為財務困難的組織設計財政健全的方案、評估當地水源毒性、判定哪家媒體氣象預報最準。這類知識無法造假或死背,必須真正掌握概念與原理,才能適切地用於大型多面向問題。

師資教育既是改革樞紐,新設的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因而令人鼓舞。它正闡明教師須體現、方能取得認證的標準。這些評量將迥異於備受批評的紙筆式「全國教師考試」:候選人將前往表現評量中心,在資深名師面前展示設計課程、分析文本、反思自身教學的能力;核心環節是提出歷程檔案,記錄其教學成果、如何理解自身的成就與挑戰,以及如何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

若干城市、州與私立非營利機構近來也聯手創建國家考試體系。「體系」二字至關重要:「新標準」(New Standards)取向並非強制單一紙筆測驗,而是主張由表現本位考試、大型專案、以及歷程檔案三部分構成。

「新標準」體系的設計與其現實距離

該體系初期為自願性,但期望最終全國學生都參與,並將離校的選項與成功完成這些要求掛鉤;只要能培養出應付得了體系的學生,課程與教學大綱仍保持彈性。

僅是陳述這套體系的設計要求,就足以看出它離美國現況有多遠——當前學生只要修滿一定數量的「卡內基學分」即可畢業,而學分根本無從判斷他們懂什麼、能做什麼。在其他工業化國家並不存在這種國家(乃至學生自身)的無知。而美國以專案與歷程檔案為要求,甚至走得比其他國家考試體系更遠;若這套強調理解的方案能在此成功實施,或許能成為他國的典範。

即使備妥高品質的課程、評量工具與教師認證,也不足以確保卓越的體系。達成它需要時間與心力,途中將遇許多陷阱:只做改革姿態、只講改革術語的人,會讓他人(也許連自己)誤以為真正的改革已然達成。正如標準工具上的稱職表現曾讓我們高估某些現行體系的成功,我們也可能自欺地以為新改革已達標,實則不然。儘管如此,朝此方向邁進仍屬重要,局部的成功也值得追求與記錄。

未來的方向清晰可辨,須在兩條相關卻各異的戰線上並進:

  • 辨識有效的結構性改革:找出在各美國場域看似奏效、且可更廣泛推行的做法。例如 James Comer 推動內城小學的家長參與、Theodore Sizer 組成「本質學校」聯盟、Stanley Pogrow 培養弱勢兒童的高階思考、Henry Levin 加速所有兒童的學習。關鍵在於判定何者確有成效、何者可廣泛推廣、彼此又如何在概念與實務上整合。
  • 界定各學科的理解形式與階段:這不該由任何特定利益團體承擔,而應在學科專家、學科教師、通曉認知與兒童發展的心理學家,以及課程、教學、評量專家之間,透過持續對話浮現。一旦這些理解被界定,便能據以設計支持其培養的課程與評量。

作者相信,這樣界定良好的「國家層級理解」,或許放諸全球皆有用,甚至能拉近世界各國與其人民的距離。若能一方面辨識出有價值的國家理解、另一方面辨識出有效的組織結構,我們就朝改善學校邁出了兩大關鍵步驟。

**還有一個尚未提及的重要夥伴:美國的大學院校。**相較於備受批評的中小學,美國高等教育仍受全球推崇。大學所發出的、關於它們珍視何種學習、歡迎何種學生的訊號,影響極為深遠。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雖為高中畢業生訂出合理的課程目標,卻未在其「學術性向測驗」(SAT)中體現這些目標。若大學理事會轉而尋求學生的理解、並依學生的表現與歷程檔案來建議招生政策,這個訊號將對大學前教育產生巨大的正面效果,也能減少大學淪為補救機構的機率。

限制與可能:一種發展調適的教育#

貫穿全書的一大主題,是承認人類生活中的限制(constraints)——限制我們能輕易學會什麼、限制知識的掌握與應用、也限制學校、社區與國家等複雜機構的運作。「限制」一詞常被負面解讀為框限人類可能性的因素。但作者主張,支配人類認知的限制其實具有建設性:正因認知系統內建了深層限制,我們才能掌握文化的初階符號系統,也才能發展出關於生命、物質、心智與自我的初始理論。

在後續人生中,限制的正面意涵更為顯著。

正是限制,才使真正的成就、人類的創新與創造力成為可能。若毫無限制、一切在理論上皆有可能,就無從做出、也無從辨認任何進展。限制既造就了發展的早期里程碑,也造就了後續的突破——那些人類克服偏見、跨越積習、邁向更完整且更貼近真相之理解的珍貴時刻。

正是在人類歷史的某些時刻,個人或群體直面被視為極限的束縛——害怕從地球邊緣墜落、相信每個物種神聖不可犯、確信平行線永不相交——並將其拋開,視野於是開展,甚至被徹底重新設計。學科(disciplines)是有組織的限制集合,但學科能夠推進與轉化,正證明這些限制既能框限、也能解放。真正的人類創造力必然尊重發展中最深層的限制,卻同時提醒我們意識到那些並非牢不可破的枷鎖,使之得以斷裂或重組。

本書始於人類認知發展的綜覽,特別是發展如何限制並引導知識與學習。歷史上,關於發展與教育的關係,曾有幾種對比鮮明的觀點:

從洛克、盧梭到維高斯基、杜威:四種發展與教育觀
  • 白板說:一些偉大心靈否認發展會限制教育——在他們看來,文化可在人類這塊白板上任意書寫。
  • 先天內蘊說:另一些思想家視所有知識為基因組中固有,教育因而主要是一種預防性操作,文化透過「無為」來將可能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洛克(Locke)與盧梭(Rousseau)之間的經典爭辯,正反映了這兩種對人性的對立看法。
  • 文化/人類學觀:以 Lev Vygotsky、Jerome Bruner、Clifford Geertz 為代表,揭示了發展有多大程度是仰賴文化中既已編碼的知識。年輕人透過內化並在前人洞見之上繼續建構,得以進入自身文化的對話。
  • 杜威式觀點:由 Lawrence Kohlberg 晚近實現,看見發展與教育之間近乎預定的和諧——教育是促進人類發展的手段,甚至發展本身即是教育的目標。就發展意味著對物理、社會與道德世界更深理解而言,作者強烈認同此一願景。

在這些經典願景之上,作者提出一頁來自發展科學的新篇:我們如今遠比前人更深刻地體認到,人類的成長被表觀遺傳因素機構運作細膩地限制著。但這種對限制的理解不必導向絕望——相反,這份對自身本性的新認識,可作為規劃並打造一個教育上更有效之社會的可靠指引。

我們的限制不僅使初始的關鍵學習成為可能,也促成個人、群體與文化偶發的創造性突破,以及辨認這些突破的能力。甚至可以說,精確界定人類心智的限制,或許正是我們因應、乃至化解這些限制(在各學科之內與之間)的最大盟友。

二十世紀偉大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曾宣稱:

「一個人施加的限制越多,就越能將自己從束縛精神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或許,是時候在教育人類心智的努力中,善用這條原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