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讀者而言,「學校會為孩子帶來困難」這種說法或許顯得奇怪。他們自己可能輕鬆讀完了學校,也認為考試失利或中輟只是外在條件所致——只要回到過去、別再「捨不得棍子而寵壞孩子」,一切便會安好。
但本書的觀點恰恰相反:我們對人類學習與發展所發現的許多原理,都與世界各地學校的慣常做法尖銳衝突。這些矛盾長期被掩蓋,是因為過去學校只服務少數(且享特權)的族群,教材相對不具挑戰性,而被視為成功證據的表現也十分有限。
- 一世紀前,不到 10% 的美國學生進入中學;多數學校只要求學生在五到八年後能粗略地讀、寫、算。
- 一旦學校的對象變得普及,教學範圍從讀寫擴展到各學科,負擔便呈指數式加重。世紀之交美國實施全民義務教育,中學畢業生被期待掌握從拉丁文到數學、歷史等至少十個學科。
一場碰撞幾乎無可避免:一邊是對學校的要求急遽膨脹,另一邊是學生如何學習、帶著哪些既有概念進入學校,對教育者幾乎不可見。唯有假設學生心智與學校課程之間存在某種「預定的和諧」,才能樂觀相信學校能達成它日益龐大的使命。
評估學校成效之前,必須先講清楚我們對學校的期望。本書採用單一判準:能否讓學生獲得更深的理解。而要取得有意義理解的確鑿證據,簡答測驗與課堂口答遠遠不夠,必須用新奇而陌生的問題,輔以開放式的臨床晤談或細緻觀察。
「十人委員會」的強硬立場
主導美國教育政策的「中學研習十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Ten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毫不含糊地宣稱:任何在中學裡教授的科目,都應以同樣方式、同樣程度教給每一位修習它的學生,無論該生日後去向如何、教育將在何處終止。這正是使命膨脹的縮影。
理解的多種樣貌#
依本書第一部的分析,所有在合理環境中長大的正常幼兒,都會發展出兩種表徵知識的方式:
- 感覺動作式(sensorimotor)的認知:始於嬰兒期,主要透過感官運作與對世界的動作來認識世界。
- 符號式(symbolic)的認知:始於幼兒期,透過文化中演化出的各種符號系統來認識世界。
結合這兩種認知方式,孩子在五、六歲時便已發展出一套相當穩健堪用的理論——關於心智、物質、生命與自我——並掌握了一系列表演與腳本。這些認知彼此未必一致,但潛在矛盾在學校之外極少釀成問題:孩子只是在觀察到它們、以及看似合適的日常情境中,順手取用這些能力。
倘若孩子留在未受學校教育的環境,其技能仍會以中等速度增長,部分來自觀察更有能力者,部分來自學徒制等非正式教育。只要表演是在其慣常使用的情境中習得,理解便會自然浮現——行動或解釋的理由顯而易見、無爭議,學習者也就順理成章地掌握。
關鍵不在於感覺動作與符號表徵之間「通常沒有衝突」,而在於:即使沒有正式學校訓練,孩子也很快能調和這兩種對立的概念。也許有神經機制促成調和,也許是家人協助——當孩子準備好時,聽到兄姊一句「看起來比較多,但把水倒進那個空杯,你會發現水位其實一樣高」,便足以化解矛盾。
守恆實驗中的細節
以皮亞傑(Piaget)經典的守恆實驗為例:學前兒童認為水位較高的杯子必定裝著較多的水,即使另一杯明顯較寬。但數十年研究顯示,若讓孩子自己倒水,或把不同水位的杯子遮住、只告知曾倒過水,他們較不會判斷錯誤。孩子有時也被詞語迷惑,尤其是「多」與「少」的歧義(比什麼多、比什麼少?);若只讓他們挑選偏好哪杯果汁或哪堆巧克力,他們往往更早展現為真正的守恆者。
學校則引入了另外幾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設立學校最初的動力,是讓年輕人掌握各種記譜系統(notational systems);但這些讀寫能力的理由,對幼兒通常晦澀難明,學習方式也陌生。更進一步,學校的使命是傳遞概念、概念網絡、概念框架,以及各學科的推理形式。
- 若只把這些教材當作待背誦的清單或定義,肯用功的學生大多能掌握。
- 但課程應超越事實的複誦,引領學生進入各學科的思考方式——而這些內容往往以遠離學生既有概念的形式出現(讀教科書、聽講)。
因此教育者面對三重挑戰:引介這些常屬困難或反直覺的概念;使新知與舊觀念(若相容)綜合;並確保新的學科內容取代那些會與之衝突的既有概念或刻板印象。
至此可直接指出學校之所以困難的核心原因:
- 許多教材對學生而言陌生甚至無意義,而過去世代所提供的支撐脈絡已然弱化。
- 某些記譜系統、概念與知識形式本就不易掌握,尤其對強項落在空間、音樂或人際領域的學生——他們比擁有「親近文字」之語言與邏輯智能組合的學生更為吃力。
- 更深一層,這些學校式的認知,可能與孩子入學前早已高度發展、極為穩健的感覺動作與符號認知正面碰撞。
邁向理解的教育只有在以下情況才可能發生:學生設法整合學前與學校的認知方式;當整合不可能時,能懸置或以學校形式取代學前形式;最終還能體會學前的認知有時反而蘊含著比學科形式更深的理解。
實際上,學校世界普遍演變出一種不安的休戰。教師要學生解答預設題型、背下術語清單、依要求回吐定義,卻不要求學生調和其早先的部分理解;也不出會迫使學生延伸、卻可能失敗而讓師生難堪的挑戰性問題。
用作者的話說,師生都不願承擔「為理解冒險」(risks for understanding),而滿足於較安全的「正確答案妥協」(correct-answer compromises):只要學生能給出被認定為正確的答案,教育便算成功。但這終究不是好妥協,因為只要接受儀式化、死記或約定俗成的表演,真正的理解就無從產生。
作者把各學科的落差歸為三大類,本章與下章詳述:
- 科學及相關領域:學生帶進課堂的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s)。
- 數學:僵化套用的演算法(rigidly applied algorithms)。
- 人文與藝術等非科學領域:刻板印象與簡化(stereotypes and simplifications)。
需強調:迷思概念與刻板印象之間並無截然分界,數學與部分社會科學恰落在兩者之間。且「迷思」「刻板」等詞有其風險——它們可能暗示幼童的觀點全然不足、專家的觀點全然優越,但實情遠更複雜。幼童的觀點自有其道理,常蘊含重要洞見;而從迷思到正解、從僵化演算法到靈活運用、從刻板到多面向的理解,都沒有平坦坦途。所有理解都是局部的、可變的;比抵達「正確觀點」更重要的,是理解迷思如何被重構、刻板如何被消解。因此更精確的說法或許是「較早的理解」與「更精緻的理解形式」。
物理中的迷思概念#
最戲劇性的學生迷思,莫過於物理。那些將進入頂尖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多半修過數年科學、至少一年物理,在標準化測驗上得分甚高,期末也常拿榮譽成績。但當他們在課堂之外被要求運用這些知識去解釋現象時,會發生什麼?
研究者 Andrea DiSessa 設計了一款電腦遊戲「Target」,玩家用 FORWARD、RIGHT、KICK 等指令操控螢幕上的「動力龜(dynaturtle)」,目標是讓它以最小撞擊速度擊中標的。遊戲聽來簡單,天真的小學生與大學物理系學生都興致勃勃、信心滿滿——然而幾乎所有人、無論程度,都慘敗。因為成功需要運用牛頓運動定律,考量動力龜既有的方向與速度;但無論受過什麼訓練,玩家都暴露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以為只要把龜對準標的一踢即中,龜卻不聽使喚時便一臉茫然。
MIT 學生 Jane 熟知大一物理的所有形式:她能在適當情境搬出 F = ma、背誦牛頓定律、運用向量加法。然而一玩起遊戲,她立刻採用與天真小學生相同的策略,假定龜會朝踢擊方向前進,並固執了半小時。直到確信此法行不通,她才做出關鍵觀察:物體不會因為被朝某方向一踢,就失去原有的運動。DiSessa 指出,她的「天真物理」與「課堂物理」彼此毫不相干地並存,這一刻她動用的是前者。
Jane 並非孤例。當有物理或工程訓練的學生被帶到「文本—測驗情境」之外,同樣的失靈屢見不鮮:
- 曲管軌跡:物體被推過彎曲的管子後射出,近半數學過物理的受試者相信它會繼續走曲線,並宣稱物體在管中獲得了某種「力」或「動量」,一段時間後才逐漸變直。
- 上拋硬幣:硬幣拋至最高點的中途,被問受哪些力作用時,尚未修力學的工程學生 90%、修過的仍有 70% 答錯,多半指出向下的重力與一個向上的「手原本施加的力」——但硬幣一旦離手,實際上只剩重力。
這些並非單純的無知或事實錯誤:許多學生知道也能背出他們本該援用的定律。近乎所有沒受過科學訓練者,以及高得令人不安比例的受訓者,其解釋都與簡單而確立的運動定律相牴觸。
更多例子:相對論與季節成因
- 狹義相對論:修過相對論的學生能準確複述「時間與物理性質須依特定參照系而定」的主張,回答時卻透露自己其實仍信奉絕對時空。連課程助教都堅守牛頓式的機械世界觀。唯有被迫直視牛頓與愛因斯坦模型間的矛盾,他們才開始以正確方式處理問題。
- 季節成因:學生受教「季節差異來自陽光穿過大氣的角度,而非地球與太陽的距離」,並能照本宣科;但只要換個問法,他們便退回「距離」的解釋。連「地平」信念都極頑固——即使承認地球是圓的,學生仍折衷為:地球像被切半的葡萄柚,底部渾圓、頂部卻舒適地平坦。
要理解此現象,須回到孩子生命最初幾年發展出的穩健物質理論。科學教育研究者把支撐這些理論的核心觀念稱為「原始概念(primitives)」,例如:
- 施力者對物體施力,力被傳遞、使物體前進一陣後便「消亡」;
- 觀察軌跡就能看出施了多少力;
- 想讓東西往某方向去,就朝那方向推它即可;
- 萬物皆下墜,但較重者墜得較快;摩擦只在移動時發生;感受到的溫暖取決於與熱源的距離。
這些原始概念的重點不在於全然錯誤或無用——它們之所以發展並持久,正因為在孩童世界中夠管用,甚至在成人世界也堪用。真正驚人的是:受過正式訓練的學生,一旦碰到科學課堂或考試之外的問題,竟如此輕易地退回這些原始概念。
分析如下:物理課的知識以能在特定「彙報情境」(作業、課堂測驗)中產出的方式被學習——只要學生預知彙報形式、問題落在預期框架內,背下關鍵演示、定義與方程式便足以「看似理解」,正確答案妥協得以維持。但當學生沒被預先提示要動用某項物理知識時,一套更強大的機制——那些奠基於早年現象學原始概念、從未被正面檢視或挑戰的物質理論——便自發湧現。這正是為何看似能幹的十八歲學生,表現與七歲孩子相差無幾。
正解未必比迷思更複雜(相對論或許例外,某些情況下正解反而更簡單,因為它描述的是無摩擦等理想化世界)。更貼切的說法是:每個人都帶著一整套概念、基模與框架去解釋現象,某些基模在特定情境最易被喚起。理解電時,學生會借用「流水」或「擁擠人群」等心智模型;有效科學教育的目標,是幫助學生明白為何某些類比或模型比舊有的更適合——這絕非易事,即便對物理學家亦然。第 11 章將提出一條途徑:克里斯多福式的相遇(Christopherian encounters),以直接挑戰舊模型可行性的經驗,使學生的迷思一舉聚焦。
生物中的迷思概念#
物理是「最硬」的科學,人們或許猜想生物學裡類似的迷思會少些。確實,某些幼年迷思到中童期便已化解,甚至無需明確教導。如 Susan Carey 所示,十歲兒童已放棄「只有會動的東西才是活的」「人是所有動物的原型」「一切生物功能都受意志控制」等想法,改採一套大致堪用的常民生物學:生物具有特定物理結構,能進食、呼吸、生長、死亡;動植物是活的、無生物不是;人在動物界並無特殊地位;物種歸屬取決於內在構成而非表面外觀。
然而一旦深入探究,生物學裡的原始概念與迷思,與物理學裡的頗為相近。演化論的理解如同牛頓定律一樣布滿地雷,連受過兩年生物訓練的學生仍犯基本錯誤:
- 雖已放棄聖經創造論,卻仍持**拉馬克式(Lamarckian)**觀點,以為一代習得的特徵(長頸鹿伸長脖子)可傳給下一代;
- 未能區分當下可觀察的變化與其在未來世代顯現的機率,把改變歸因於環境變動而非隨機的突變與天擇;
- 傾向**目的論(teleological)**解釋,以為演化朝某預設目標前進,把晚出現的物種看成更「完美」。
生物迷思雖未如物理般被細究,但機制相似:早年「凡會動皆有生命」的傾向雖被放棄,學生仍傾向相信生物過程反映某種活物的意圖(寄生蟲「想」摧毀宿主)或某支配原則的目的(人類完美是演化的目標);看不見的過程被假定不存在,看得見的則被假定對周遭有直接、無中介的作用;在缺乏更深理解時,學生便抓住某個關鍵標記(如某數值比例)當作原理的指標。
光合、遺傳與細胞的種種誤解
- 植物如何製造食物廣被誤解:學生以為土壤會隨植物生長而變輕、土壤就是植物的食物、根吸收土壤、葉綠素是植物的血液,或秋冬葉子得不到葉綠素故無法取得食物。
- 目的與意圖的濫用充斥其中:變色龍「想」變色以躲避掠食者。
- 遺傳法則被曲解:學生不真正理解異型合子(heterozygosity)與同型合子(homozygosity),只要看到 3:1 的比例就假定是異型合子,還以為這比例精確,而非大量觀察後浮現的平均。
- 減數與有絲分裂欠佳:連「專家級」生物學生也會誤把染色體的數目(ploidy,倍性)當成染色體的結構。
數學:僵化套用的演算法#
或許有人主張,物理生物表現差,是因為深奧科學與實際經驗脫節,或教科書章節跳躍。那麼轉向數學——學生已學了近十年、呈現順序合乎邏輯、「不過」是操作記譜系統——情況會不會好些?
可惜並不會。學生同樣一旦問題稍微換個說法、或遇上意料之外的例子,便立刻失手。
麻州大學 Jack Lochhead、John Clement 等人的研究,記錄了數學理解驚人的脆弱:告知「學生人數是教授的六倍、有十位教授」,幾乎人人能立刻算出學生人數;反過來給六十位學生問教授人數也幾乎一樣好。但當學生被要求用 S 代表學生、P 代表教授寫出方程式時,多數大學生卻失敗了。
- 多數人寫下 6S = P,並覺得正確;然而這公式會推出:若有 60 位學生,就會有 360 位教授(6 × 60)的荒謬結論。
- 「six」與「students」相鄰或許誘人落入 6S 陷阱,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學生不明白 S 代表的是「學生的數目」、方程式須據此推演;他們反而以為字母標示的是具體實體(真實的教授或學生本身)。
-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假設極為頑固、難以根除:學生能背下「X 指某實體的數目……」,一離開教學情境便退回原先不當的做法。
我們可以改用「學生的數目是教授數目的六倍」這種說法,誘導學生寫出 S = 6P,讓表現變好。但這樣的拐杖,正是真正的理解所不該需要的。這些代數學生體現的,是數學中更根本的問題:僵化套用演算法——只做語法層次的處理(聽到「六倍」就反射寫出 6S = P、自動觸發演算法),而非探索相關的語意領域(semantic domain)。
數學誤解跨越各年齡層與各領域。一個粗略的判準是:學生看到一串數字,是否不假思索地反射開始運算。
- 學前與低年級兒童看到任何一組數字,就有加總的衝動;
- 初學分數者常直接把兩個分子相加、兩個分母相加(於是 ½ + ½ 被看成得出某個錯值);
- 大學入學測驗中許多錯誤選項,恰是題目中兩數之和或積——命題者深知被卡住的學生會直接加或乘、僵化套用最相關的演算法碰運氣。
這些錯誤並不駭人,反而是自然的人類現象、可資教學的訊號——它們是理解不完整的警訊。教師不該只給出正確程序(「不對,要通分」),否則孩子一旦認不出該套用哪個記憶程序,就會故態復萌。教師應在三個面向與學生合作:(1) 理解其中道理(為何不能直接加分子分母);(2) 探索該語意領域(無論是披薩的片數還是一塊地的份額);(3) 如何把形式演算規則連結到具體語意世界。若如此,理解才有機會達成——一個真正理解的學生,即使流落荒島,也能重新發明早已遺忘的分數加法。
記譜、詞語與語言帶來的絆腳石
- 記譜混淆:小數與整數符號相似卻意義迥異。整數個位在最右一位,小數個位卻由小數點標定;整數向左以十為單位堆疊,小數則向左以十倍增、向右以十分之一遞減。要體會 .6 大於 .5999 卻小於 .60001,絕非易事。
- 詞義精確:日常語言容許寬鬆用法、增添幽默,但在數學中可能致命。研究者 Pearla Nesher 指出,單一個「is」至少能對應相等、類別成員、存在、蘊涵四種符號表達,未能分辨便會徹底誤解題目。
- 文化語言差異:Eleanor Wilson Orr 記錄了市中心黑人青少年的困難——他們的語言用法常與教科書所規定的精確用法不合。例如說「twice as less」不能逕等於「一半」;不分「地點」(點)與「距離」(線段),而說出「Aurora 等於從 Cleveland 到 Washington 的距離」;混淆 any 與 some、at 與 to。這些在脈絡豐富的日常對話中無關緊要,卻與只容許單一指涉的教科書用語相撞。
- 電腦語言更不留情:計算語言中一個詞只有唯一意義。為求「親和」而借用自然語言詞彙,反而使學生退回日常俗義。David Perkins 與 Rebecca Simmons 報告:學生以為只要把 Pascal 變數命名為 LARGEST,電腦就會「知道」該存入最大值,因為它「懂」largest 的意思。
直覺知識與新興記譜能力之間的斷裂,隨處可見。作者曾觀察一名學量尺的八歲男孩,他測量 Y 形紙板:把手臂的一端對齊尺的起點、讀出另一端的刻度,尚屬正確;但當他改量手臂末端的短段時,卻把它擺在尺的中段、宣稱它是「七英吋」。他顯然不明白一切測量都須有原點,而測量值代表偏離原點的量,只是機械地讀出當下注意力所落之處的數字。
這男孩在感覺動作層次明知短段遠比手臂短——直接問「哪個較長」,他也立刻承認手臂較長。他的失敗在於未能連結「感覺動作訊息」與「測量系統的運作」,任由演算法決定答案。這就像那個被問及兩桶各 10 度的水混合後溫度、卻天真地相加而答「20 度」的孩子一樣。
即使在看似相關的記譜知識之間,也可能出現奇異的分離:
- Paul Cobb 記述一名女孩,用「往上數」的方式正確算出 16 + 9;但同一題以書寫形式呈現時,她卻沒進位而得 15。她認為兩者都對——15 用於作業,25 用於「16 塊餅乾再加 9 塊」。對她而言,學校算術是個「孤立、自足的情境,除了設法回想規定的方法外,別無可能」。
- Robert Lawler 描述六歲的女兒能心算數字、也能算錢,卻無法連結兩者:她能用「四分之一(quarter)」的知識算出 75 分加 26 分的硬幣總額,也能用「逢十進位」算純數字;直到數月後才靈光一閃,領會「硬幣微世界」與「數字微世界」之間的關係。
整個數學領域最大的困難,或許是學生誤解被出題時究竟在做什麼。數學教師普遍反映,學生幾乎總在尋找解題步驟——「怎麼把數字代進去」、如何依循演算法。題目文字順序越貼近方程式符號順序,題目越好解、學生越喜歡。把數學視為理解世界、闡明現象的方式,一種年輕人也能有意義投入的對話或事業,實屬罕見——但少了這種態度,真正的理解又怎能開始?
在數學領域,「迷思概念」一詞已不再最貼切,甚至未必恰當。自然科學中,學生擁有與物理生物原理相牴觸的物質與生命理論;但數學中並非如此——毋寧說,多數學生壓抑了對數字與領域(時間、金錢、披薩片)的直覺,改去遵循僵化套用的規則。唯有當題目恰好觸發已掌握的演算法,學生才會答對;一旦題目的表述有任何變動,學生便可能徹底迷失。
越遠離自然科學,「迷思概念」的說法就越不足。更好的詞或許是「刻板印象」或「腳本(scripts)」——關於人類事務「應當如何思考」的強烈定見。下一章討論社會科學、人文與藝術的學習時,便將改談學生的刻板印象;儘管用語改變,問題的類型仍將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