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天才獎#
1984 年特沃斯基訪以色列時接到電話：他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金，含 25 萬美元、額外 5 萬研究經費、優質醫療保險，以及一份新聞稿——讚許他「在創造性追求中展現非凡的原創性與獻身精神」。
這份新聞稿引用的所有研究，都是他與康納曼合著的。但稿子裡沒有提到康納曼。
朋友 Maya Bar-Hillel 當時與特沃斯基同在耶路撒冷，回憶說：「他不感激這個獎，他生氣。他說：『這些人在想什麼？怎麼可以把獎只給一對得獎人中的一個？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對這份合作下達死亡判決嗎？』」「那是真實的痛苦。」
特沃斯基不喜歡得獎，卻持續得獎——美國藝術與科學院、Guggenheim 學者、美國國家科學院（這對非美國公民來說極為罕見）、耶魯與芝加哥大學的榮譽學位。但康納曼都沒有得到這些。
「老兄，這應叫『康納曼效應』」#
特沃斯基反覆嘗試把功勞還給康納曼：
- 一位心理學家寫信感謝他「闡述了代表性與精神分析的關係」——他回信說：「這些觀念是與康納曼討論中發展出來的，請提及我們兩人的名字，或（若不便）省略我的名字。」
- 一本書把以色列空軍飛行員的迴歸均值現象命名為「Tversky 效應」——他寫信說：「我對『Tversky 效應』這個標籤不太自在。這項工作是與我長期的朋友與同事 Daniel Kahneman 合作完成的——若這個現象要以人名命名，應該叫做『Kahneman 效應』，因為當初是他觀察到飛行員訓練的這個效應。」
Stanford 同事 Persi Diaconis 說：「人們以為特沃斯基才是『聰明』那一個，康納曼是『細心』那一個。特沃斯基會說：『完全相反！』」
「Famous Amos」#
Stanford 研究生給特沃斯基取了個綽號「Famous Amos」（出名的 Amos）。國會議員打給他要法案建議；NBA 找他談統計謬誤；美國特勤局飛他到華盛頓，請教如何預測對政治領導人的威脅；北約飛他到法國阿爾卑斯山談不確定情境下的決策。
例：1980 年代末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發生一連串事故——飛機降錯機場、迷航。Delta 培訓主管 Jack Maher 找到特沃斯基：
特沃斯基說：「你不會在壓力下改變人的決策方式。你不會阻止飛行員犯這些心智錯誤，也不能訓練他們把這些弱點消除。要改的不是人——是決策環境。」「商用客機的駕駛艙文化不鼓勵副駕駛指出機長的錯誤判斷。要避免機長把飛機降在錯誤機場，必須訓練其他組員去質疑機長的判斷。」
Delta 改了駕駛艙文化，「自大專橫的機長不再被接受」——降錯機場的事故再也沒發生。
隱形的攻擊#
到 1980 年代，他們的觀念已滲透到他們從未想過的領域。但成功也創造了新的批評者市場。
「我們開創了一個未知的領域，」特沃斯基 1983 年對 Miles Shore 說，「我們搖晃樹木、挑戰建制。現在，我們就是建制。換成別人在搖我們的樹了。」
哲學家 Margalit 觀察到：「他們笑得太多——這引發了懷疑。他們看起來像是站在猴籠前對猴子做鬼臉的人。雖然他們說『我們也是猴子』，但沒人相信。人們覺得他們的快樂是為了戲弄他人——這個感覺一直黏著他們。這是個真正的問題。」
哲學家 Max Black 在 1970 年代初被介紹認識康納曼，特沃斯基剛要解釋研究——Black 說：「我對愚蠢人的心理學沒興趣。」說完轉身離去。
普林斯頓心理學家 Eldar Shafir 評論：「給人看光學錯覺，他們會說『只是我的眼睛』；給他們語言錯覺，他們會說『沒什麼大不了』。但給他們康納曼與特沃斯基的例子，他們會說『現在你在侮辱我』。」
主要的批評者：
- Ward Edwards（特沃斯基的老師）：1979 年寫長信攻擊，說兩人的研究讓社會大眾過度懷疑自己的心智。但他在跟特沃斯基往來的過程中發現自己被反擊得體無完膚——「沒人想跟特沃斯基公開吵架，那是有幽默的 ISIS 斬首」（同事 Biederman 形容）
- Jonathan Cohen（牛津哲學家）：主張人類定義了「理性」——所以多數人做的就是理性的。康納曼回信：「任何錯誤只要得到足夠多人投票，就不再是錯誤了。」
- Diaconis 與 Freedman 出面替兩人辯護：「我們以教統計為業，每天都看見學生、同事與我們自己一犯再犯同樣的錯誤——這不是『無知』可以解釋的。」
連接謬誤（Conjunction Fallacy）#
1980 年代初，特沃斯基決定發起一次「以羞辱取勝（Winning by embarrassment）」的攻擊：用最強的證據逼對手退出論戰。他帶來了「Linda 問題」：
Linda 31 歲，單身，直率聰明。她主修哲學。學生時代她深切關注歧視與社會正義議題，也參加反核示威。
請受試者排序這些描述何者更可能：
- Linda 是小學教師
- …
- Linda 是銀行行員
- Linda 是銀行行員，且積極參與女性主義運動
「Linda 是銀行行員且女性主義者」絕對不可能比「Linda 是銀行行員」機率高——因為前者是後者的子集合。但 85% 的受試者堅持反過來。康納曼把問題拿給 UBC 一位學生班——12 人全部錯了。「我倒抽一口氣，立刻從祕書桌上的電話打給特沃斯基。」
把同樣問題給統計與邏輯訓練過的研究生、用複雜醫學情境給醫師——錯誤率依然壓倒性。一位 UBC 學生氣憤地大喊：
「那又怎樣！你問的是我的意見啊！」
延伸版本：
- 「一個重病老人，他比較可能在一週內死，還是一年內死？」——多數人答「一週內」（敘事瞬間鎖定即將死亡的故事，遮蔽邏輯）
- 「美國境內明年有 1,000 人死於洪水，與加州地震引發的洪水使 1,000 人喪生——哪個比較可能？」——多數人選後者（更具體更生動）
兩人寫道：人選擇較詳細的描述（即使較不可能），是因為它「更具代表性」。「任何預測，只要充滿內部一致的細節，就會看起來更可信，即使實際上更不可能。任何律師只要在描述人物與事件時加入『代表性』細節，就能讓案件看起來更具說服力，即使真相的可能性反而下降。」
兩人之間的崩裂#
論文〈代表性的合取謬誤〉是合著的，但康納曼形容為「合著但痛苦的」：
- 他不再覺得他與特沃斯基在共享一個心智
- 整篇論文像是「特沃斯基要打造一個新武器去戰鬥」
- 特沃斯基自己一個人寫了兩頁，定義「代表性」——康納曼希望保持模糊
「特沃斯基變了，」康納曼說，「以前我給他一個想法，他會去找其中好的部分、對的部分。對我來說，那就是合作的快樂——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停止這麼做了。」
1986 搬到柏克萊#
1986 年，康納曼接受柏克萊的聘任——同一所大學八年前曾說他「太老不能聘」。特沃斯基寫信給朋友：「我希望這次搬遷會開啟新時代——更多日常互動、更少緊張。我很樂觀。」
但結果完全相反——更頻繁見到特沃斯基反而帶來更多痛苦。康納曼陷入憂鬱，跟 Bar-Hillel 說：「我以後不會再做研究了。我沒有想法了，一切都越來越糟。」
1987 年 3 月某次會面後，康納曼寫信給特沃斯基：
「**現在連告訴你我喜歡的任何想法（不管是我的還是別人的）都讓我焦慮。**昨天那種插曲會毀掉我接下來好幾天的生活（包括事前的擔心與事後的恢復）。我不再想要這些了。我不是建議我們停止對話——只是希望我們對關係的變化保持一些清醒的適應。」
特沃斯基回信也充滿傷感：「你變得對反對意見或批評（無論是我或別人的）大為缺乏興趣。你現在對自己的某些想法非常保護，呈現一種『接受或離開（love them or leave them）』的態度，而不是『把它弄對』的態度。我曾經最佩服你的是——你是個無情的批評者。你曾因為一個幾乎只有我能看出的反例，丟棄了一套主要由你發展的、極具吸引力的『後悔理論』。但這些我在你最近的態度中再也看不到了。」
特沃斯基另寫信給朋友 Varda Liberman：「我所看見的我與康納曼的關係，與他所看見的之間沒有任何重疊。在我看來是朋友間的開放，他卻當作侮辱；在他看來是正確的行為，在我看來卻不友善。他很難接受我們在別人眼中是不同的。」
「我需要的不是世界，是他」#
康納曼後來說：「我從特沃斯基那裡需要的，是他像我們單獨在房間裡時那樣不批判地看見我與我的想法。即使這意味著特沃斯基在某種程度上錯誤地認知了——對我的想法地位的某種誇大——他也應該繼續錯誤地認知。畢竟婚姻不就是『同意彼此扭曲對對方的認知，使其與其他人不同』嗎？我要的是他，不是世界。」
康納曼幾度想離開：
- 哈佛邀他加入時，他打給特沃斯基說此事，特沃斯基脫口：「他們要的是我。」（事後可能後悔，但說出來了）
- Barbara 在 Stanford 隔壁辦公室聽到電話：「比離婚還難看。」
- 1992 年康納曼搬到 Princeton——「特沃斯基在我生命投下陰影。我需要逃開。他佔據了我的心智。」
特沃斯基至死都不太理解康納曼的需要——「他們以為我們關係已斷，但十年內我們發表了五篇合著論文，幾個未完成的計畫主要是因為我而停下。這只是個小例子，但能說明他的心態。」
Gigerenzer 之爭#
1993 年 10 月，兩人在義大利杜林（Turin）會議重逢。德國心理學家 Gerd Gigerenzer 一直批評他們的研究——他用評論者常用的手法：「描述一個他希望的版本，然後攻擊那個描述」。在歐洲，Gigerenzer 因此被讚揚為「敢與美國人對抗」（諷刺的是，那些「美國人」其實是以色列人）。
特沃斯基在散步時對康納曼說：「我們必須對 Gigerenzer 做點什麼。」康納曼答：「我不想——我們會花很多時間，我會很憤怒，我討厭憤怒，最後也只是平手。」特沃斯基說：
「我從未以朋友身分要求過你任何事——這次我以朋友的身分請你。」
康納曼想：「他從沒這樣說過——我不能拒絕。」但他很快就後悔。Gigerenzer 之爭把兩人推進另一場痛苦的合著。
特沃斯基連 Gigerenzer 名字都要伴隨「sleazeball（小人）」一起講。康納曼則努力找對方論點中合理的部分。例如 Gigerenzer 把 Linda 問題改成「100 個像 Linda 的人中，多少人是…」——當題目這樣問時，受試者就答對了。但這正是兩人原始論文中已經提到的觀察。
特沃斯基把對方歸類為「不是情感性的批評者，而是律師——對著無知的陪審團爭分數，沒在乎真相」。
康納曼最終受不了：「電子郵件是現階段唯一可能的媒介。每次對話都讓我長期不快，這是我承受不起的。」
「我們不是朋友了」#
某夜在紐約，與特沃斯基同寄一公寓的康納曼做了個夢：醫生告訴他剩六個月命。他想：「太好了，沒有人會期待我把生命最後六個月用在這堆垃圾上。」
隔天他告訴特沃斯基。特沃斯基看著他說：
「別人也許會被你的話打動，但我不會。即使你只剩六個月，我仍期待你跟我把這個寫完。」
不久後康納曼在新增的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名單中再次未見自己的名字。他問特沃斯基：「你為什麼沒推薦我？」「但我已經知道答案。」如果情況反過來，特沃斯基絕不會想靠朋友關係得到任何東西。「在最深處，特沃斯基把康納曼的需要當成軟弱。」
「我說：『朋友不是這樣對待朋友的。』」康納曼站起來，走出去——對特沃斯基說，他們不再是朋友了。「我相當於跟他離了婚。」
三天後的那通電話#
三天後，特沃斯基打電話給康納曼。他剛剛拿到診斷：眼中的腫塊是惡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掃描全身後發現癌已擴散——醫師估計他最多剩六個月。
康納曼是他第二個通知的人。
「他說的是：『不管你怎麼想，我們是朋友。』」聽到這句話，康納曼內心某個東西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