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可分割」的合作#
1970 年代末，哈佛精神醫學家 Miles Shore 試圖為一位學者爭取升等卻碰到困難——這位學者所有重要的論文都是與另一人合著的。Shore 對「合作關係」產生興趣，於是訪談了一系列產出豐沛的「夥伴對」：
- 兩位曾因怯場而開始一起演奏的鋼琴家
- 用筆名「Emma Lathen」共寫推理小說的兩位女性
- 知名英國營養學家 McCance 與 Widdowson——他們連書名上的名字都拿掉了
- 最後一對：康納曼與特沃斯基
1983 年 8 月，兩人在加州 Anaheim 的美國心理學會年會接受訪談。康納曼 49 歲、特沃斯基 46 歲。被問他們的研究是否與當時新興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相關，特沃斯基答：「沒有真的相關。我們研究的是『自然的愚蠢（natural stupidity）』，而不是人工智慧。」
「我是天才嗎？我們在一起時才是」#
Shore 認為他們和其他成功夥伴一樣：
- 對彼此「瘋狂」、對其他人不太瘋狂
- 像個只有兩人的私人俱樂部
- 失去了個別貢獻感
- 「合作對我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康納曼）
「有些天才是獨自工作的，」康納曼說，「我不是天才，特沃斯基也不是。我們在一起時才是。」
但讓他們與其他 19 對夥伴不同的是：他們願意談關係中的問題。在特沃斯基面前，康納曼抱怨：
「我被外界視為他的『陪襯』，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在合作中明顯吃虧。形式分析不是我的強項，這在我們的工作中明顯展現。我的貢獻顯得比較不獨特。」
私下對 Shore，康納曼說得更多：「學術成功的果實——終究會被一個人拿走，或一個人拿走絕大部分。這是內建的不公。特沃斯基無法控制這件事——但我會懷疑他是否做了該做的事去控制它。我活在他的影子裡，那種程度與我們真實互動完全不符。我感到嫉妒。我討厭這種感覺。」
特沃斯基比較含蓄：「功勞分配是非常難的——一段聯合創作本來就是不平衡的結構，外界不停戳它，最後就會有人被認為吃了虧。」
Shore 訪談結束時以為兩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多年後他寄了訪談錄音帶給康納曼。康納曼聽完後說：「絕對清楚——我們完了。」
Stanford 的閃電聘任#
1977 年消息傳開後，搶人大戰立即展開：
- 哈佛迅速給特沃斯基終身職，幾週後才為 Barbara 加上助理教授
- 密西根動用四個終身職位，企圖一次抓下康納曼夫婦與特沃斯基夫婦
- 柏克萊讓康納曼明白——他「年齡太大不該被聘」，但仍考慮聘特沃斯基
- Stanford 動作最快：心理學家 Lee Ross 早上得知特沃斯基在市場上後，當天召開系務會議
Ross 在會議上說了一個老笑話：
媒人說：「我有個對象給你，她美得像更年輕的蘇菲亞・羅蘭，是羅斯柴爾家族繼承人，被提名物理與化學兩座諾貝爾獎。」單身漢說：「我接受！」媒人說：「好，我們已經湊成一半了！」
Ross 對 Stanford 系所說：「等我介紹完特沃斯基，你們會說『我接受！』然後我會告訴你們：抱歉，我們才湊成一半。」
當天下午 Stanford 就送出聘書——可能是這所學校歷史上最快的一次。但 Stanford 對康納曼毫無興趣。康納曼後來在卑詩大學（UBC）與 Anne 任教。兩人約定隔週輪流飛到對方城市見面。
特沃斯基後來告訴別人，他在哈佛與 Stanford 之間是用「後悔」做的決定——他想像自己選哪個會更後悔（在哈佛會後悔通勤與天氣，在 Stanford 只會短暫後悔不能說自己是哈佛教授）。
Ilan 之死與「未實現的可能」#
康納曼到了 Vancouver 後，常常想起他的姪子 Ilan：
- Ilan 是以色列空軍戰機的後座導航員，在贖罪日戰爭中差一點被埃及 MiG 擊落（戰後給康納曼聽過那段在後座大喊「Break! Break!」的錄音）
- 倖存後 1975 年 3 月，距離退伍只剩 5 天，他的飛行員被照明彈閃光致盲、機體倒飛撞地，Ilan 罹難
「他們以為自己在升空，其實在墜地。」飛行員的內耳並非為時速 1,050 公里、高度一英里的反重力旋轉設計——「無儀表飛行訓練的飛行員若進入雲層，平均壽命只剩 178 秒。」
死後，康納曼注意到一件事——所有愛 Ilan 的人都在心中「撤銷（undo）」這件事，而且有規律可循：
- 「如果他早一週退伍就好了」「如果他在飛行員失明後接手就好了」
- 沒人說「如果飛行員那天剛好流感」「如果飛機那天因機械故障停飛」
- 沒人說「如果以色列沒有空軍」
第四個啟發法：模擬啟發法#
康納曼向特沃斯基要回他們當年談「後悔」的筆記。當年研究「對未發生事件的預期」如何影響選擇；現在，他想反向研究人如何撤銷已發生的事件。他認為這可能是第四個啟發法：
模擬啟發法（the simulation heuristic）：人在腦中跑「未來情境」的模擬來做判斷與決策。當一個情境較容易被模擬出來，就容易被當成「比較可能發生」。要找到模擬時心智遵循的規則——研究人們事後撤銷災難的方法是個入口。
Crane 與 Tees：誰更難過？#
康納曼設計了一個情境（Tees 是他在 UBC 一位難搞同事的姓氏）：
Crane 先生與 Tees 先生兩人乘坐同一輛轎車去機場，被困在同一個塞車中，兩人都比起飛時間晚了 30 分鐘抵達。
Crane 先生被告知：他的航班準時起飛了。
Tees 先生被告知：他的航班延誤了，5 分鐘前才剛剛起飛。
誰比較難過？
96% 的受試者答：Tees 先生。
兩人客觀情境完全相同（都錯過了班機），但 Tees「差一點點」就趕上了。「現實不是挫折感的唯一來源——它與另一個現實的『接近度』也餵養著情緒。」
「如果 Crane 能想像獨角獸，為什麼他覺得很難想像自己避開那 30 分鐘的延誤？顯然，幻想是受到限制的。」
反事實情緒（Counterfactual Emotions）#
康納曼把後悔、挫折、嫉妒這類情緒稱為「未實現可能性的情緒」。它們的強度由兩個變數決定：
- 替代狀態的吸引力（the desirability of the alternative）
- 替代狀態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he alternative）
但其中嫉妒不需要一條合理的「達成路徑」——只要有「自己處在他人位置」的鮮明畫面就夠了。
「嫉妒，奇特地，不需要想像力。」「要產生嫉妒，只需有一個自己穿著別人鞋子的鮮明畫面；不需要一個合理的、自己如何穿上那雙鞋的劇本。」
撤銷的規則#
康納曼花了 1979 年初幾個月在 Vancouver 設計「災難的撤銷」實驗。從一系列場景中——商店主人被搶劫致死、車禍對撞、心臟病者來不及打電話、肯尼迪刺殺、二次世界大戰——他歸納出幾條規則：
規則一：撤銷越多 → 越難撤銷#
「事件的後果越多，要消除它就需要的改變越大。」——所以人較不傾向撤銷大地震造成的死亡（要撤銷整個地震），而較傾向撤銷被閃電擊中而死。
規則二：時間越久 → 越難撤銷#
事件的後果隨時間累積，要撤銷就要連帶撤銷所有後果。「也許這就是時間療癒傷痛的方式之一——讓傷痛感覺較不可避免。」
規則三：聚焦規則（The Focus Rule）#
「我們傾向有一個英雄／角色在某個情境中行動。我們會固定情境，讓角色移動。我們不會發明一陣風來偏轉奧斯華（Oswald）的子彈。」例外：當撤銷者本身就是想像中的主角時，他較不會撤銷自己的行為，較傾向撤銷自己所在的情境——「一個我擁有不同個性的世界，離我活著的世界太遠了。」
規則四：撤銷意外的部分#
中年銀行家某天走了不同的路上班，結果被嗑藥少年的卡車撞死。人會想：「如果他走平常那條路就好了！」但若他走平常的路，被同樣的少年同樣的卡車撞死，沒人會想：「如果他那天走別條路就好了！」心智會撤銷「不尋常」的部分——但這不等同於遵守機率規則。
例如：撤銷希特勒的一個方式是「他應該成為畫家」（Hitler 早年的志願）；另一個方式是「在他受孕的瞬間，他有超過五成機率是女性」。後者機率更高，但人們覺得第一個聽起來合理、第二個荒謬。
規則五：下坡規則（The Downhill Rule）#
康納曼學越野滑雪時體會到：上坡比下坡費力。心智在進行撤銷時也偏好「下坡」——選擇較容易達成的撤銷路徑。
康納曼一個人推進的尷尬#
「我有許多想法，但他不在那裡。」（康納曼）「那些想法被浪費了，因為它們沒有得到特沃斯基那種思考的加持。」
特沃斯基對這些新想法不像以前那樣熱烈回應。康納曼推測幾個原因：
- 特沃斯基移居美國後出乎意料地沒有罪疚感，但比預期更想家
- 這次的研究與他們過去的研究風格不同——以前都是「找出某個流行理論的瑕疵並摧毀它」；但「沒有什麼通用的『想像力理論』可以摧毀」
- 兩人之間的階級落差正在加大
Stanford 的優越感#
特沃斯基到 Vancouver 看康納曼時，「彷彿在屈尊」。某晚交談中他脫口而出：「在 Stanford 跟在這裡的差別是——那裡每個人都是頂尖的。」
「那是頭一次，」康納曼說，「我知道他絕對不是有意的，他大概也後悔說出口。但我記得當下的想法：特沃斯基會用某種居高臨下的同情看待我，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我會被刺傷。」
Katz-Newcomb 演講與一句致命的話#
1979 年 4 月，康納曼與特沃斯基同被邀請到密西根大學的 Katz-Newcomb 系列講座。康納曼覺得自己終於受邀——不是因為他是特沃斯基的附屬品。他發表的演講叫〈可能世界的心理學〉，介紹他這幾個月在 Vancouver 一個人發展出來的撤銷規則。觀眾陶醉，沒人想立刻離開。
特沃斯基的老師 Clyde Coombs 走過來，眼中帶著真切的驚奇：「這些想法——這麼多想法——是從哪裡來的？」
特沃斯基答：
「Danny 跟我不會討論這些事情。」
「這就是我們的開端的結束。」康納曼後來說。當他回頭撤銷這個瞬間，他不會說「如果 Coombs 沒問那個問題就好了」、「如果我沒離開以色列就好了」——他會說：「如果特沃斯基有能力自我退讓就好了。」「特沃斯基剛剛被遞上盤子的是一個讓 Danny 得到應得功勞的機會，他拒絕了。」
從這之後，康納曼開始在演講中略過特沃斯基的名字——這是十年來的第一次。1979 年底或 1980 年初，他開始與 UBC 的青年助理教授 Dale Miller 一起寫論文（題目幾乎可以叫「撤銷專案」）。Miller 回憶：「他堅持說，跟特沃斯基合作的日子已經結束。他要我對他溫柔一點——這是他『離開特沃斯基』後的第一段關係。」
特沃斯基的「可能性的雲霧」#
Katz-Newcomb 之前，特沃斯基去莫斯科參加一場荒誕的中美心理學交流——蘇聯心理學家想說服政府接受數理心理學進入俄羅斯科學院。蘇聯方派出的講者多是江湖術士（其中一位甚至大談「啤酒腦波會抵消伏特加腦波」）。特沃斯基覺得整件事很荒謬，在紅場跟監視員玩起了「我們甩開他們」的遊戲。
但即使在那間沒暖氣、被竊聽的旅館裡，特沃斯基還是在筆記本上寫關於「撤銷專案」的想法——最後寫滿 40 頁。他沒有回康納曼的長信，但獨自為這個理論取了一連串名字：「可能性理論」→「情境理論」→「替代狀態理論」→ 最後是「陰影理論（Shadow Theory）」。其核心一句話：
「現實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團可能性的雲霧（Reality is a cloud of possibility, not a point）。」
各自為政的合作#
問題不是特沃斯基對康納曼的想法沒興趣——而是他們不再在同一個房間、關上門對話：
- 「我們現在知道誰想到的——因為物理上分隔，因為想法寫在信裡。」（特沃斯基對 Miles Shore）
- 「以前我們會在一個想法剛冒出來時就拿起電話。現在你發展一個想法，會對它產生承諾，那個想法變得更個人，你記得它是你想的——以前我們完全沒這種感覺。」
康納曼把自己這個新想法守住了，不讓特沃斯基把它拆開重組成「特沃斯基式」的版本。特沃斯基繼續每兩週飛 Vancouver 一次，但兩人之間有了新的張力：
特沃斯基明顯希望相信他們仍能像從前那樣合作。康納曼不再那樣相信。「我預期了自己的嫉妒，並把那份嫉妒納入了關於特沃斯基的決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