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之間的關係#

到了 1973 年秋天，康納曼確信沒有人會真正理解他與特沃斯基的關係：

• 兩人單獨在一起時極為親近——但有第三個人在場時，那份溫度就消失了
• 「沒人看過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樣子。沒人知道我們是怎樣的。」
• 他們的妻子明白：「他們的關係比婚姻還激烈，」Barbara 說，「兩人在智識上被點燃，那是他們從未經歷過的——彷彿他們一直在等這場相遇。」
• 康納曼說：「跟他在一起——我從沒對任何人有過那種感受。你會墜入愛河沒錯，但那是一種被全然吸引（rapt）的狀態。」

「特沃斯基才是努力把我們留在一起的人。我反而是退縮的那個——我害怕沒有他的我會變成什麼樣。」（康納曼）

贖罪日戰爭爆發#

1973 年 10 月 6 日，加州時間清晨四點，埃及與敘利亞在贖罪日對以色列發動奇襲：

• 蘇伊士運河沿線：500 名以色列守軍對 10 萬埃及軍
• 戈蘭高地：177 輛以色列戰車對 2,000 輛敘利亞戰車
• 兩人在美國研究決策分析的進度被直接打斷，第一時間搭機到巴黎，再透過康納曼姊姊（任職以色列大使館）安排回國
• 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揚言擊落任何降落以色列的民航班機；他們在巴黎等候時去買了帆布作戰靴（比軍方皮靴輕）
• El Al 班機載滿趕回國家補替陣亡同袍的飛行員與戰鬥指揮官，無燈降落在特拉維夫

特沃斯基回家時是深夜——Barbara 一個人在拉下百葉窗的書房工作。他從衣櫃翻出舊軍服，依舊合身（這次是上尉的肩章）。隔天清晨五點他就離家了。

軍方心理單位的混亂#

兩人都被分配到陸軍心理單位。這個單位由 Benny Shalit 領導，他是個性格鮮明甚至古怪的人物：

• 他自己為心理單位設計了肩章（橄欖枝、劍與一隻代表「洞察」的眼睛）
• 曾異想天開要催眠阿拉伯人去暗殺阿拉伯領袖——他真的催眠了一個，但對方一到約旦邊境就跑掉了
• 心理學家被嵌入軍隊單位，曾改良武器設計（在槍托上加開瓶器，因為士兵會用彈匣開汽水瓶）

但戰爭爆發後，這個單位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我們只是想——這可能就是我們的末日。」（副指揮 Eli Fishoff）有人提議用問卷調查戰場士氣，特沃斯基立刻接手——更多是把它當成「藉口讓自己更接近戰場」。

同事們認為兩人開著吉普車衝向西奈半島是瘋了：地雷遍佈、容易迷路、要面對埃及戰車與飛機。「他們沒有警衛，自己當警衛。」（指揮官 Daniela Gordon）大家擔心康納曼多過特沃斯基——「特沃斯基畢竟是戰士。」

戰場上意外實用的康納曼#

但一上戰場，反而是康納曼成了實用的人：

• 垃圾分析：他注意到路邊堆滿美軍罐頭餐的剩餘物，分析士兵實際吃什麼、丟什麼（他們愛吃葡萄柚罐頭），建議軍方依此調整補給。這個建議上了報紙頭條
• 戰車駕駛訓練：替補陣亡駕駛的訓練採用「四人一組、輪流兩小時」的方式。康納曼指出，人在短時段中學習更有效率——應改為每 30 分鐘輪一次
• 勸阻空軍的獵巫：一支戰機中隊損失慘重，將軍想徹查。康納曼向他解釋這是樣本數太小的問題：

「這個中隊的損失完全可能僅由隨機機率造成。如果你去調查，你必然會找到某些『行為模式』作為解釋——也許他們週末多去看家人、也許他們穿了顏色奇怪的內褲。但那些都會是無意義的幻覺。在統計上，飛行員人數還達不到顯著程度。而調查只會挫傷士氣，唯一的功能是維護你的全能感。」

將軍聽完，停止了調查。康納曼說：「我認為這就是我對戰爭唯一的貢獻。」

戰後問卷的真相#

戰後特沃斯基與同事 Yaffa Singer 等人讀了士兵填寫的問卷：

「我們問——人為什麼為以色列而戰？在那之前我們只是愛國者。讀完問卷才知道：他們是為了朋友而戰，為了家人而戰，不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猶太復國主義。在當時這是巨大的領悟。」

從 1948 年獨立戰爭以來，以色列士兵一直被禁止談論恐懼——「我們是超人，我們不能承認怕死，否則就活不下來。」這是 1973 年第一次士兵被允許開口談論自己的情緒。

戰爭結束時，特沃斯基跑到蘇伊士運河觀察——即使他知道停火前雙方都在傾洩剩餘彈藥。一發來襲砲彈讓他跳進壕溝、壓在一個以色列士兵身上：

「你是炸彈嗎？」士兵驚恐地問。

「不是，我是 Amos。」

「那我沒死？」

「你沒死。」

這是特沃斯基後來唯一願意講的戰爭故事——除此之外他絕口不提。

對決策分析的失望#

戰後康納曼在演講〈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Public Decision Making〉中沉痛地說：

「一個情感與荷爾蒙系統與叢林老鼠並無太大不同的生物，被賦予了按幾個按鈕就能毀滅一切的能力。」「重大決策今天和幾千年前一樣，仍然由幾個有權者的直覺與偏好決定。整個社會的命運可能因為領導者一連串本可避免的錯誤而被決定。」

他與情報官員 Zvi Lanir 為以色列外交部做了一份精確的決策分析報告（〈國家賭局〉），用機率語言取代傳統的情報文體：

• 列出可能的「關鍵事件」：約旦政權更迭、美國承認巴解組織、與敘利亞全面開戰等等
• 訪問專家估計各事件機率，發現專家間共識度很高
• 例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若調停失敗，敘利亞戰爭機率「將上升 10%」

當他把數字交給外交部總幹事時——

「10% 的提升？這是個小差距。」

「那一刻我對決策分析放棄了，」康納曼說，「沒有人是因為一個數字而做決定的——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故事。」「人對數字的理解太弱，數字對他們不傳達任何意義。每個人都覺得那些機率不是真的——只是某人腦中的想法。」

兩人本想合寫一本給大眾看的書，但寫了一些章節後就停下；他們也提議改革教育體系，從小教孩子辨認自己思考的陷阱——但同樣未完成。「成年人的心智太愛自我欺騙了。也許小孩有不同的可能。」

從判斷轉向決策#

「有一天特沃斯基直接說：『判斷我們研究完了，來研究決策吧。』」

判斷與決策的差別：

• 判斷：賦予事件機率（這個 NBA 球員會多好？這個 X 光陰影是癌症嗎？）
• 決策：在判斷之後採取行動（要選他嗎？要動手術嗎？）
• 不是每個判斷都導致決策，但每個決策都隱含著判斷

特沃斯基把自己與 Coombs、Robyn Dawes 合著的《數理心理學》入門教材交給康納曼，要他讀其中很長的一章：「個體決策」。

預期效用理論：自伯努利到馮諾伊曼#

決策理論可追溯至 18 世紀法國貴族找宮廷數學家算骰子賭注的勝算：

伯努利（Bernoulli, 1730 年代）#

• 為什麼一個窮人會願意以 9,000 ducats 賣掉一張期望值 10,000 ducats 的彩票？
• 答：人最大化的不是「期望值」，而是「效用（utility）」——錢對你的主觀價值取決於你已有多少
• 加上「風險厭惡（risk aversion）」假設：邊際效用遞減——所以即便買保險在「期望值」上吃虧，仍是合理的選擇

馮諾伊曼與摩根斯特恩（1944）#

• 寫下「理性的規則」：A>B 且 B>C，則 A>C（遞移性公理）
• 獨立性公理（independence axiom）：在 A、B 之間的選擇，不應因為一個無關選項的加入而改變
• 「你進熟食店，老闆只有烤牛肉與火雞，你選火雞。他做三明治時忽然說『啊我還有火腿』——你說『那我改要烤牛肉。』」這就是違反獨立性公理

預期效用理論並未自稱在心理上正確，但「幾乎所有人——包括整個經濟學界——把它當作對人類面對風險時實際選擇的真實描述」。這個假設讓經濟學家傾向告訴政策制定者：放手讓市場與個人選擇即可——既然人是理性的，市場也會是理性的。

阿萊悖論（Allais Paradox）#

法國經濟學家 Allais 對美國經濟學家的「自我確定性」很反感。1953 年他在學者大會上提出兩個看似簡單的選擇：

情境 1#

• (1) 確定獲得 500 萬美元
• (2) 89% 機率得 500 萬、10% 機率得 2,500 萬、1% 機率得 0

多數人選 (1)。

情境 2#

• (3) 11% 機率得 500 萬、89% 機率得 0
• (4) 10% 機率得 2,500 萬、90% 機率得 0

多數人選 (4)。

兩組選擇加在一起違反預期效用理論。即使是冷靜的美國經濟學家也會在 Allais 問題前自我矛盾。這是預期效用理論最著名的反例。

特沃斯基對康納曼說：「故事就是這個——這場遊戲就是去解開 Allais 悖論。」

後悔（Regret）：一個被忽視的情緒#

康納曼從一開始就不把這當成邏輯問題，而是心理問題——他覺得答案是「後悔（regret）」：

• 在情境 1，若你選了賭博並輸了——拒絕一個確定的 500 萬，你的後悔會非常巨大
• 在情境 2，兩個選項都是賭——失敗時的後悔差距小得多
• 「決定行為的不是後悔本身，而是『對後悔的預期』。已是這樣的事，不可能更糟——這在快樂中沒有對應的角色。」

兩人發現：

• 高興的人不會去想自己原本可能更慘
• 但不高興的人會反覆想自己原本可以更幸福
• 人不會用同樣的精力避免其他情緒，唯獨對後悔特別敏感

特沃斯基自己處世的策略是：「想像如果我選擇 A 之後我會多後悔，然後選擇我會最少後悔的那個。」

樂透號碼差距實驗#

你在園遊會買了一張很貴的彩票，期待大獎。號碼是 107358。結果開出的中獎號碼是 107359。

請受試者用 1 到 20 評分自己的不快樂程度。然後給另外兩組同樣的情境，但中獎號碼變成：

• 207358（首位數差 1）
• 618379（看起來毫無關聯）

中獎號碼越像他的彩票號碼，他越不開心。「在邏輯上沒有道理——客觀上你得到的結果完全相同——但有一種感覺：你『差一點點』就贏了。」事情是否能夠輕易被想像成『不一樣的結局』，會嚴重影響你的痛苦程度。

後悔的規則#

兩人歸納出後悔的規律：

• 接近成功會放大後悔：1992 年奧運銀牌得主反而比銅牌得主不快樂——銀牌反映「差一點點就金牌」的後悔；銅牌則反映「至少有上台」的喜悅
• 責任感放大後悔：你越覺得結果操之在己，後悔越強
• 「現狀」是一種預設選項：人在「確定 vs. 賭博」之間，會明顯偏向確定（即現狀）；很多猶豫不決就是這種傾向
• 以色列戰後反思：人們後悔被偷襲、後悔沒先發制人——但很少人後悔「沒在 1967 年戰後歸還西奈」（若歸還，沙達特或許不會發動戰爭）。「人們對自己做了的事的後悔，遠多於對自己沒做的事的後悔。改變現狀帶來的痛苦明顯大於維持現狀帶來的痛苦——當你不行動讓災難發生，你不會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後悔理論」的轉折#

兩人花了一年發展後悔理論，並收集了大量資料：

他們發現人對金錢的感受跟感官知覺驚人地相似：

• 黑暗中對最微弱的光最敏感、安靜中對最微弱的聲響最敏感
• 從 0 到 100 萬給的快樂，遠多於從 100 萬到 200 萬
• 人對絕對水準不敏感，只對「變化」敏感

康納曼問特沃斯基一個尖銳的問題：

Jack 與 Jill 今天都有 500 萬。

昨天 Jack 有 100 萬，Jill 有 900 萬。

他們同樣快樂嗎？

當然不。Jill 沮喪，Jack 興奮。即使從 Jack 拿走 100 萬，他仍比 Jill 快樂。

「最聰明的一群人在『測量效用』，但他們似乎把它當作『擁有金錢的效用』，把它連結到財富的『絕對水準』——『更多錢一定更好，更少錢一定更差』。但人對金錢的感受，就像對光、對聲音、對天氣的感受一樣——重要的不是絕對水準，是改變。」

特沃斯基的反應是：「你是對的。」

這個「人對改變敏感」的洞見，將成為兩人下一個更具革命性的理論——前景理論——的核心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