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咖啡貿易……可能已被這場霜害永久改變。巴拉那的咖啡叢少有能復原的，許多也不會被重種。農民過去凍傷太多次了，他們打算改種小麥，尤其是大豆。」——《經濟學人》，1975 年 7 月 26 日
世紀最嚴重的霜害#
巴西咖啡農以為各種旱霜都領教過了，1975 年卻迎來巴拉那有史以來的第一場雪。
1975 年 7 月 17–18 日的霜害是本世紀最嚴重的一次，幾乎摧毀整個巴拉那咖啡區。從空中看一片焦黑，故名「黑霜」（Black Frost）——15 億株樹（巴西總量過半）凍死。由於過去十年有八年世界產量不及消費、全靠巴西的過剩補足，且新樹需四年才結果，市場勢必數年吃緊。
霜害後咖啡期貨飆漲，產國全面停止出口、巴西也緊握 2,400 萬袋過剩，原本等著過剩壓低價格的烘豆商被低庫存逮個正著，兩週內零售磨粉咖啡每磅漲了 20 美分。
多項因素同時限制了 1975–76 年的產量：安哥拉內戰與獨立（25 萬歐洲移民逃離、相當於 300 萬袋咖啡爛在樹上，咖啡業就此死去）、衣索比亞內戰、烏干達阿敏的暴行、肯亞碼頭罷工、瓜地馬拉地震、咖啡葉鏽病現於尼加拉瓜。投機客趁勢推波助瀾。
1976 年生豆價達每磅 1 美元（不到一年漲一倍），消費者與連鎖店預期更高而開始囤積，反而加速漲勢。同年，唯一僅存的大型家族烘豆商希爾斯兄弟以 3,850 萬美元賣給巴西農業集團——世界最大咖啡種植者阿塔拉（Jorge Wolney Atalla）旗下的 Copersucar。
「馬基維利式的市場操縱」#
1977 年價格突破每磅 3 美元，全國掀起抵制運動，連超市也加入。
1977 年巴西黑霜後咖啡價迅速上漲，引發消費者抗議與國會聽證
如 1912 與 1950 年一樣，又一位高聲的政治十字軍領頭指控操縱——這次是紐約的里奇蒙（Fred Richmond），他在 1977 年 2 月的聽證會開場痛斥：「美國與他國的咖啡消費者，正落入現代記憶中最馬基維利式的市場操縱之一」，指控巴西「蓄意普遍地哄抬、人為維持破紀錄的咖啡價格」。
國務院的卡茨（Julius Katz）反駁：巴、哥的出口稅並不影響消費者成本，而是吃掉農民收益；他承認沒有咖啡短缺，但「市場是基於預期運作的」——巴西過剩漸耗，再一場霜害或意外便可能造成真正短缺。即便漲價後，在家自煮的咖啡一杯約 6 美分，仍比 1976 年超越咖啡成為美國最普及飲料的軟性飲料便宜。
究竟咖啡價格為何總能激怒美國人？很難不下這個結論：對拉美與非洲人的排外不信任，正潛藏在這場喧囂背後。聽證會未能降價、一無所成，價格到 1977 年 5 月已破每磅 4 美元。
延伸：騎多頭市場賺進百萬、咖啡竊案與高產劣質品
價格飆升時咖啡如黃金，竊案頻傳（舊金山一卡車五萬美元咖啡失蹤、紐約街頭劫案逾百萬美元），高出口稅國家的走私激增。一名匿名期貨交易員「Mike」坦言「我對咖啡一無所知，只知道怎麼交易它，換成生菜也一樣」，1970 年代末他靠進出市場一年賺逾百萬。
美國業者照例以替代品與「省咖啡」品牌回應：雀巢的摻菊苣 Sunrise、通用的咖啡加穀物 Mellow Roast、寶僑刨成薄片以利過萃的 Folgers Flaked、希爾斯兄弟以高溫氣流膨脹豆體的「High Yield」——全都把 13 盎司裝進一磅大小的罐子，這些高產品牌味道比一般品牌更差。1977 年夏巴西豐收無霜後價格驟跌，巴西堅拒以低於 3.20 美元出售、甚至到馬達加斯加買豆撐價，哥倫比亞則斥之「自殺」而自由拋售。
精品咖啡進入內陸#
1975 年黑霜的一個意外後果，是大大提振了精品咖啡。價格上漲時，劣質與優質咖啡的價差比例縮小——全國消費者意識到只要多花一點點錢就能買到真正好喝的咖啡。何況在乾淨芬芳的精品店買咖啡很有樂趣：能與內行熱情的店主聊產地、烘焙與配方，還能買到法式、義式、德式的器材。
到 1980 年，精品咖啡已在美國東西岸大城扎根，並伸向郊區與鄉村：
- 佛蒙特的 Green Mountain、奧勒岡的 Coffee Bean、芝加哥郊區的 Gloria Jean’s、密西根的 Coffee Beanery、紐奧良的 PJ’s——繼克努森之後，喬丹（Phyllis Jordan）與蕭（JoAnne Shaw）代表了新一批女性咖啡創業者。
- 由大烘豆商主導的全國咖啡協會無視這些賣整豆的新進者，他們遂每年兩次聚集於「全國精緻食品展」，跨岸結識、共享對品質的執著。
- 整豆咖啡開始現身超市（星巴克的 Blue Anchor 散裝桶）。1979 年 A&P 在部分城市關店後，超市紛紛索求其 100% 阿拉比卡的 Eight O’Clock——「Eight O’Clock 咖啡是精品咖啡運動成長的觸發器之一」。
一座大屠宰場：烏干達#
在許多腐敗高壓政權下，1970 年代末的高咖啡價肥了政府金庫與傳統寡頭。
烏干達咖啡確是該國經濟命脈，獨裁者阿敏（Idi Amin）卻靠咖啡收益資助其種族滅絕政權
烏干達的阿敏（Idi Amin）幾乎攫取了全部咖啡利潤。他 1971 年上台後毀掉經濟、屠殺多達 30 萬人，到 1977 年咖啡成了烏干達唯一的主要出口。1977 年《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每年付 2 億美元買烏干達咖啡，支撐著這個腐敗政權，而八成烏干達人僅靠自給菜地過活。一名烏干達流亡者作證：阿敏把烏干達變成「一座大屠宰場」。
通用、寶僑、雀巢等大烘豆商雖透過全國咖啡協會聲明屠殺「可憎而道德上令人厭惡」，卻要求「統一的全國政策」——換言之，不到政府強制絕不抵制（自安哥拉減產後，出口羅布斯塔的烏干達對劣質配方的大烘豆商頗為重要）。1978 年 5 月眾議院即將通過譴責決議時，寶僑才大張旗鼓宣布 Folgers 不再買烏干達咖啡，其餘跟進。7 月國會終於實施抵制（無他國跟進），削弱了阿敏；1979 年坦尚尼亞出兵推翻他。
中美洲的鎮壓與革命#
高咖啡價的同時，中美洲烽火連天：
- 尼加拉瓜：馬克思主義的桑定（Sandinista）1979 年 7 月推翻索摩查，沒收其家族（含 15% 咖啡園）的龐大產業，但留下四萬死、百萬無家可歸與殘破經濟；都市馬克思主義者其實不太懂咖啡。
- 薩爾瓦多：FMLN 游擊隊與右翼死亡小隊使全國淪為血海，數年內逾五萬人死。
- 瓜地馬拉：1954 年政變後一連串高壓軍政權與游擊隊鏖戰，死亡小隊變本加厲。
延伸：里戈韋塔・門楚的證言
1970 年代末多數瓜地馬拉印第安人仍在高原靠小塊地勉強維生、長期營養不良；採收季擠進破卡車到莊園，住在四面無牆的棚下，「生病沒人醫，除了日薪與玉米餅、或許一點豆子——連咖啡都沒有」。
門楚（Rigoberta Menchú）一家投入革命：1979 年她十六歲的弟弟被軍方折磨十六天、剝皮斷指；翌年父親與多人在被佔領的西班牙大使館遭縱火燒死，母親則被綁架、強暴、殺害。她流亡墨西哥仍返國組織反抗：「不是只有現在他們才殺我們；從我們還是孩子起，他們就以營養不良、飢餓、貧窮殺著我們。」（門楚 1992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惟部分敘述後被指誇大。）
「胖子」與波哥大集團#
延伸：法拉、波哥大集團與 Pancafe
薩爾瓦多血流成河之際，咖啡交易商法拉（Ricardo Falla，綽號「El Gordo」胖子）卻在國際咖啡金融呼風喚雨。ICA 每磅 77 美分的觸發價在霜後通膨世界遠遠不足，1978 年八個拉美國家在波哥大祕密會商、湊了 1.5 億美元基金交法拉操作期貨，「波哥大集團」就此誕生——在供需大致平衡時，靠製造「假短缺的恐懼」操縱市場頗有勝算。
1980 年法拉說服該集團成立巴拿馬籍貿易公司 Pancafe、投入 5 億美元，企圖規避美國商品期貨委員會的揭露要求。據傳美國海關把法拉從紐約機場攔下、帶進小房間，威脅他不解散 Pancafe 就別想離境，同時承諾推動美國全面參與 ICA。法拉屈服、Pancafe 解散，國會隨即通過實施立法。
美國再度部分出於冷戰恐懼而重啟 ICA：尼加拉瓜的桑定革命與薩、瓜的左翼游擊，加深了共產主義將在動盪咖啡國得勝的憂慮。1980 年底價格跌至每磅 1.20 美元時，ICA 配額機制啟動，產銷國同意把世界出口配額砍至 5,410 萬袋。巴西爭得 25% 的世界配額——雖低於 1962 年的 40%，仍勝過其 1979 年實際的 18%。
磨完這個十年#
1978 年價格回落時，寶僑終於把 Folgers 推進紐約等東岸、完成全國布局，當年以 26.5% 的一般咖啡市佔超越麥斯威爾（22.3%）。但靠 Sanka、Yuban 等多品牌，通用食品仍以 31.6% 總市佔與 48.3% 的即溶市佔領先；只是連即溶 category 中，雀巢的 Taster’s Choice 也痛擊著通用的 Maxim。
二線品牌在 Folgers 與麥斯威爾的價格戰交火中市佔萎縮：蔡斯-山本跌到 0.6%、希爾斯兄弟 6.3% 且續跌（巴西東家在漲價時令其囤積巴西豆，留下高成本庫存、虧損 4,000 萬美元）。Chock full o’ Nuts 在紐約老巢守住，卻也把羅布斯塔摻進配方；年逾七旬的創辦人布萊克轉趨偏執孤僻、靠備忘錄遙控公司。
1970 年代末，傳統烘豆商仍短視地以廉價劣質產品爭奪市佔，渾然不知精品咖啡才是咖啡未來的希望。1980 年元旦的會上，全國咖啡協會會長回顧這糟糕的七〇年代——霜害、天價、聽證會、內戰、地震、抵制、健康恐慌、割喉競爭——問道：「我漏了什麼嗎？」
是的，他漏了：那些賣整豆的小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