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植者與生產者被一種安全感哄騙,誤信當前危機會像前幾次一樣,短期內便煙消雲散。」——薩爾瓦多代表於 1902 年咖啡大會
「若美國立法禁止商人投機,等於下令商人去當鞋匠或裁縫——而鞋匠與裁縫是無法使國家偉大的。」——赫爾曼・席爾肯(Hermann Sielcken)
二十世紀之交,咖啡產業已是龐大而互相牽連的全球經濟力量。紐約、倫敦、漢堡的銀行家都密切關注那越來越驚人、恐將以過量咖啡因淹沒世界的巴西收成預測。正當搖搖欲墜的咖啡金融結構似將因自身重量崩塌之際,席爾肯出手相救——過程中,他差點鋃鐺入獄。
榮枯循環的形成#
1888 至 1895 年,消費隨生產同步上升,咖啡意味著繁榮。大貿易行常備 200 萬至 400 萬袋的緩衝庫存(每袋 132 磅),作為霜旱歉收的保險,稱為「可見供應」(visible supply),可在歉收漲價時釋出。紐約批發價維持在每磅 14 ~ 18 美分高檔,引發大量新植。
1896 年巴西種植者以過量豆子淹沒世界市場,生豆均價跌破 10 美分並長年滯留,開啟了延續至今的榮枯循環。
巴西貨幣政策更使局勢複雜:
- 1889 年廢黜佩德羅二世後,新共和政府大印鈔票,雷亞爾(milreis)持續貶值。這雖長期釀成內部市場災難,卻短暫嘉惠咖啡農——他們以本幣支付當地開銷、卻收進消費國貨幣,只要匯率同步下跌,價格下跌也不傷莊園。
- 1898 年財長穆爾蒂諾(Joaquim Murtinho)逆轉通膨政策。他信奉「商業與咖啡只有適者生存」,認為自由市場會淘汰體質差的莊園,把產業留給「組織較佳者」。但雷亞爾升值,咖啡農利潤隨之縮水。
- 1901 年(五年前新植的)大豐收使全球產量衝近 2,000 萬袋,消費僅約 1,500 萬,可見供應暴增至 1,130 萬袋——超過當年全球消費量的三分之二!咖啡每磅跌至 6 美分。
第一屆國際咖啡大會(1902)#
拉美各產國終於認清危機不會自行化解,1902 年 10 月於紐約咖啡交易所召開第一屆大會。
產國要高價、消費國要低價,產國彼此又指責推諉、不願為他國犧牲。最後只達成幾項無關痛癢的提案:禁出口最劣等的 triage 級豆、籲降歐洲進口稅、持續宣傳推廣咖啡、設法把可見庫存限制在合理的 300 萬袋——但該如何落實配額,與會者談不攏。
巴西代表阿西斯-巴西爾(J. F. de Assis-Brasil)精準總結了榮枯循環:「似乎每十年就會出現一次價格過高或過低的高峰」,並預言價格將在 1912 年再度觸頂。原因在於:高價誘使不合理地擴張種植 → 過度生產 → 供過於求、價格下跌 → 莊園棄置、收成萎縮,而消費照常擴張 → 新短缺再引發新種植,循環不息。他斷言唯有「相關各國政府聯手」才能打破它。
聖保羅單獨行動#
大會一無所成,聖保羅種植者怒火中燒。
- 1903 年總統對新植咖啡園課以每英畝 180 美元的稅,等同未來五年禁止新植(但 1902 年前種下的樹要到 1907–08 年才產果,效果延遲)。
- 莊園主受創,工人更慘:福利被砍、自給菜地被收回、工資被削。義大利移民「貧困而幻滅地返鄉」,義大利外長遂於 1902 年 3 月後禁止補貼移民。
1903 年富裕的義裔移民西西里亞諾(Alexandre Siciliano)提出「護價」(valorizacao,意為維持商品價格)方案:政府與私人商人金融財團簽長約,收購過剩咖啡囤積至漲價。
此計成敗繫於巴西咖啡的絕對主導地位——若聖保羅扣住過剩咖啡,他國會否趁虛而入、令巴西失去霸權?聖保羅遂派拉莫斯(Augusto Ramos)赴各產國考察,結論是:論資本、效率與生產力,他國皆非聖保羅對手,無力擴產來抵銷聖保羅扣留的過剩。
1906 年 2 月 25 日,三大咖啡州(聖保羅、里約、米納斯吉拉斯)的州長在陶巴特(Taubaté)簽署護價協議。但聯邦政府除投票穩定匯率外拒絕介入,倫敦羅斯柴爾德等大銀行也不願相助。1906 年的大豐收當頭,恐將咖啡壓到每磅幾美分。
席爾肯出手相救#
走投無路的聖保羅人,竟向以無情對待對手、操縱市場、企圖壟斷而聞名的席爾肯求援。
延伸:席爾肯其人
席爾肯是個火腿臉的商業巨擘,英語流利帶輕微德國腔,毫無幽默或謙遜,當時被稱為「咖啡交易所最令人畏懼與痛恨的人之一」「商業的君主,其統治遍及全球」。
1868 年他未滿二十一歲離開德國赴哥斯大黎加任職,後轉加州當船務員、巡迴羊毛買手(途中遭火車事故、留下微駝)。1876 年憑哥斯大黎加學得的西班牙語進入 W. H. Crossman 公司。一次南美之行他突然數月音訊全無,老闆以為他染熱病死了,他卻夾著大包裹現身:「先生們,我帶回的生意遠超你們預期……像我這樣賣力工作的人,理應在公司有合夥地位。」於是他從小股東升至資深合夥人,1894 年公司更名 Crossman & Sielcken。他還跨足鋼鐵鐵路,在巴登-巴登置下含四棟別墅、168 個品種兩萬叢玫瑰園、蘭花溫室、由四十六名園丁維護的豪宅。

傲慢的「咖啡王」赫爾曼・席爾肯(Hermann Sielcken),靠巴西護價計畫賺進數百萬
護價的精巧機制#
由於席爾肯 1906 年 8 月初曾投書巴西報紙力挺護價,巴西使團遂朝聖般前往他的巴登-巴登莊園。他告誡:「你們若再種出這樣一季,任何地方都別想再有金援……世界其餘地方不會只因聖保羅整天生產咖啡,就熬夜把它喝光。」獲保證日後減產後,他答應盡力。
席爾肯組成德英銀行與咖啡商的財團,於 1906 年 10 月開始在桑托斯以均價每磅 7 美分收購生豆。財團出 80%、聖保羅出 20%;若自由市場價漲過 7 美分便暫停收購。這意味財團每磅實付不超過 5.6 美分(7 美分的八成),且預付款在技術上是向巴西收 6% 利息、以咖啡本身擔保的貸款——豆子運往財團在歐美的倉庫,名義上仍屬聖保羅,後者還須付年倉儲費與 3% 手續費。
過程一再靠新貸款續命:
- 1906 年底僅收購約 200 萬袋(對 2,000 萬袋的豐收效果有限),聖保羅卻已彈盡。12 月靠倫敦施羅德與紐約國家城市銀行的 300 萬英鎊新貸紓困(席爾肯代表美方、據稱以己款墊付 25 萬美元)。
- 1908 年底再促成 1,500 萬英鎊(7,500 萬美元)的巨額整合貸款。此時近 700 萬袋仍在倉,交由七人委員會控管,其中僅一人代表聖保羅政府——席爾肯自然是委員之一。
聖保羅就此喪失對護價咖啡的控制權,財務義務卻未了。財團藉操縱庫存、暗中放售,幾乎壟斷了市場。數年後席爾肯在國會聽證會上坦率承認,這是「我所知最棒的一筆貸款」。
委員會接手後,價格起初停滯在 6、7 美分,1910 年秋開始上揚,12 月衝近 11 美分,1911 年整年續漲、突破 14 美分。
美國為咖啡漲價怒吼#
咖啡危機那些年從不關心巴西農民死活的美國消費者與政客,突然為早餐咖啡漲了幾美分而義憤填膺。

參議員諾里斯(George Norris)對抗他所謂的「咖啡托拉斯」,當時漫畫把他畫成對抗咖啡巨人歌利亞的大衛
司法部留有一卷護價相關的厚檔,記錄了 1910 年末至 1913 年春,司法部長威克沙姆(George Wickersham)如何逐步對席爾肯與護價咖啡建立法律訴訟。內布拉斯加眾議員諾里斯(George W. Norris)推動決議要求調查「咖啡業壟斷」,並在院會抨擊:「若壟斷陰謀的後盾是一個大國的權勢,就被冠上『護價』這新名詞美化。說白了,不過是一夥人對人民的攔路打劫。」
維持高價的手法,是席爾肯與加入分利的阿巴克爾兄弟採取「限制性銷售」:兩家公司掌控多數護價咖啡,直接以略低於交易所的價格賣給南方、西部的烘豆商,但規定不得回流交易所轉售——既吸引烘豆商,又規避了交易所的自然運作。著名博物學家繆爾(John Muir)也投書表達對「這外國政府與一名美國公民間邪惡共謀」的憤慨:「為何不拆解這個托拉斯?」
特別助理錢特蘭(William T. Chantland)力主起訴。他指出美國消費全球近半、巴西收成八成的咖啡,受護價影響最深,並點名席爾肯為「在本國執行非法協議的不法受託人」,建議「對首批進入州際商業的護價咖啡查扣定罪」。
席爾肯「彈指」作證#
1912 年 5 月 16 日,席爾肯作為「金錢托拉斯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首位證人出庭,傲慢而毫無悔意,堅稱護價咖啡對價格毫無影響。
延伸:席爾肯與律師翁特邁爾的交鋒
律師翁特邁爾(Samuel Untermyer)問:「目的就是把那批過剩咖啡扣在市場之外,不是嗎?」席爾肯竟答:「不;我一直設法賣掉它,它並沒有被扣住。」他承認歐美倉庫尚有約 400 萬袋護價咖啡。
翁:咖啡現在賣到近每磅 14 美分,對吧? 席:是。 翁:是方案實施時的兩倍多? 席:是。 翁:而你們如此急著賣,卻還握著它? 席:我們急著賣。
席爾肯接著作出驚人之語:「就算今天把全美護價咖啡明天全賣掉,對市場也不會有這麼大差別,」說著彈了個響指。「那麼咖啡從 5 美分漲到 14 美分,跟你們扣住數百萬袋無關?」「沒這麼大關係,」他又彈了個響指。
儘管百般支吾,席爾肯到頭來顯得比審訊者更博學、更有理。他指出歷史上咖啡 1870 年代曾逾 20 美分、1886–96 年均 15 美分;即便有護價,價格近四年都沒明顯上漲,直到 1910 年因減產(而非護價咖啡)才上揚——恰如阿西斯-巴西爾 1902 年所預言、1912 年觸頂。他更反控美國的態度不公而種族中心:「假設我們南方在炒棉花,巴西卻說『我們要查查』,這種外國政府或外國人會被趕出美國。」他說美方的態度等於對巴西人說:「你的產品永遠得賣最低、我的賣最高;你不准做任何形式的聯合,你想自保就是陰謀。」
對席爾肯的訴訟#
作證次日,威克沙姆推進訴訟,申請臨時限制令、禁止移動紐約所存的護價咖啡,並對席爾肯等正式起訴。
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Knox)夾在司法部長與抗議美方無權沒收(咖啡屬聖保羅州、是貸款擔保)的巴西政府之間。法院拒絕核發沒收咖啡的初步禁令,政府遂縮小訴訟、專攻席爾肯。雙方就「賣 70 萬袋還是 90 萬袋」整個 1912 年夏天拉鋸。
訴訟最終無疾而終:
- 巴西報復性地取消對美國麵粉的 30% 關稅優惠,麵粉出口商紛紛向參議員施壓;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也偏袒巴西。
- 1913 年 1 月諾克斯告知威克沙姆,全美護價咖啡已售予數州約八十名買家。威克沙姆不信(巴西拒透露買主身分),但很可能多數確已售出。
- 2 月威克沙姆沮喪地寫信給諾里斯:「我幾度很想對席爾肯提起刑事訴訟,但涉及的國際問題阻止了它,恐怕我卸任前都辦不成。」4 月新任司法部長麥克雷諾茲(J. C. McReynolds)旋即撤案,席爾肯終於脫鉤。
護價的後果#
護價第一階段近乎完成:歐洲倉庫尚餘約 310 萬袋,最後一批於 1916 年售出;近 200 萬袋在一戰後售出、款項被德國政府凍結,戰後巴西在凡爾賽條約中成功爭取賠償,1921 年德國付給巴西逾 1.25 億馬克,這場極其有效的價格操縱才正式結案。
護價無疑讓席爾肯及其同夥獲益遠勝巴西農民或政府,但它確實阻止了大規模破產、法拍與可能的革命。
然而它「成功」的表象,誘使巴西此後數十年一再推行各種護價方案。1912 年價格上揚的欣喜中,巴西政客廢除了新植稅,幾年後又造成過度生產。隨時間推移也越發清楚:巴西並非不受他國競爭影響——其二十世紀初近 80% 的世界咖啡霸權,將緩慢侵蝕。
延伸:席爾肯的晚年
1913 年初訴訟撤銷後,七旬的席爾肯諸事順遂:合夥人克羅斯曼(George Crossman)去世,留給他百萬美元遺贈——原來兩人年齡相仿,曾打賭誰活得久、互相在遺囑中列對方為百萬受益人(克羅斯曼之子只得 30 萬)。喪偶七年的他續娶小四十歲的克拉拉,1914 年 10 月一戰爆發前夕同赴德國;這位能精準預測巴西收成的精明國際主義者,竟拒信戰爭會真的爆發。
他一向「意見極度親德」,自願捐款給德國戰時救濟,1915 年更祕密出資 75 萬美元收購《紐約晚太陽報》使其支持德國。1917 年健康與財運俱衰,死前數日其逾 300 萬美元的美國財產依《敵僑財產法》被查扣,遺孀花四年才證明他已歸化美籍、政府始返還款項。
咖啡因的反作用#
到二十世紀之交,許多改革者深信咖啡是邪惡的毒品,過量會導致瘋狂甚至死亡。於是凱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波斯特(C. W. Post)等純淨食品狂熱者推出「健康」的咖啡替代品——咖啡戰爭的另一條戰線就此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