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尊嚴的侵蝕#

從二戰結束到 1970 年代，沒有大學學歷的人仍能找到好工作、養家糊口、過上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但過去四十年來，情況劇變：

• 大學溢價（college premium）翻倍：1979 年大學畢業生收入比高中畢業生多約 40%，到 2000 年代已高出 80%
• 美國製造業工作從 1979 年的 1,950 萬降至 2016 年的 1,200 萬
• 生產力持續增長，但工人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少；高管與股東攫取了更大比例
• 1970 年代末 CEO 薪酬是普通工人的 30 倍，到 2014 年已達 300 倍
• 美國男性的實質中位數收入已停滯半個世紀

才德至上的分類機制不僅帶來經濟困境，更對勞動者造成深層的尊嚴傷害。它告訴沒有菁英學歷的人：他們的工作價值較低、對公共利益的貢獻較少，因此不配獲得社會認可與尊重。

工作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

自 2016 年以來，學者爭論民粹主義不滿的根源究竟是經濟（失業、薪資停滯）還是文化（身份認同被取代）。Sandel 認為這種區分過於簡化——工作同時是謀生手段和社會認可的來源。全球化的失敗者不僅經濟困頓，更感到自己的工作在社會眼中不再具有價值。

勞動力的退出#

隨著勞動市場環境惡化，越來越多缺乏學歷的工作年齡男性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

• 1971 年，93% 的白人勞動階級男性有工作；到 2016 年僅剩 80%
• 未就業者中只有少數在積極找工作，大多數已放棄
• 最高學歷為高中的美國人，2017 年僅有 68% 在就業

絕望之死#

Anne Case 與 Angus Deaton 兩位普林斯頓經濟學家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2014 至 2017 年間，美國預期壽命連續三年下降——這是一個世紀以來首見。

• 原因並非醫學進步停滯，而是自殺、藥物過量和酒精性肝病等「絕望之死」急遽增加
• 這些死亡集中於中年白人（45-54 歲），從 1990 年到 2017 年增加了三倍
• 到 2016 年，每年死於藥物過量的美國人已超過整場越戰的陣亡人數

學歷是關鍵分水嶺#

• 絕望之死的增加「幾乎全部發生在沒有學士學位的人群中」
• 自 1990 年代以來，大學畢業生的死亡率下降了 40%；無學位者則上升了 25%
• 到 2017 年，沒有學士學位的男性死於絕望之死的機率是大學畢業生的三倍

Case 與 Deaton 的研究顯示，絕望之死的增加與貧困程度的變化無明顯相關。驅動絕望的不僅是物質匱乏，更是在一個以學歷為衡量標準的才德至上社會中缺乏認可與尊嚴的痛苦。

四年制大學學位已成為社會地位的關鍵標誌。Case 與 Deaton 寫道，沒有學位的人彷彿被要求佩戴一枚「恥辱的紅字徽章」。Michael Young 的預言在此得到印證：在一個如此重視才能的社會中，被判定為「沒有才能」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殘酷。

怨恨的來源#

菁英的居高臨下#

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長期忽視（甚至助長）對勞動階級的文化輕蔑：

• 電視情境喜劇中的藍領父親（如 Archie Bunker、Homer Simpson）多被塑造為笨拙無能的丑角
• 菁英階層慣用「trailer trash」、「flyover states」等公然的階級侮辱
• Hillary Clinton 稱 Trump 支持者為「一籃子可悲的人」，Obama 說他們「緊抓著槍枝和宗教」

Joan Williams 指出，將白人勞動階級的憤怒一律歸結為種族主義，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舒適食品」，既危險又無助於理解問題的真正根源。

「插隊者」的深層敘事#

社會學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深入路易斯安那州保守派勞動社區，建構了一個「深層故事」：

• 人們覺得自己在美國夢的隊伍中耐心排隊，卻看到其他人（少數族裔、移民、難民）在他們前面插隊
• 當他們抱怨時，菁英稱他們為「鄉巴佬」、「白色垃圾」
• 核心感受是：「你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你在別人眼中認不出自己。感到被尊重的掙扎變成了一場看不到前方的倒退。」

重建工作尊嚴#

分配正義 vs. 貢獻正義#

當代自由派政治人物習慣以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語言回應不平等——提高最低工資、擴大社會安全網、提供稅收抵免。但 Sandel 認為，勞動階級真正渴望的是貢獻正義（contributive justice）——能夠透過生產社會所需之物來贏得認可與尊重的機會。

• Robert F. Kennedy 在 1968 年就理解了這一點：「失業意味著無事可做——這意味著與我們其他人毫無關係。」
• 問題不只是收入不足，而是失去了對公共利益有所貢獻的機會

消費者身份 vs. 生產者身份#

全球化計畫的核心缺陷在於過度重視消費者福利（追求最大化 GDP），忽略了生產者身份的重要性：

• Adam Smith 與 Keynes 都主張「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
• 但從 Aristotle 到美國共和主義傳統，另一種觀點認為：人類最重要的經濟角色不是消費者，而是生產者
• 從公民觀的角度看，我們對共同利益的貢獻價值不應以市場工資來衡量，而應取決於我們服務的目的之道德與公民重要性

工作作為認可#

公民觀的共同利益概念#

Sandel 區分了兩種理解共同利益的方式：

消費主義觀點：

• 共同利益 = 所有人偏好的加總
• 透過最大化消費者福利（即經濟成長）來實現
• 市場工資是衡量貢獻的好指標

公民觀點：

• 共同利益需要公民共同審議何為值得追求的生活
• 不能僅靠經濟活動實現，還需要培養公民德性的政治社群
• 貢獻的價值取決於其服務之目的的道德重要性，而非供需法則

思想傳統中的工作尊嚴#

多個思想傳統都強調工作的內在尊嚴：

• Martin Luther King Jr. 對清潔工人演講時說：「所有勞動都有尊嚴」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在 1981 年通諭中指出，人透過工作「成為更完整的人」
• Hegel 認為勞動市場不僅是滿足需求的系統，更是一個認可體系——工作不只提供收入，更公開承認每個人的貢獻
• Durkheim 主張勞動分工可以成為社會團結的來源，前提是每個人的貢獻都按其對社群的真實價值獲得報酬

Hegel 認為資本主義勞動組織只有在滿足兩個條件時才具有倫理正當性：第一，必須提供最低工資；第二，必須讓所有工作活動展現出對共同利益的貢獻。

貢獻正義#

為何被政治主流忽視#

儘管社會急需關於工作尊嚴的論述，但貢獻正義一直未能進入主流政治議程。原因在於：

• 以經濟成長為核心的政策看似能迴避道德爭議——不論人們對美好生活有何歧見，「把餅做大」似乎是所有人都能同意的目標
• 但貢獻正義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它必然涉及對「什麼構成對共同利益的有價值貢獻」的道德判斷

兩種政治議程#

Sandel 提出兩個具體方向來挑戰市場對工作的扭曲：

保守派方向——Oren Cass 的「開放議程」批判：

• Cass 在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中主張，政策重心應從最大化 GDP 轉向創造有利於工作尊嚴的勞動市場
• 提議為低薪工人提供工資補貼（政府按目標時薪補足差額），而非僅靠失業保險
• 批判「開放 vs. 封閉」的全球化框架：將高技能贏家稱為「開放」、將批評者貶為「封閉」，是最居高臨下的傲慢
• 核心洞見：「開放議程在多數人被拋在後面的民主社會中無法持續」

進步派方向——挑戰金融投機：

• 金融業在美國 GDP 中的佔比自 1950 年代以來幾乎翻了三倍，到 2008 年已佔企業利潤的 30% 以上
• 金融業員工收入比其他產業同等資歷的人高出 70%
• 但據 Adair Turner 估計，先進經濟體中僅有 15% 的金融資金流向了實體生產性企業
• 高頻交易、信用違約交換等金融創新創造了巨大私人利潤，卻對實體經濟幾乎毫無貢獻

創造者與攫取者#

稅制的表達性意義#

稅制不僅是籌集收入的工具，更表達了社會對何種活動值得尊重與認可的道德判斷：

• 「罪惡稅」（對菸酒、賭博課稅）明確表達了社會對特定行為的不贊同
• 資本利得稅率低於勞動所得稅率，隱含一個道德假設：投資者是「創造工作的人」，理應獲得獎勵

Paul Ryan vs. Rana Foroohar 的「創造者與攫取者」之爭#

• Paul Ryan 將社會分為「創造者」（對經濟貢獻最多的人）和「攫取者」（從政府獲得的福利多於繳稅的人）
• Rana Foroohar 在 Makers and Takers 中反轉了這個框架：真正的「攫取者」是金融業中從事投機活動、獲取暴利卻不對實體經濟有所貢獻的人；真正的「創造者」是在實體經濟中提供有用商品與服務的勞動者

Sandel 主張，重建工作尊嚴的關鍵稅制改革方向是：將稅負從勞動轉移到消費與投機。具體做法包括降低甚至取消薪資稅（payroll tax），代之以對高頻交易等無益於實體經濟的金融活動課徵交易稅。

結語：修復社會紐帶#

過去四十年，市場驅動的全球化與才德至上的成功觀念共同瓦解了社會的道德紐帶：

• 全球供應鏈、資本流動和世界主義的身份認同，使我們越來越不依賴同胞、越來越不感激他人的工作
• 才德至上的分類教導我們，成功全靠自己，從而侵蝕了我們的感恩之心與彼此虧欠的意識

要重建工作的尊嚴，就必須修復才德至上時代所摧毀的社會紐帶。這要求我們認識到彼此的相互依存，並培養足夠強韌的社群意識，使「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不再只是危機時刻的口號，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