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證書的公共意義#
到了 2000 年代，一個人在大學的表現、甚至入學考試的成績，已足以為總統候選人增光或抹黑。學歷主義（credentialism）成為公共生活中一股強大的力量。
- Trump 曾指示律師 Michael Cohen 威脅他就讀過的學校，若公開其成績或 SAT 分數就提告
- 同一時間，Trump 卻要求 Obama 公開學業紀錄，質疑「一個壞學生怎麼能上哥倫比亞和哈佛」
- Cohen 揭露此事所透露的，不只是虛偽，更是學歷在政治中的巨大份量
將大學學歷武器化#
Trump 的攻擊反映了他自身的不安全感。在他的競選與總統任期中，他不斷炫耀自己的智識資歷：
- 反覆強調自己是「聰明人」、「非常穩定的天才」
- 吹噓自己的高 IQ，聲稱叔叔曾是 MIT 教授，證明自己有「好基因」
- 頻繁提及自己就讀賓大華頓商學院的經歷
Trump 雖然嘲諷菁英，卻同時渴望被菁英認可。他的抗議展示了才能主義社會能施加的羞辱——他既鄙視菁英，又渴望他們的尊重。
Biden 在 1987 年首次參選總統時，也曾在被問及學歷時怒不可遏，誇大自己的學業表現。重點不在於政治人物是否誇大學歷，而在於他們為何覺得有必要這樣做。
連 Brett Kavanaugh 在面對性侵指控的聽證會上，也以不相干的才能主義辯護回應——詳述自己如何努力讀書、進入耶魯大學和耶魯法學院。到了 2018 年，學歷主義已成為一種萬用的信譽修辭，遠遠超出校園範圍。
教育作為不平等的解方#
全球化帶來巨大的不平等與工人薪資停滯。1990 到 2000 年代的自由派與進步派政黨並未尋求經濟結構改革，而是擁抱市場導向的全球化，將教育作為回應不平等的核心策略。
- George H. W. Bush：「每個問題的解方都始於教育」
- Tony Blair：「政府的三大優先事項：教育、教育、教育」
- Bill Clinton 反覆引用：「你能賺多少取決於你能學多少」
- Obama 也將高等教育視為美國工人經濟困境的解方
這套向上攀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並非追求更大的平等，而只是承諾更公平的競爭。它接受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只提供幫助人們向上爬的機會。
對教育萬能論的批評#
- Christopher Hayes 觀察到，左派在「讓才能主義更才能主義」的議題上取得成功，卻在「緩和收入不平等」等超出才能主義範疇的議題上失敗
- Thomas Frank 批評自由派將每個經濟問題都歸結為教育問題，這其實是一種道德判斷：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敗，而是你個人的失敗
- Frank 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勞工權力不足，而非工人教育不夠
單一聚焦於教育的副作用是侵蝕了未受大學教育者的社會尊嚴。它以兩種方式腐蝕了工作與勞工階級的尊嚴：
- 多數美國成年人並未從四年制大學畢業（僅約三分之一），學歷菁英卻將成敗與大學學位緊密掛鉤，暗示沒有學位的人應為自身困境負責
- 告訴工人「教育不足是你的問題」，等於將成敗道德化，助長了對未上大學者的偏見
最優秀與最聰明#
Obama 是才能主義思維的典型代表。到了 2000 年代初，「頂尖人才經過公正的篩選過程」已成為專業階級的共識。
- Obama 的四分之一任命者與哈佛有關聯，超過九成早期任命者擁有高等學位
- 到第二任期中期，三分之二的內閣級任命者曾就讀常春藤盟校，二十一人中有十三人曾就讀哈佛或耶魯
歷史顯示，名校學歷與實際的政治判斷力之間關聯甚微。David Halberstam 的經典著作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描述了 Kennedy 如何召集一群學歷光鮮的人才，卻帶領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沼。
華爾街與才能主義傲慢#
Obama 政府對金融危機採取友善華爾街的回應方式，紓困銀行卻未追究責任，導致民主黨在許多勞工眼中信譽盡失。
- Frank 描述民主黨人普遍認為華爾街具有「與頂尖研究所同等級的才能主義聲望」
- 政策制定者相信高學歷、資歷優秀的投資銀行家理應獲得其天價報酬
- 即便金融危機證明了這些高管的工作多麼平庸，這套信念仍根深蒂固
「聰明」的做法#
學歷主義滲透到公共話語的方式之一，是評價語言的轉變。在每個時代，政治人物都會選擇特定的評價對比來說服大眾。近年來，主導的評價對比已從「正義對不正義」、「自由對不自由」，轉變為**「聰明對愚蠢」**。
- 1980 年代以前，美國總統很少使用「smart」一詞
- Clinton 和 George W. Bush 各使用超過 450 次
- Obama 使用超過 900 次
「聰明」取代「正確」#
Clinton 和 Obama 經常主張，他們偏好的政策「不只是正確的事，更是聰明的做法」（not jus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s the smart thing to do）。這套修辭暗示，在才能主義時代，顯得聰明比證明自己是對的更有說服力。
- 對抗 AIDS「不只是正確的事，更是聰明的做法」
- 賦權女性「不只是正確的事，更是聰明的做法」
- 從外交到失業保險，都套用同一句式
把政策辯護框架從「對錯」轉為「聰明與否」，與學歷主義對人的評價方式一脈相承。Hillary Clinton 任命國務院副手時明確表示：「聰明權力的核心是聰明的人。」
菁英的俯視#
到了 2016 年，許多勞工階級的人感受到高學歷菁英帶著居高臨下的態度看待他們。調查研究證實了這種感受。
學歷偏見的研究發現#
在英國、荷蘭、比利時和美國進行的一系列調查發現：
- 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對低學歷者的偏見，比他們對其他弱勢群體的偏見更強
- 在歐洲，低學歷者比穆斯林、肥胖者、盲人等群體更不受歡迎
- 在美國，低學歷者同樣排在最底層
這些研究得出幾項重要結論：
- 菁英並不比一般人更少偏見——只是偏見的對象不同
- 菁英對自己的學歷偏見毫不感到羞恥——他們譴責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卻對低學歷者的負面態度毫無歉意
- 菁英認為低教育程度是個人努力不足的結果，因此低學歷者被視為「更應受到責備」
- 這種負面判斷連低學歷者自身也內化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的處境是咎由自取
- 不斷強調教育是萬能解方，強化了才能主義意識形態，使人們更容易接受不平等、更相信成功反映了個人功績
文憑治國#
到了 2000 年代，沒有大學學位的公民不僅被俯視，在美國和西歐也幾乎被排除在民選公職之外。
美國的狀況#
- 美國國會中，95% 的眾議員和 100% 的參議員是大學畢業生
- 約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沒有大學學位，但國會中幾乎沒有他們的代表
- 勞動力中約一半從事藍領工作，但不到 2% 的國會議員曾從事此類工作
- 1960 年代，約四分之一的參議員和眾議員沒有大學學位；如今幾乎全部消失
- 國會在種族、族裔和性別方面更加多元，但在教育資歷和階級方面卻更加單一
英國與歐洲的狀況#
- 英國約 70% 的人口沒有大學學位，但國會中只有 12% 沒有學位
- 近九成國會議員有學位，四分之一曾就讀牛津或劍橋
- 工黨的階級轉型尤為顯著：1979 年有 41% 的工黨議員沒有大學學位，到 2017 年僅剩 16%
- 德國聯邦議院 83% 是大學畢業生；法國、荷蘭、比利時的國會議員中 82% 到 94% 擁有大學學位
當今高度學歷化的歐洲議會，與十九世紀末以財產資格限制選舉權時期的議會組成驚人地相似。普選權的擴展曾一度打破這種格局，但自 1960 年代起，非大學畢業者在議會中的比例又開始下降。
學歷不等於治理能力#
- 拉什莫爾山上四位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總統中，有兩位（Washington、Lincoln）沒有大學學位
- 最後一位沒有大學文憑的總統 Harry S. Truman，被普遍認為是最好的總統之一
- Roosevelt 以一群學歷遠不如後來民主黨總統顧問的多元團隊，推動了新政
- 英國戰後最成功的政府之一——1945 年 Attlee 的工黨政府——也是階級代表性最廣泛的政府
文憑鴻溝#
2016 年的選舉揭示了一道深刻的文憑鴻溝（diploma divide）：
- 三分之二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投票給 Trump
- Hillary Clinton 贏得超過 70% 擁有碩博士學位的選民
- 選舉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而非收入）最能預測對 Trump 的支持
左右翼政黨的歷史翻轉#
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的研究顯示，在美國、英國和法國，20 世紀以來發生了驚人的平行翻轉：
- 1940 到 1970 年代：沒有大學學位的選民穩定支持左派政黨（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
- 1980 到 1990 年代：文憑差距大幅縮小
- 2000 到 2010 年代：趨勢完全逆轉——左派政黨失去了沒有大學學位的選民的支持，成為知識分子和專業菁英的政黨
Piketty 推測，左派政黨從工人政黨轉變為知識菁英政黨，可能正是它們未能回應近數十年不斷上升的不平等的原因。缺乏高學歷的人怨恨菁英推動的全球化，轉而支持 Trump、Le Pen 等民粹主義候選人。
英國脫歐與法國的情況#
- 英國：超過 70% 沒有大學學位的選民投票支持脫歐，而超過 70% 擁有研究所學位的選民投票留歐
- 法國：1950-60 年代，左派中非大學畢業者投票比例比大學畢業者高出約 20 個百分點；到 2010 年代完全逆轉，大學畢業者投票給左派的比例反而高出 10 個百分點——整體移動達 30 個百分點
- Macron 雖然擊敗了 Le Pen，但很快面臨黃背心運動的衝擊。一位 Macron 黨的資深政治人物被問及政府犯了什麼錯，回答：「我們大概太聰明、太細膩了」
技術官僚式的話語#
與學歷主義緊密相連的，是公共話語的技術官僚轉向。當政策制定愈來愈被描述為「聰明對愚蠢」的選擇，讓「聰明的人」（專家和菁英）來決定事務的理由就愈充分——而非讓公民辯論和決定應採取什麼政策。
Obama 的技術官僚治理觀#
Obama 在道德與種族議題上能發表雄辯的道德論述，但在經濟和外交政策上，他本能地訴諸技術官僚語言：
- 2007 年對 Google 員工演講時表示，美國政治的問題在於人民「缺乏資訊」，總統的工作是「提供良好的資訊」
- 他認為政治分歧源於缺乏「共同的事實基準」，而非價值觀或利益的衝突
- 在論述健保改革時，強調的不是全民覆蓋的道德理由，而是「彎曲成本曲線」的技術語言
- 大量使用「incentivize」一詞——超過一百次——將政策框架為市場機制的運用
技術官僚取向的政治有兩個根本缺陷：一是將決策權交給菁英，剝奪了一般公民的權力；二是放棄了政治說服的工程，以市場誘因取代道德勸說。
技術官僚與民主的衝突#
技術官僚式的經濟語言、學歷主義的傲慢，與公共話語日益粗暴的對罵看似矛盾，實則有共通的根源：兩者都是未能以實質方式介入公民的道德信念的失敗，都未能培養公民共同思辨正義與共善的習慣。
氣候變遷辯論的啟示#
Sandel 以氣候變遷為例說明技術官僚取向的局限：
- 研究顯示，人們對科學了解愈多，對氣候變遷的黨派分歧反而愈大
- 科學素養更高的人更可能依循自己黨派的立場，而非趨向共識
- 這挑戰了「只要人們了解事實就會達成共識」的技術官僚信念
氣候變遷的政治分歧根本上不是關於事實和資訊，而是關於權力、道德、權威和信任的問題。這些是需要民主公民共同面對的政治問題，不能僅靠專家來回答。
本章總結#
- 學歷主義已成為當代最後一種「可接受的偏見」——菁英譴責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卻對低學歷者的鄙視毫不掩飾
- 將教育視為不平等的唯一解方，實質上是一種道德判斷：你的困境是你自己的責任
- 文憑鴻溝已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線，超越了傳統的收入分界
- 「最優秀與最聰明」的人治國，歷史上並未帶來更好的治理結果
- 技術官僚語言（「聰明的做法」）取代了道德論述，剝奪了公民辯論的空間
- 才能主義菁英的傲慢與技術官僚的狹隘視野，正是催生民粹主義反撲的政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