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績主義的核心信條#
當代社會看待成功的方式，猶如清教徒看待救贖——不再視為運氣或恩典，而是透過個人努力與奮鬥所贏得的成果。這正是功績主義倫理（meritocratic ethic）的核心：
- 我們相信自己能夠憑藉努力掌控命運
- 若累積了可觀的財富與權勢，那必定是我應得的
- 成功是美德的象徵，富裕是我的權利
這種思維方式令人感到賦權——它鼓勵人們將自己視為命運的主人，而非不可控力量的受害者。
然而，這種思維有其黑暗面：當我們越是將自己視為自力更生的人，就越難關心那些不如自己幸運的人。若我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勞，那他人的失敗也必定是他們自己的過錯。這種邏輯使功績主義侵蝕了共同體意識，使人難以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過去四十年間，即便不平等急劇擴大，公共文化卻持續強化「我們對自身命運負責、值得所獲」的觀念。彷彿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自己和所有人：位居頂端與底層的人，都恰好身處他們該在的位置。
努力與應得#
學生心態的轉變#
Sandel 自 1980 年起在哈佛教授政治哲學，他注意到一個顯著趨勢：從 1990 年代起，越來越多學生深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身努力的產物。
- 這種信念跨越政治光譜——無論政治立場為何，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努力讀書，因此理應獲得哈佛的入學資格
- 無論支持或反對平權措施，多數學生都堅持自己是靠努力進來的
- 被告知入學可能涉及運氣或其他不可控因素時，學生會產生強烈抗拒
菁英入學競爭的加劇#
這種功績主義心態的強化，與菁英大學入學競爭的白熱化密不可分：
- 1970 年代中期，史丹佛錄取率接近三分之一
- 1980 年代初期，哈佛和史丹佛錄取率約五分之一
- 2019 年，兩校錄取率已降至低於二十分之一
青少年時期因此成為一場高壓、高強度的戰場——AP 課程、升學顧問、SAT 補習、課外活動、實習、海外志工——一切都在焦慮的直升機父母監督下，只為打動招生委員會。
經歷這場壓力與競爭的煎熬後，學生很難不相信：無論獲得什麼成功，都是自己透過努力和勤奮贏來的。這並非自私——許多學生投入大量時間於公共服務和慈善活動——但這段經歷確實使他們成為堅定的功績主義者，如同他們的清教徒先輩，深信成功是辛勤工作的成果。
功績主義的全球化#
這種心態並非美國獨有。2012 年，Sandel 在中國廈門大學演講時討論市場的道德限制，提到一名中國少年賣腎購買 iPhone 和 iPad 的新聞。課堂辯論中，一位學生提出驚人的觀點：「有錢人的財富是靠努力賺來的，所以他們有功績，應該活得更久。」
這種將功績與一切權利掛鉤的思維，與美國繁榮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邏輯如出一轍。儘管這位中國學生不太可能浸淫於清教或天意神學傳統，但他和同學們成長於中國轉向市場社會的時代。超競爭入學制度與市場社會的背景，使各國菁英學生產生了相似的功績主義直覺：成功者應得他們賺取的一切。
市場與功績#
市場論述的三種邏輯#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鄧小平在中國推動市場改革，柴契爾與雷根分別在英美推崇市場機制。這段市場至上的時期，為後續功績主義價值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傳統上，為市場辯護主要有兩種論點：
- 效用論（utility）：市場創造誘因，提升 GDP，最大化整體福利
- 自由論（freedom）：市場讓人們自由選擇交易物品的價值
但 1980 年代的市場凱旋主義催生了第三種論述：
- 功績論（merit）：在公平的機會平等制度下，市場給予人們應得的報酬——只要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市場結果就是對功績的獎勵
中間偏左的功績主義轉向#
功績主義倫理在柴契爾與雷根的保守主義中是隱含的，但在其繼任者——布萊爾與柯林頓等中間偏左政治人物的論述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1990 年代以降，中間偏左政黨的特色在於：它們不挑戰柴契爾和雷根的市場前提，而是接受市場機制並試圖軟化其最嚴酷的面向。
這些政治人物的核心立場是：
- 接受市場機制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
- 確保市場在公平條件下運作
- 不分種族、階級、性別、宗教或性取向，所有公民都應能平等競爭市場報酬
- 機會平等不僅要消除歧視，還需提供教育、醫療、托育等服務
柯林頓常以生產力論述包裝公平論述，例如他說：「我們不能浪費任何一個人。」（“We don’t have a person to waste."）消除歧視、擴大機會不僅更公平，也能讓市場更有生產力。但除了公平與生產力之外，自由派論述還暗含了第三個更強力的理想：讓人們純粹憑藉努力和才能競爭，市場結果就會與功績對齊——在機會真正平等的社會中，市場將給予人們應得的報酬。
功績主義轉向的兩個面向#
過去四十年間，功績（merit）與應得（deservingness）的語言已成為公共論述的核心。這場功績主義轉向有兩個面向：
嚴厲面：個人責任的修辭#
- 強調個人對自身命運的責任
- 伴隨著削減福利國家、將風險從政府與企業轉移至個人的政策
- 要求每個人為自己的處境負責，失敗被視為個人缺失
勵志面：向上流動的修辭#
- 承諾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規則，就能憑藉才能與夢想走得更遠
- 聽起來勵志且無害，卻帶有深刻的功績主義假設
這兩種修辭——個人責任與向上流動——共同推動了近數十年的政治論述，最終也催生了對功績主義的民粹反彈。
責任的修辭#
福利國家辯論的轉變#
1980 年代以前，關於福利國家的辯論主要圍繞團結（solidarity）——我們作為公民彼此虧欠什麼。有些人主張更廣泛的團結義務，有些人則主張更有限的。但自 1980 年代起，辯論焦點轉向了弱勢者是否為自身不幸負責。
擴張性的個人責任觀念是功績主義假設在起作用的線索：我們越是徹底地為自身命運負責，就越是因人生的結果而獲得稱讚或承受責難。
「非因己過」的演變#
在總統修辭中，「非因己過」（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一詞的演變，清楚呈現了功績主義假設如何滲透政治語言：
- 乎利芝與胡佛（Coolidge & Hoover）首先使用此語，暗示嚴格的個人責任觀：貧窮或疾病若是壞選擇的結果，就不值得政府救助
- 羅斯福（FDR）偶爾使用此語，論證大蕭條中的失業者不應被歸咎
- 雷根大量使用此語，試圖縮減政府角色，同時區分值得幫助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
- 柯林頓與歐巴馬使用此語的頻率是雷根的兩倍以上，同樣在隱性地區分「應得的」與「不應得的」窮人
「非因己過」這個詞組始於慷慨的姿態——那些「非因己過」而陷入困境的人，有權獲得社群的幫助。但如同所有責任歸因，它也有嚴厲的一面：若那些是環境的受害者值得幫助，那麼那些自身造成不幸的人，就可能不值得幫助。
柯林頓的福利改革#
1992 年，柯林頓承諾「終結我們所知的福利」。他將責任修辭與向上流動修辭結合，二者共同指向自力更生與自我創造的理想：
「我們必須做美國最擅長的事：對所有人提供更多機會，對所有人要求更多責任。是時候打破那種期待從政府或彼此那裡不勞而獲的壞習慣了。」 — 柯林頓，第一任就職演說
1996 年，他簽署了福利改革法案，要求領取福利者必須工作，並限制領取時間——此舉遭到許多民主黨同僚反對。
跨大西洋的擴散#
責任修辭跨越了大西洋。布萊爾明確表示：「新工黨致力於功績主義。我們相信人應該憑藉才能而非出身或特權地位來向上流動。」
德國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也以類似邏輯推動福利改革：「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但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義務把握自己的機會。」
如 Yascha Mounk 所指出，「責任」一詞的意涵已從公民對國家和同胞的義務，轉變為「照顧自己的責任——以及若我們未能做到就承受後果」。福利國家從「責任緩衝」（responsibility buffering）變成了「責任追蹤」（responsibility tracking）——依據個人的功過來對待人們。
「讓你的才能帶你走得更遠」#
一句口號的崛起#
「讓人們能夠憑藉才能和努力走得更遠」（rise as far as their talents will take them）這句話看似老生常談，但令人驚訝的是，它其實相當晚近才進入政治語彙：
- 雷根是第一位將此口號作為政治修辭主軸的總統。在白宮對黑人成員的簡報中，他明確將功績與向上流動連結：「所有美國人都有權利僅憑個人功績被評判，並且能夠走到夢想和努力所能帶他們去的地方。」
- 柯林頓沿用並頻繁使用：「美國夢很簡單但很有力——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規則，你應該有機會走得跟你天賦的能力一樣遠。」
- 到了 2000 年代，此口號已成為兩黨共用的修辭慣例——小布希、乃至麥乎恩、乃至魯比歐都使用過
歐巴馬的功績主義修辭#
沒有任何美國總統比歐巴馬更頻繁使用此口號——他的使用次數超過了之前所有總統的總和。事實上，這可以說是他總統任期的核心主題。
歐巴馬將大學教育視為向上流動的主要載具：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承諾平等的結果，但我們建立在一個理念之上：每個人都應有平等的成功機會。不管你是誰、長什麼樣、來自哪裡，你都能做到。」
他也以妻子蜜雪兒為例——出身勞工家庭，卻能就讀普林斯頓和哈佛法學院——來證明在美國，無論出身，只要努力工作、願意承擔責任，就能出人頭地。
歐巴馬的修辭指向功績主義的核心邏輯：若機會真正平等，人們將憑藉才能和努力向上流動，他們的成功將是自己的功勞，所獲得的報酬也將是理所應當。
得到你應得的#
「你值得」的語言爆炸#
隨著向上流動的修辭日益興盛，功績與應得（merit and deservingness）的語言也在公共文化中廣泛擴散：
- 麥當勞 1970-80 年代的廣告口號「You deserve a break today」
- 1988 年《紐約時報》描述了新興的勵志錄音帶市場，其中的潛意識訊息包括：「我值得做得比爸爸更好。我值得成功。我值得實現目標。我值得變有錢。」
- 根據 Google Ngram，書籍中「you deserve」一詞的使用頻率從 1970 到 2008 年增長了三倍以上
- 在《紐約時報》中，「you deserve」在 2018 年的出現頻率是雷根上任那年的四倍以上
政治人物的「你值得」#
在政治人物的語言中，「你值得」（you deserve）已成為無黨派固定用語：
- 甘迺迪從未使用過這個詞
- 雷根開始頻繁使用，頻率超過前五任總統的總和
- 柯林頓的使用頻率是雷根的兩倍，歐巴馬則是三倍
- 從日常瑣事到重大政策，總統們用「你值得」來框架一切——柯林頓對獲得軍事設施的城市說「你們值得」，歐巴馬對倉庫工人說「你付出辛勤工作，你值得像樣的薪水」
英國的功績主義話語#
在英國，2016 年梅伊（Theresa May）就任首相後，提出打造「真正的功績主義英國」的願景。談到「普通的勞工階級」，她宣稱：「他們值得更好的待遇。」而她所提供的「更好」，正是功績主義原則的實現：
「我希望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功績主義國家——一個每個人都能憑藉才能和努力走得更遠的國家……優勢建立在功績而非特權之上；重要的是你的才能和努力，而非你的出生地、父母是誰、或你的口音聽起來如何。」
希拉蕊的 2016 年競選#
2016 年，希拉蕊大量使用向上流動與應得的修辭：
「我希望這是一個真正的功績主義。我厭倦了不平等。我希望人們覺得只要為之努力就能出人頭地。」
民粹反彈#
川普的不同語言#
到了 2016 年，向上流動的修辭已喪失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川普從未使用「讓人們能憑藉才能和努力走得更遠」這句口號——無論在競選期間還是總統任內。他以赤裸裸的贏家與輸家語言取而代之，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但他的偉大願景與過去四十年來主導美國公共論述的功績主義計畫無關。
許多川普、脫歐和其他國家民粹政黨的勞工階級支持者，對向上流動的承諾不太感興趣，更關心的是國家主權、認同與尊嚴的重新確立。他們憎恨功績主義菁英、專家和專業階層——那些從市場驅動的全球化中獲益、卻將勞工階級推入外國競爭的殘酷環境中的人。
民粹怒火的根源#
民粹反彈至少部分源於一種令人憤怒的感受：站在功績階梯頂端的人，帶著鄙視俯視那些他們認為不如自己的人。數十年來，功績主義菁英反覆吟誦「努力工作、遵守規則，就能憑藉才能走得更遠」的口號，卻未曾注意到：對那些被困在底層或掙扎求存的人而言，向上流動的修辭不再是一個承諾，而更像是一種嘲弄。
這是民粹主義者的怨言，而這個怨言並非毫無道理。多年來功績主義菁英不斷重複的修辭，對底層掙扎的人而言，與其說是鼓勵，不如說是一種侮辱。
川普支持者的功績主義信念#
一項 2016 年選後調查揭示了一個看似矛盾的事實：
- 川普支持者對「美國社會公平公正」、「個人對自身地位負有責任」、「經濟晉升的機會對所有有心人開放」等功績主義原則的認同度，比非支持者更高
- 無論經濟階層如何，川普支持者對這些原則的認同度都更高
- 他們並非拒絕功績主義，而是擁抱功績主義但憎恨自由派的修辭
川普的支持者已經服從了功績主義的紀律、接受了市場的嚴厲裁決，並相信他人也應如此。他們之所以憎恨自由派的向上流動修辭，不是因為拒絕功績主義，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功績主義描述的是既有的現實——他們已經服從了它的規訓、接受了市場的嚴酷判決，也認為其他人應該如此。
功績暴政的三重根源#
功績的暴政不僅源於向上流動的修辭，而是由一組相互交織的態度與情境共同構成：
- 責任與尊嚴的侵蝕：在嚴重不平等與社會流動停滯的條件下，反覆強調「我們對自身命運負責、我們值得所得」的訊息，侵蝕了團結感，令被全球化拋下的人感到沮喪與屈辱
- 文憑主義偏見（credentialist prejudice）：堅持大學文憑是通往體面工作與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徑，貶低了工作的尊嚴，輕視那些沒上過大學的人
- 技術官僚的傲慢（technocratic conceit）：堅持社會與政治問題最好由受過高等教育、價值中立的專家來解決，這是一種腐蝕民主、剝奪普通公民權力的自負
你努力就能成功嗎#
向上流動修辭的空洞化#
當政治人物以令人麻木的頻率重複一個神聖真理時，有理由懷疑它已不再為真。向上流動的修辭在不平等最嚴重的時期達到最高峰——當最富有的 1% 拿走的收入超過底層一半人口的總和，當中位數收入停滯了四十年，「努力就能走得更遠」的說法開始顯得空洞。
兩種不滿#
這種空洞感產生兩種不同的不滿：
- 挫折感：功績主義承諾未能兌現——努力工作、遵守規則的人卻無法向上流動。人們可以怪罪體制
- 絕望感：相信功績主義承諾已經實現，但自己被拋在後面——這更加令人沮喪，因為它暗示失敗是自己的錯
美國人對努力的信仰#
各國民調數據揭示了美國人獨特的信念模式：
- 77% 的美國人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德國僅約一半，法國和日本更低）
- 被問到「人生中什麼因素最重要」，73% 的美國人選擇努力工作（德國不到一半，法國僅四分之一）
- 57% 的美國人不同意「人生成功大致上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決定」——而歐洲多數國家的多數人持相反觀點
若每個努力工作的人都被期待能成功，那麼失敗者就只能怪自己，社會也就難以為幫助他們建立理由。這正是功績主義的殘酷面——它可能解釋了為何美國擁有如此堅定的個人努力信仰，卻擁有比歐洲社會民主國家更薄弱的福利國家。
社會流動的真相#
美國人對向上流動的信念，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 1940 年代出生的孩子，90% 的收入超過父母
- 1980 年代出生的孩子，只有一半超過父母收入
- 出生在底層的人，僅 4-7% 能攀升至頂層，約三分之一能達到中層
-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實際上低於許多其他國家——包括德國、西班牙、日本、澳洲、瑞典、加拿大、芬蘭、挪威和丹麥
- 在美國和英國，高收入父母近一半的經濟優勢會傳遞給子女——這是加拿大、芬蘭、挪威和丹麥的兩倍以上
按向上流動的指標衡量，「美國夢」如今在哥本哈根和北京比在美國更加生機勃勃。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與美國相當，但中國如今的代際流動性高於美國——在這個「機會之地」，你能賺多少錢與你的出身更為緊密地綁定。
眼見為信#
認知偏差的雙向作用#
研究者發現，當詢問美國與歐洲民眾從貧窮攀升至富裕的可能性時，兩邊都答錯了——但錯的方向截然相反：
- 美國人高估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 歐洲人低估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這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我們透過信念與價值觀的濾鏡來感知世界。
- 美國人對個人主動性的強烈信仰，加上對不平等的容忍，使他們誇大了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 歐洲人對個人努力萬能的懷疑，加上對不平等較低的容忍，使他們低估了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功績主義修辭為何令人憤怒#
乍看之下，向上流動的修辭應該對勞工和中產階級選民有吸引力——誰會反對打破障礙、公平競爭、改善教育機會的政策？但到了 2016 年，隨著全球化對普通勞工的打擊日益明顯，自由派菁英的向上流動修辭傳達了一個嚴酷的訊息：即使面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它仍堅持我們對自身命運負責，因此我們值得所遭遇的成功或不幸。
Larry Summers（歐巴馬的經濟顧問）甚至直言：「我們社會中不平等可能加劇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正被更接近他們『應得的方式』來對待。」
理想與事實的滑動#
功績主義（meritocracy）始於理想，卻容易滑入事實宣稱。向上流動的修辭雖然是勵志的——指向一個尚待實現的承諾——但其表述方式不可避免地帶有祝賀的語氣：「在美國，每個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向上流動。」如同大多數強而有力的修辭，它將期許與祝賀混為一談，將希望當作事實來宣稱。當「功績主義是一種願望」時，失敗者可以怪罪體制；但當「功績主義是一種事實」時，失敗者被邀請怪罪自己。
歐巴馬的修辭正是典型例子。在 2012 年的一次廣播演說中，他說：「這是一個不管你長什麼樣、來自哪裡，只要你願意學習和努力工作，就能走到才能所及之處的國家。」聽眾很容易以為總統是在描述現實，而非僅僅是表達一個理想。
本章總結#
向上流動的修辭雖然聽起來勵志且無害，但在實踐中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Sandel 透過追溯從雷根到歐巴馬、從柴契爾到梅伊的政治修辭演變，揭示了功績主義如何從一個追求公平的理想，逐漸演變為一種合理化不平等、侵蝕團結、並最終激發民粹反彈的意識形態力量。近年來，失敗者首先被邀請怪罪自己的，是未能取得大學文憑——功績主義傲慢最令人反感的特徵之一，正是它的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