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主義為何重要#
依據才能(merit)來僱用人才,基於兩個理由是合理的:效率與公平。一個獎勵努力、主動性和才華的經濟體系,比不論貢獻一律平等分配的體系更有生產力。而依據才能評判人,也避免了基於種族、性別或宗教的歧視。
但 Sandel 提出核心問題:如果依才能僱人是合理的,那麼才能主義(meritocracy)又怎麼可能出問題?一個看似良善的原則,為何能引發如此強烈的怨恨,甚至改變全球民主社會的政治版圖?
才能主義的吸引力與陰暗面#
才能主義在理想層面具有強大吸引力:
- 它肯定了一種有力的自由觀——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不是環境的受害者,而是命運的主宰
- 它帶來令人安慰的道德結論:我們得到應得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勞,可以為此感到自豪
然而,這份承諾也帶來沉重的負擔:
- 才能主義將巨大的重量放在個人責任的概念上
- 要求人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一回事;假設每個人完全為自己的人生處境負責,則是另一回事
- 「我們的人生處境」(our lot in life)這個詞本身就暗示了命運、機運或恩典等超越個人努力的因素
歷史上最重要的關於才能的早期辯論,不是關於收入和工作,而是關於上帝的恩寵——它是我們賺取的,還是作為禮物接受的?
宇宙性的才能主義#
聖經中的才能觀#
聖經神學教導自然事件的發生有其道德因果:
- 好天氣和豐收是對善行的神聖獎賞
- 乾旱和瘟疫是對罪惡的懲罰
- 當船遇上暴風雨,人們會問是誰惹怒了上帝
這種思維方式看似原始,實際上卻是當代才能主義思維的起源——相信道德宇宙的安排使繁榮與功德相匹配,苦難與罪惡相對應。
聖經觀點的兩個特徵預示了當代才能主義:
- 強調人的能動性——雖然上帝掌管一切,但祂花大部分時間回應人類的行為,獎善罰惡。上帝反而變得受制於人,必須依據人的功過給予相應對待
- 對受苦者的嚴苛態度——苦難越嚴重,越容易懷疑受害者是自取其禍
約伯的故事#
約伯記是才能暴政的早期案例:
- 約伯是正直的人,卻承受了無法言喻的痛苦
- 他的朋友們堅持認為他一定犯了嚴重的罪,以此解釋他的苦難——這正是才能主義邏輯的體現
- 當上帝最終開口,祂拒絕了這種歸咎受害者的邏輯
- 上帝從旋風中宣告:並非一切事物都是獎賞或懲罰。雨也下在無人居住的荒野,創造不只是為了人類
上帝肯定了約伯的正義,但也責備他自以為能理解上帝治理的道德邏輯。這代表了與才能神學的根本決裂——信仰意味著接受創造的宏大與神秘,而非期待上帝依每個人的功過發放獎懲。
救贖與自助#
基督教中的才能辯論#
才能問題在基督教的救贖辯論中再度出現:信徒能否通過善行賺取救贖,還是上帝完全自主決定拯救誰?
- 第一種觀點(救贖可被賺取)似乎更公平,但神學上有問題——它質疑了上帝的全能,暗示救贖是一種自助,限制了上帝的無限權能
- 第二種觀點(救贖是無條件的恩賜)肯定了上帝的全能,但引出惡的問題(theodicy):如果上帝全能且正義,為何容許邪惡存在?
伯拉糾與奧古斯丁#
- 伯拉糾(Pelagius),五世紀的英國修士,主張人有自由意志,為自己的善惡負責。有人認為他是自由主義的先驅
- 奧古斯丁(Augustine)強烈反對:賦予人類自由意志否定了上帝的全能,也削弱了基督十字架犧牲的意義。如果人靠自己就能賺取救贖,道成肉身就變得不必要了
奧古斯丁堅持救贖完全出於恩典(grace),但教會的實踐——洗禮、禱告、彌撒、聖禮——不可避免地在參與者中培養出一種功效感,使感恩與恩典的神學漸漸滑向驕傲與自助的神學。
路德與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認為他那個時代的羅馬教會已經腐化,人們試圖通過購買贖罪券來買到救贖。路德的核心論點:
- 救贖完全是上帝恩典的事,不能被任何努力所影響
- 無論是善行、聖禮還是宗教儀式,都無法賺取上帝的恩寵
- 試圖說服上帝承認我們的功德,近乎褻瀆
路德嚴格的恩典教義是徹底反才能主義的——拒絕通過善行獲得救贖,不留餘地給人類的自由或自我塑造。
加爾文與清教徒工作倫理#
矛盾的是,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最終催生了清教徒帶到美洲的強烈才能主義工作倫理。Max Weber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解釋了這個過程:
- 加爾文(Calvin)教導救贖是上帝恩典的事,誰得救誰受罰是預定的,不因人的行為而改變
- 預定論製造了難以忍受的焦慮——人們迫切想知道自己是否屬於「選民」
- 這種焦慮促使加爾文主義者發展出工作倫理:每個人都被上帝呼召從事一份職業,在其中勤勞工作是得救的徵兆
關鍵的滑坡在於:
- 世俗活動本應只是選民身分的徵兆,而非來源
- 但心理上,人們很難抵抗這樣的想法:我的善行不僅證明了我的選民身分,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我的選民身分
- 加爾文主義最終從「恩典之約」滑向了路德所厭惡的「行為之約」
Weber 在加爾文主義中看到了才能傲慢的早期版本:「選民的神聖恩典意識伴隨著對鄰人之罪的態度——不是基於自身軟弱的同情理解,而是基於仇恨和蔑視,視其為承受永恆詛咒標記的上帝之敵。」
從恩典到掌控#
新教工作倫理不僅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還促進了一種自助與個人責任的倫理:
- 在面對上帝恩典時的無助所激發的謙卑,讓位給了對自身功德的驕傲
- 功德與自我塑造的倫理壓倒了感恩與謙卑的倫理
- 工作與奮鬥脫離了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框架,成為獨立的命令
天意論思維的古今演變#
從宗教到世俗的才能辯論#
對路德、加爾文和清教徒而言,才能辯論是關於救贖的——選民是否賺取並因此應得其選民身分,還是救贖是超越我們控制的恩典禮物?對我們而言,才能辯論是關於世俗成功的——成功者是否賺取並因此應得其成功,還是繁榮取決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
這兩場辯論看似無關,但當代才能主義帶有其起源的神學論爭之印記:
- 新教工作倫理始於恩典與功德的緊張辯證
- 最終,功德驅逐了恩典
- 掌控與自我塑造的倫理壓倒了感恩與謙卑的倫理
Weber 的觀察#
即使在今天,成功者的態度也沒有完全脫離天意論信仰。Weber 觀察到:
- 幸運的人很少滿足於僅僅幸運這個事實
- 他們需要知道自己有權享有好運,需要確信自己應得這一切
- 他們也希望相信,不那麼幸運的人也僅僅是得到了其應得的
今日世俗的才能主義秩序以類似天意論信仰的方式將成功道德化——成功者的成功反映了他們的優越品德,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比窮人更有應得之處。
健康與財富#
成功神學#
近幾十年來,美國基督教產生了一種充滿活力的天意論信仰變體——成功神學(prosperity gospel):
- 由大型教會的電視布道家和牧師推動
- 教導上帝以財富和健康回報信仰
- 強調人的能動性和意志,而非將恩典視為神秘的、未經賺取的禮物
成功神學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我蒙福了」(I am blessed)。歷史學家 Kate Bowler 指出,「蒙福」這個詞模糊了恩賜與獎賞之間的界線:
- 它可以是純粹的感恩:「感謝上帝,我自己做不到」
- 但它也可以暗示這是應得的:「感謝你,我,因為我是那種做對了事的人」
成功神學的陰暗面#
成功神學的個人責任觀在順遂時令人振奮,在逆境時卻變得懲罰性的:
- 如果健康在我們手中,疾病就不僅是不幸,而是對我們品德的判決
- 如果信徒生病或死亡,Bowler 寫道,「羞恥加重了悲傷」
- 被愛的人和失去的人都是那些「未能通過信仰考驗」的人
醫療保健辯論中的才能邏輯#
這種邏輯延伸到了政策辯論:
- 共和黨國會議員 Mo Brooks 主張,醫療保險應讓健康狀況較差的人付更多錢,因為這是獎勵過著良好生活的人
- Whole Foods 創辦人 John Mackey 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反對醫療保健權利,主張大多數健康問題是自找的,「我們都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負責」
從清教徒到成功神學的嚴酷才能主義邏輯是:繁榮是得救的標誌,苦難是罪惡的標誌。這種邏輯不必然與宗教假設掛鈎——它是任何將人類自由理解為意志的無限制運用、並將命運完全歸因於個人責任的倫理觀的特徵。
自由派的天意論#
「美國之所以偉大,因為美國是良善的」#
將健康和財富視為讚美或譴責的對象,是一種才能主義的世界觀。它不承認運氣或恩典的角色,讓我們完全為自己的命運負責。
這種傲慢不僅存在於成功神學的保守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中,也是自由派和進步派政治的顯著特徵。一個例子是將美國的權力和繁榮解釋為其神聖命定或正義地位的後果。
Hillary Clinton 在 2016 年接受民主黨總統提名時宣稱:「歸根結底,Donald Trump 不懂的是:美國之所以偉大,因為美國是良善的。」
但偉大與良善之間並無必然聯繫。歷史表明,強大的國家未必正義,道德上令人欽佩的國家也未必強大。這句口號回應了一個長期的天意論信念——美國有一個神聖啟示的使命,其偉大源於其良善。
「歷史正確的一邊」#
天意論思維在當代自由主義中的另一個表現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個修辭習慣:
- 令人驚訝的是,冷戰期間沒有任何美國總統使用過這個說法
- 直到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它才成為政治修辭的常用語,主要由民主黨人使用
- Bill Clinton 在任期間使用了 25 次,Barack Obama 使用了 32 次
Clinton 和 Obama 使用這個修辭反映了冷戰結束後的信心——蘇聯解體和柏林圍牆倒塌證明歷史正在不可阻擋地走向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
天意論信仰的兩個問題#
- 預測歷史走向出了名的困難——推翻海珊並未給中東帶來自由民主;阿拉伯之春的希望很快讓位於獨裁與鎮壓
- 即使歷史走向可以預測,它也無法作為道德判斷的基礎——普丁而非葉爾辛「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就俄羅斯的威權治理而言),但這不意味著他的政權在道德上是正當的
道德宇宙的弧線#
歐巴馬與金恩的天意論#
Barack Obama 經常引用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名言:「道德宇宙的弧線很長,但它朝向正義彎曲。」King 引自十九世紀廢奴主義牧師 Theodore Parker。
在 King 手中,這份信仰是對抗不義的先知性呼召。但同樣的天意論信仰,在為權力者所用時,也可能催生傲慢。
Obama 的天意論隨時間演變:
- 從先知性的變革呼召,變成了一種令人安心的美國例外論的重申
- 「進步並不總是走直線,」他在 2012 年的募款活動上說,「但讓美國與眾不同的是,最終我們會做對。」
- 他為 King 的訊息增添了一份 King 所沒有的保證:「最終,美國總會做對。」
「America the Beautiful」的兩種詮釋#
Sandel 用愛國歌曲「America the Beautiful」來闡明恩典與功德之間的張力。歌詞中「上帝將恩典降臨於你」(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有兩種讀法:
- 祈願式:「願上帝將恩典降臨於你」——表達希望與謙卑
- 陳述式:「上帝已經將恩典降臨於你」——表達斷言與自信
Ray Charles 在 9/11 後的世界大賽演唱此曲時,加入了即興演繹,將恩典從祈願轉為既成事實:「God done shed His grace on thee. Oh yes he did.」
功德與恩典之間的平衡不容易維持。從清教徒到成功神學的傳教者,賺取和成就的倫理始終散發著近乎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威脅著壓倒希望、祈禱、感恩和恩賜這些更謙卑的倫理。功德要嘛驅逐恩典,要嘛按自己的形象重塑恩典——將其變成我們應得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