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危機時刻#

當代民主正面臨嚴峻挑戰：仇外情緒上升、民粹主義高漲、威權領袖獲得越來越多支持。然而，主流政黨與政治人物對這股席捲全球的不滿情緒卻缺乏理解。

對於民粹主義的崛起，常見兩種解讀：

• 將其視為針對移民與多元文化的種族主義式反彈
• 將其視為全球化與科技變遷導致失業的經濟抗議

Sandel 認為，這兩種解讀都不完整。英國脫歐與 Trump 當選不僅是對不平等的憤怒判決，更是對技術官僚式政治的嚴厲譴責——這種政治對被經濟與文化拋棄的人們的怨恨充耳不聞。

這些不滿不僅涉及經濟與文化層面，更關乎社會尊嚴（social esteem）。主流政黨必須正視這些合理的不滿，而非將民粹抗議簡單歸咎為偏執或錯誤。

診斷民粹不滿#

主流政黨與執政菁英通常以兩種方式解讀民粹不滿：

診斷一：社會地位受損#

• 白人勞工階層感到自己在社會階序中的地位被威脅
• 他們擔心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少數族群
• 此診斷聚焦於民粹主義中的本土主義、厭女症與種族主義

診斷二：全球化焦慮#

• 勞工面對工作外包與自動化感到不安
• 他們懷念穩定的社區與終身職業
• 此診斷將他們的憤怒視為對不可抗力的誤導反應，認為應以職業培訓來應對

這兩種診斷各有部分道理，但都免除了執政菁英的責任。勞動階層經濟與文化地位的下降，並非不可抗力的結果，而是主流政黨與菁英治理方式的產物。

技術官僚與親市場全球化#

這場政治失敗的核心在於主流政黨推動全球化的方式，其中有兩個關鍵面向：

技術官僚式的公共利益觀#

• 技術官僚政治與對市場的信仰緊密相連——將市場機制視為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
• 這種思維將具有意識形態爭議的公共問題視為技術效率問題，交由專家處理
• 結果：掏空了公共論述的道德內涵，壓縮了民主辯論的空間

親市場全球化的後果#

• 帶來不斷擴大的不平等
• 貶低國族認同與在地忠誠
• 全球經濟的贏家推崇世界主義身份，將保護主義與在地主義視為落後
• 政治分界不再是左右之爭，而是「開放 vs. 封閉」

中間偏左政黨的轉向#

1980 年代，Reagan 與 Thatcher 主張政府是問題、市場是解答。關鍵在於，接替他們的中間偏左政治人物——Clinton、Tony Blair、Gerhard Schroeder——並未挑戰這個基本前提，反而：

• 軟化了自由放任市場的尖銳面
• 鞏固了市場信仰的核心地位
• 擁抱親市場版本的全球化與金融化

到 Trump 當選時，美國民主黨已成為一個更親近專業階層、而非藍領與中產勞工的技術官僚自由主義政黨。英國工黨與歐洲社會民主黨也面臨相同困境。

Obama 的失落承諾#

• Obama 在 2008 年競選時帶來道德與精神層面的政治語言，令人耳目一新
• 但執政後，他任命了 Clinton 時期推動金融鬆綁的經濟顧問
• 紓困華爾街時未追究銀行的責任，也未充分幫助失去房屋的民眾
• 餘怒最終催生了左右兩翼的民粹運動：佔領華爾街、Bernie Sanders、茶黨運動，以及 Trump 的當選

向上流動的修辭#

是什麼激起了勞工階層與中產階級對菁英的怨恨？答案始於不平等的擴大，但根本在於社會認可與尊嚴的改變。

不平等的現實#

• 自 1970 年代末以來，美國國民所得增長幾乎全數流向最富有的 10%
• 工薪階層男性的實質收入中位數約 36,000 美元，低於四十年前
• 最富有的 1% 賺的比底層 50% 的總和還多

「機會平等」的承諾#

面對不平等，主流政治人物的回應是呼籲更大的機會平等——重新培訓失業勞工、改善高等教育機會、消除種族與性別障礙。這套修辭的核心口號是：「只要努力遵守規則，就能憑才華走到最遠。」

• Reagan、George W. Bush、Marco Rubio、Clinton、Obama、Hillary Clinton 都反覆使用這個口號
• Obama 尤其喜愛這個主題的變體：「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在任期間使用超過 140 次

向上流動的幻象#

然而，向上流動的修辭如今已空洞化：

• 出生在底層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只有約 1/20 能晉升至頂層五分之一
• 大多數甚至無法進入中產階級
• 在加拿大、丹麥、德國等國，脫貧反而比美國更容易
• 70% 的美國人相信窮人能靠自己脫貧，但歐洲只有 35% 的人這樣認為——這種信念可能解釋了美國較薄弱的社會安全網

流動性最高的國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國家。向上流動的能力取決於教育、醫療與其他資源的可及性，而非單純的個人意志。

菁英功績制的固化#

• 過去半世紀，菁英大學消除了種族、性別等入學障礙，SAT 的設計初衷也是以學術能力取代家世
• 但今日的功績制已硬化為世襲貴族制
• 哈佛與史丹佛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
• 常春藤盟校中，來自底層五分之一的學生不到 4%
• 在哈佛等校，來自頂層 1%（年收入超過 63 萬美元）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底層 50% 家庭的學生還多

「靠努力與才華，人人都能出頭」的美國信仰已不符現實。流動性無法彌補不平等；任何嚴肅的回應都必須直接面對貧富之間的權力與財富差距。

功績制的倫理問題#

即使完美的功績制也有問題#

功績制的問題不僅在於實踐未能達到理想。即使真的實現了完美的機會平等，也未必在道德或政治上令人滿意：

• 有才華的人是否真的應得市場社會給予的巨額回報？
• 我們的才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基因、家庭、社會環境）
• 如果才能本身就是運氣的產物，那麼靠才能獲得更多回報的正當性何在？

贏家的傲慢與輸家的屈辱#

功績制在贏家中催生傲慢（hubris），在輸家中製造屈辱（humiliation）與怨恨。這些道德情感正是民粹起義的核心動力。

• 功績制鼓勵贏家將成功視為自身美德的證明，並俯視不如己者
• 功績制的傲慢（meritocratic hubris）讓贏家過度吸入成功的空氣，忘記了幫助他們的運氣與機遇
• 贏家認為自己值得成功，輸家也值得失敗——這正是技術官僚政治的道德伴侶

對命運偶然性的體認能帶來謙遜：「若非上帝的恩典或命運的偶然，我也可能身處那個境地。」但完美的功績制驅逐了一切恩典與禮物的感受，削弱了我們視彼此為命運共同體的能力。

屈辱的政治#

不正義 vs. 屈辱#

• 不正義的政治向外看——抱怨體制被操弄、贏家靠欺騙上位
• 屈辱的政治在心理上更沉重——它將對贏家的怨恨與自我懷疑結合在一起：也許富人確實比窮人更值得，也許失敗者確實對自己的困境負有責任

這使得屈辱政治比其他政治情感更具爆炸性，也是民粹抗議中憤怒與怨恨的關鍵成分。

Trump 與屈辱政治#

• Obama 和 Hillary Clinton 不斷談論「機會」（opportunity）
• Trump 幾乎不提機會，而是直接談論贏家與輸家
• Bernie Sanders 同樣很少談機會與流動性，而是聚焦於權力與財富的不平等

學歷鴻溝#

• 2016 年大選中最深的政治分裂之一是有無大學學位
• Trump 贏得了三分之二無大學學位的白人選票
• Hillary Clinton 則在高學歷選民中大勝
• 英國脫歐公投也出現類似的學歷分裂

Hillary Clinton 在 2018 年的演講中展現了功績制的傲慢：她自豪地宣稱贏得了「代表美國三分之二 GDP 的地方」——那些「樂觀、多元、充滿活力」的地方，而 Trump 的支持者則來自「不喜歡黑人獲得權利」和「不喜歡女性……找到工作」的群體。

技術官僚式功績與道德判斷#

傳統功績觀 vs. 技術官僚功績觀#

「有功績者應當治理」的觀念本身並不新穎：

• 孔子教導德才兼備者應當執政
• 柏拉圖構想由哲學家國王領導的社會
• 亞里斯多德認為治理的功績在於公民美德與實踐智慧（phronesis）
• 美國建國者自稱「功績之人」（Men of Merit），Thomas Jefferson 主張以「德行與才能」為基礎的「自然貴族制」

這些傳統功績觀的共同點是：治理所需的功績包含道德與公民美德。

當代技術官僚功績觀#

當代的技術官僚功績觀切斷了功績與道德判斷的聯繫：

• 在經濟領域：公共利益等於 GDP，個人價值等於市場價值
• 在治理領域：功績等於技術專長
• 結果：公共論述迴避了核心的道德與公民問題——如何面對不平等？工作的尊嚴是什麼？公民彼此虧欠什麼？

技術官僚治理的失敗#

過去四十年，功績制菁英的治理成績並不理想。相比 1940-1980 年間的菁英（贏得二戰、建立福利國家、推動種族平權、實現普惠經濟成長），近四十年的菁英帶來的是：

• 工資停滯
• 自 192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 伊拉克戰爭
• 金融鬆綁與 2008 年金融危機
• 全球最高的監禁率
• 競選資金與選區劃分對民主的侵蝕

技術官僚功績不僅作為治理模式失敗了，還壓縮了公民計畫的視野。公共利益越來越以 GDP 來衡量，公共論述淪為空洞的管理式技術語言，或是互不傾聽的黨派叫囂。

民粹起義的根源#

技術官僚功績制重塑了社會認可的標準：抬高了擁有學歷的專業階層的地位，貶低了大多數勞動者的貢獻，侵蝕了他們的社會地位與尊嚴。這正是當代憤怒、極化政治最直接的驅動力。

英國社會學家 Michael Young 早在 1958 年出版的《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就預見了這一切。他指出，即使真正實現了機會平等，功績制也必然會：

• 在贏家中滋生傲慢
• 在輸家中製造屈辱
• 贏家將成功視為「對自己努力的正當回報」，因而俯視不如己者
• 失敗者除了怪自己，別無他人可怨

工作從製造業轉向金融業和服務業的過程中，社會給予勞動工作的尊重也隨之消退。主流政黨與菁英將此問題僅視為分配正義的問題——全球化的贏家尚未充分補償輸家。但這誤解了民粹抗議的本質。

結語#

四十年來，親市場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論述、削弱了公民的力量，催生了一場試圖以不寬容的復仇式民族主義填補公共廣場的民粹反撲。

要振興民主政治，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更具道德厚度的公共論述——一種認真對待功績制競爭對構成我們共同生活的社會紐帶所造成的侵蝕效應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