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動物園的「研究現場」#

1878 年 10 月 21 日清晨,柏林人類學、民族學與史前學會的成員聚集在動物園門口——他們不是來看極地熊崽 Knut,而是要私下檢視被馬戲團經紀人哈根貝克(Carl Hagenbeck)從蘇丹引進、稱為「努比亞人」(Nubians)的 30 名活人展示品。短短一天內,柏林就有 6 萬 2 千人來圍觀。

這群留著大鬍子的紳士帶著皮尺、量尺與彩色毛線束。他們的科學議程除了量量努比亞人的鼻孔、耳垂與生殖器尺寸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測試這群「異邦野蠻人」對顏色的辨識能力——因為馬格努斯(Hugo Magnus)的爭論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學界終於意識到:

「世界各地未開化民族」可能正是解開古希臘色彩之謎的活生生的線索。

早被忽略的線索:巴斯蒂安的緬甸僕人#

其實早在 1869 年(蓋格演講的兩年後),人類學家暨暢銷遊記作者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就已撰文指出:色彩混淆並非古文獻獨有,當代不同民族也仍在劃分色彩邊界時表現迥異。

他舉出三個例子:

  • 緬甸僕人把他叫做「藍色」(pya)的瓶子當成「綠色」(zehn),他想藉此嘲諷僕人,結果被嘲諷的卻是自己
  • 菲律賓的他加祿語(Tagalog)原本不分藍綠,現代「綠」(verde)和「藍」(azul)顯然是借自西班牙文
  • 查德的特達族(Teda)至今仍不分綠藍

巴斯蒂安的觀察當時無人理會。直到馬格努斯之爭爆發,文化派才意識到必須廣泛蒐集第一手資料。

全球大規模田野調查啟動#

1878 年起,多條田野調查線並行展開:

  • 菲爾紹(Rudolf Virchow) 帶領柏林人類學會直接到動物園檢視努比亞人
  • 阿爾姆奎斯特(Ernst Almquist) 隨瑞典北極探險船被困在西伯利亞東部,趁機測試楚科奇人(Chukchi)
  • 美國陸軍醫師 對印第安部落進行標準化測試,由地質調查局民族學家加切特(Albert Gatschet)整理成報告
  • 科普作家艾倫(Grant Allen) 製作問卷寄給傳教士與探險家
  • 馬格努斯本人也親自向全球領事館、傳教士與醫師寄出色卡與問卷

數據揭曉:古文獻的怪異全部複製到當代#

這一波調查的發現驚人地一致——當代「未開化民族」的色彩語言,與古希臘、古印度、古希伯來文獻完全平行:

民族觀察到的色彩語言狀態
努比亞人沒有「藍色」一詞;藍色羊毛被叫成「黑」或「綠」;有人甚至混用黃、綠、灰
俄勒岡的克拉馬斯印第安人對春天綠草、夏天綠葉、秋天枯黃葉,使用同一個字
達科他州蘇族“toto” 同時涵蓋藍與綠
西伯利亞楚科奇人只有黑、白、紅三個基礎色詞
蘇門答臘尼亞斯島居民黑、白、紅、黃四個基礎色詞,藍綠紫一律稱「黑」

蓋格的演化序列(紅 → 黃 → 綠 → 藍)獲得驚人的當代複製:竟然真的有民族停留在「紅階段」、「黃階段」、「綠階段」。

結論的反轉:眼睛沒問題,問題在語言#

但所有當代田野調查同時揭示了相反的事實:

這些民族的眼睛完全沒有色盲。柏林人類學會用霍姆格倫毛線測試努比亞人,沒有人挑錯顏色

納米比亞的歐瓦海雷羅人(Ovaherero)甚至向傳教士笑稱:他們看得出綠藍的差別,只是覺得「為這兩種同色的不同濃淡取兩個名字」很好笑。

於是學界第一次正面承認那個一度被認為「不可思議」的事實:

人可以看見色彩差異,但同時在語言中不為之命名

馬格努斯的退守#

馬格努斯改變策略,提出更弱的版本:

  • 承認古人與當代「野蠻人」可分辨所有顏色
  • 但堅稱冷色(藍、綠)對他們仍較為晦暗,因此沒有獨立命名的動機

這種「主觀感受強弱差異」在當時無法用實驗證偽,於是論戰僵持近二十年。

Figure 3 上:現代歐洲人所見的色彩(紅、藍、綠皆鮮明)

Figure 3 下:馬格努斯主張古人所見的色彩——紅色仍鮮明,但綠藍冷色變得黯淡

里弗斯與托雷斯海峽遠征#

打破僵局的是 W. H. R. 里弗斯(W. H. R. Rivers),一位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以心理治療師身分聞名(薩松〔Siegfried Sassoon〕的醫師)的劍橋學者。

列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後來稱里弗斯為「人類學界的伽利略」(Galileo of anthropology)。

1898 年,他加入劍橋大學前往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s)的人類學遠征,目標是用「實驗心理學」嚴謹測量「原始民族」的心智。他在莫里島(Murray Island)住了四個月,對 200 餘名居民進行嚴格的色彩測試。

莫里島的色彩語言#

里弗斯發現的色彩語言極具特徵——多數來自具體物體:

  • golegole < gole(墨魚)
  • kakekakek(無明顯詞源)
  • mamamamam < mam(血)
  • 黃/橙 bambam(薑黃)或 siusiu(黃赭土)
  • soskepusoskep(膽汁)或「葉色」、「膿色」
  • 藍/紫:年輕人借用英文 bulu-bulu;長者堅稱「我們真正的字就是 golegole(黑)」

老人們認為把天空、海面的鮮豔藍色稱為「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嚴格的色覺測試結果#

里弗斯改良霍姆格倫毛線測試,加上自創實驗,結論斬釘截鐵:

200 多名受測者中,沒有一人色盲;他們不僅能分辨所有基礎色,連藍色內部的細微深淺也能準確區分。

即使如此,里弗斯仍站到馬格努斯那邊#

按照自己的數據,里弗斯應該宣告眼睛無關語言為文化所塑造。但他在最後一步退縮了:他無法接受「智力正常的人會自然地把鮮豔藍色叫作黑」這件事。於是他結論:

  • 當地人的藍/綠感受上仍較歐洲人晦暗(即馬格努斯的弱版本)
  • 雖然他自己的論據就足以推翻這種解釋(年輕人借用 bulu-bulu 後並無混淆)

即使最嚴謹的科學家,也可能因為直覺難以想像而誤判結論。文化的力量正在於——它讓我們以為自己的範疇是「自然」。

三個思想實驗:感受文化的力量#

作者多伊徹(Guy Deutscher)邀請讀者透過三個思想實驗,體會「色彩劃分皆屬文化約定」這件事為何難以接受。

1. 反事實歷史:俄羅斯人類學家來到英國#

想像 19 世紀有位俄羅斯人類學家「葛拉多諾夫」前來英倫田野調查,回國後驚訝地報告:

英國土著竟然不分 siniy(深藍)與 goluboy(淺藍),把它們混為「blue」一個字!我懷疑他們有色覺缺陷,但測試後發現他們完全分得清楚——他們只是堅持說那是「同一種顏色的兩種濃淡」,覺得我把它們分開「太可笑」。

把鏡子轉向自己,立刻就明白:把 siniygoluboy 視為同色不過是英語的文化約定。同理,把藍綠視為同色(grue),對某些語言的使用者來說也再自然不過。

2. 兒童的學色困難#

兒童學會物名通常一次就記住,但學會「黃色是抽象屬性」的過程卻緩慢驚人:

  • 達爾文曾以為自己的孩子色盲,因為他們聽不懂顏色形容詞
  • 早期研究估計兒童 7-8 歲才能可靠命名主要顏色,現代研究下修到約 3 歲
  • 玻利尼西亞的貝洛納(Bellona)原住民幾乎不和孩童討論顏色,理由是「我們這裡不太談顏色」

作者親自做了實驗:

  • 對女兒 Alma 大量教導其他物體的顏色,唯獨從不主動指認天空顏色
  • Alma 18 個月就能辨識藍色物體,但被問到天空時一臉茫然,以為父親在問什麼怪問題
  • 23 個月時她終於回答——卻說是「白色」
  • 直到 24 個月才首次稱天空「藍」,且常在白、藍之間搖擺
  • 4 歲時她甚至指著漆黑夜空說「藍色」

即使在被密集訓練的現代環境中,「天空是藍色的」對兒童而言並不顯而易見。對沒有任何藍色物體可參照的古人,「天空無色名」更不令人意外。

3. 科幻情境:未來的「水果味覺」與當代色彩之對應#

想像未來人手一台「萬物食物機」,可調出千百種風味。屆時的人類發展出極其精密的口味語言,遠超越現代的「甜」、「酸」二元。

未來人類學家來到 21 世紀矽谷,發現「土著」面對 1024 種味覺樣本竟然只能說「有點像草莓」、「有點像芒果」、「甜中帶酸」——他甚至懷疑這些土著的味蕾尚未演化完成。

我們的「色彩語言精細,味覺語言粗略」並非自然事實,而是文化選擇。我們對顏色發展出抽象詞匯,因為人工染料與顏料無所不在;我們不對味覺發展精細抽象詞匯,因為我們無法主動操控味道。原始民族對色彩的「貧乏」也只是這個邏輯的另一面。

文化派的最終勝利#

里弗斯本人未能正視自己研究的全部含義,但他的數據夠誠實——後人完全可以越過他的詮釋,直接從他蒐集的事實得出反向結論。

20 世紀初的物理與生物學發展也補上最後一刀:

  • 紅光並非「能量最高」——馬格努斯的物理學完全弄反了:紅光波長最長、能量最低(紅矮星較冷、藍巨星才是高能)
  • 紫外線能量極高,足以傷害皮膚
  • 視網膜的色覺基於三種錐細胞(cones),其發展為不連續跳躍而非沿光譜漸進

到 20 世紀初,學界終於確定:古人的眼睛和我們一樣,色彩語言的差異是純粹的文化現象

但「文化勝出」仍留下了一個未解之謎:為何蓋格的色彩演化序列(紅 → 黃 → 綠 → 藍)跨文化如此一致? 這個謎要等到 1969 年另一本劃時代之作才被重新處理——下一章將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