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疾病問題#

Amos Tversky 與 Kahneman 設計了一個如今已成為行為科學經典的實驗——「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

存活框架版本：

美國正準備應對一場不尋常的亞洲疾病，預計將奪走 600 條人命。以下兩種防治方案，科學估計結果如下：

• 方案 A：確定能救活 200 人
• 方案 B：有 1/3 機率救活 600 人，2/3 機率無人生還

大多數受試者選擇方案 A（確定救活 200 人）。

死亡框架版本：

• 方案 A’：確定有 400 人死亡
• 方案 B’：有 1/3 機率無人死亡，2/3 機率 600 人全部死亡

這次大多數人選擇方案 B’（賭一把）。

但方案 A 和 A’，以及 B 和 B’，描述的是完全相同的結果。存活框架讓人規避風險；死亡框架讓人偏好賭博。同樣的現實，不同的語言框架，完全翻轉了人們的選擇。

框架效應：文字如何塑造決定#

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s）是指：在客觀結果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問題的描述方式影響人們的選擇。

這不只是措辭的問題，而是深層的心理機制：

• 「救活 200 人」在心理上觸發的是獲益（gain）情境，System 1 的損失厭惡讓人選擇確定的好結果
• 「確定死亡 400 人」觸發的是損失（loss）情境，System 1 的損失厭惡反而讓人傾向冒險，希望避免確定的壞結果

前景理論預測了這一點：損失領域的 S 型價值曲線，在面對確定損失時會驅使人偏好風險。框架效應正是前景理論最有力的實驗佐證之一。

框架的力量： 框架不只是描述現實的窗口，它實際上決定了我們感受到的是獲益還是損失，從而左右 System 1 的自動反應。理性決策者（Econ）不受框架影響；真實的人（Human）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框架所左右。

大腦中的框架戰場#

神經科學家用腦部成像研究佐證了框架效應的心理機制。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實驗顯示：

這說明，克服框架效應需要 System 2 主動介入，這是認知上費力的工作，而且非常罕見。

腦科學的啟示： 即使是被研究者識別為「最理性」的受試者，也不是沒有情緒反應——他們的大腦同樣感受到框架的情緒拉力，只是他們能夠更有效地抑制它。框架效應並非因為人「沒有思考」，而是因為情緒反應快於理性計算。

器官捐贈：一個方格改變了一切#

器官捐贈率在歐洲各國之間存在驚人差異。奧地利的捐贈率接近 100%，德國只有 12%，瑞典接近 86%，丹麥只有 4%。這些國家在文化和價值觀上相去不遠，為什麼捐贈率差距如此懸殊？

答案幾乎只有一個：預設選項（default option）的設定。

• **選擇退出（opt-out）**制度：你的駕照上預設你是捐贈者，除非你主動勾選表示拒絕。（高捐贈率國家）
• **選擇加入（opt-in）**制度：你的駕照上預設你不捐贈，除非你主動勾選表示同意。（低捐贈率國家）

絕大多數人不會主動更改預設值，無論它設定在哪裡。這讓一個行政表格的設計，成為器官捐贈率最強大的決定因素——遠遠超過宣傳活動或教育。

預設值即政策： 在 opt-in 制度下，懶惰的 System 1 讓人不去思考器官捐贈，維持現狀（不捐）；在 opt-out 制度下，同樣的懶惰讓人維持現狀（捐）。框架效應最具現實影響力的版本，就是對「什麼都不做」的預設結果的設定。

Schelling 的稅法難題與道德直覺的框架依賴#

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 給出了一個精彩的例子，說明框架如何製造出相互矛盾的道德直覺。

他問學生：「所得稅的兒童免稅額，應該是有錢人比窮人更多，還是一樣多？」

學生一致認為：絕對應該一樣多，甚至窮人應該更多。

然後他換了一個框架：「稅法假設每個家庭的標準是有兩個孩子。沒有孩子的家庭要繳附加稅。這個附加稅，窮人應該繳得比有錢人更多，還是一樣多？」

學生的直覺完全翻轉：多數人認為窮人應該繳得更少附加稅。

但 Schelling 指出，兩個問題在邏輯上完全等價——只是將「有孩子的家庭獲得減免」重新框架為「沒孩子的家庭繳附加稅」。我們的道德直覺依附於框架，而非依附於實質。

框架依賴的道德後果： 如果我們對「富人 vs. 窮人稅負」的直覺隨框架改變，那麼我們的道德立場並不是關於真實世界的立場——而是關於問題描述方式的立場。這對公共政策辯論有嚴峻的意涵：同一個政策，換個說法，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民意支持。

MPG 幻覺與良好框架#

並非所有框架都是同樣好的。Larrick 與 Soll 發現了一個廣泛流行的「MPG 幻覺」（MPG illusion）：

• Adam 把油耗從 30 mpg 換成稍微省油的 40 mpg
• Beth 把油耗從 15 mpg 的大車換成 20 mpg 的省油車

哪個換車節省的汽油更多？直覺上，Adam 的提升幅度（+10 mpg）遠大於 Beth（+5 mpg），所以 Adam 更省油。

但若兩人都開 10,000 英里：Adam 節省了 83 加侖；Beth 節省了 167 加侖——Beth 的效果是 Adam 的兩倍。

問題出在 MPG（每加侖英里數）這個框架本身：它是非線性的，容易誤導直覺。把它換成「每 100 英里消耗的加侖數」（大多數其他國家的計算方式），Beth 的優勢立刻變得直觀可見。

這說明一個好的框架，能讓重要的資訊真正可評估，輔助更好的決策。

自由父權主義：用好框架改善選擇#

Richard Thaler 與 Cass Sunstein 在《推力》（Nudge）一書中提出了自由父權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概念：

• 自由主義：尊重每個人做選擇的自由
• 父權主義：設計環境，引導人們朝向更好的結果

關鍵在於：我們無法避免設定預設選項，因為「不設定任何預設值」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預設值設定在對大多數人最有利的位置？

器官捐贈的 opt-out 制度、退休金自動加入計畫、學校餐廳把健康食物放在顯眼位置——這些都是「推力」的應用。它們不強迫任何人，卻能有效改善整體社會的選擇結果。

框架的設計責任： 既然我們知道框架深刻影響選擇，選擇設計者（政府、企業、機構）就有責任思考：「我設定的預設值，是服務使用者的長期利益，還是我自己的商業利益？」意識到這個問題，是成為更負責任的選擇架構師的第一步。

日常對話中的應用#

「如果他們能把結果框架成『保留了多少』而非『損失了多少』，他們會感覺好很多。」

「讓我們重新設定參考點來重新框架這個問題。假設我們從來沒擁有過它；我們認為它現在值多少？」

「把這筆損失記入你『一般收入』的心理帳戶——你會感覺好很多！」

「他們請你勾選方格以退出他們的郵件名單。如果他們請你勾選方格以加入，名單規模就會大幅縮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