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Paul Meehl 的小冊子#

1955 年,Kahneman 還是一名年輕的以色列陸軍心理師,剛被指派設計全國徵兵面試系統。他讀到了心理學家 Paul Meehl 剛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這本書以嚴謹的數據比較了「臨床判斷」(clinical judgment,即專家的整體評估)與「統計預測」(statistical prediction,即按照簡單公式加總各項指標)。

Meehl 的結論令人不安:在幾乎所有比較中,統計公式的預測品質都優於或等於臨床專家。Kahneman 被說服了,決定放棄讓面試官作整體印象式評估的舊做法,改設計一套結構化評分系統。

重點: 「直覺 vs. 公式」的辯論,答案出人意料地清晰——在可量化的預測任務上,簡單的統計演算法通常勝過臨床專家的整體判斷。

Meehl 的發現:臨床 vs. 統計預測#

Paul Meehl 被許多人視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心理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橫跨數十年,比較臨床心理師對病人預後的判斷,與用簡單公式(如將幾個重要指標加權加總)做出的預測。

結論一致且強烈:統計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勝出。即使是非常簡單的公式——比如「將六個獨立評分的指標用相同權重加總」——都比讓一位受過多年訓練的臨床師綜合評估表現更好。

這個結果讓許多臨床師感到憤怒。他們覺得這是對其專業的侮辱。Meehl 說,他不太知道如何減輕臨床師的不安,但他無法接受那種「使用演算法做重要決策是不道德的」的論點。恰恰相反,他認為如果存在一個演算法能做出更少錯誤,不使用它才是不道德的

為什麼公式會勝出? 統計演算法優於人類判斷,主要有兩個原因:

  1. 演算法比人類更善於偵測微弱的規律(weak cues),因為它們不會被隨機干擾所影響。
  2. 演算法是一致的——同樣的輸入,永遠產生同樣的輸出。而人類的判斷受到心情、疲勞、注意力分散等因素影響,充滿雜訊(noise)。

以色列軍隊面試改革#

Kahneman 設計的新面試系統,要求面試官針對六個性格特質(如責任感、社交能力、男子氣概)分別打分,每個特質配有一系列客觀的事實性問題,評估應徵者過去的實際行為。

重要的是,面試官必須逐一評分,評完一個才評下一個,不能讓對某一特質的印象影響其他特質——這是為了防止光環效應。最後,面試官將六個分數加總,但在填完總分之前,Kahneman 要求他們閉上眼睛,想像這位應徵者作為士兵的樣子,再給一個「整體直覺分數」。

結果:這套系統的預測效度比舊的整體印象評估大幅提升。更有趣的是,「閉眼直覺分數」也達到了相當的預測效度——但前提是,它必須在系統性收集客觀資訊之後才被允許發揮作用。

直覺的位置: 直覺應該在系統性收集客觀資訊之後才被引入,而非在開始評估時就讓第一印象主導一切。讓直覺先發言,只會製造光環效應。

演算法對人類決策的普遍適用性#

Meehl 的發現並非僅限於臨床心理領域。研究顯示,在以下各類預測任務中,簡單公式同樣勝過專家判斷:

  • 預測葡萄酒年份品質(Orley Ashenfelter 的公式,用氣溫與雨量)
  • 預測大學新生的學業表現
  • 預測假釋犯再犯率
  • 預測新生兒健康狀況

最後一個案例是一個特別優雅的例子:Apgar 量表。1953 年,麻醉師 Virginia Apgar 發明了一套簡單的新生兒評分系統,對嬰兒的五個指標(心跳、呼吸、肌張力、反射、膚色)各給 0-2 分,加總得出 0-10 分。這個看似過度簡化的公式,至今仍是全球產房判斷新生兒是否需要緊急救治的標準工具,而且比任何醫生的整體直覺評估都更準確、更一致。

Apgar 量表的教訓: 好的簡單公式,選擇的指標必須:(1) 與預測目標真正相關,(2) 各指標盡可能相互獨立(不重複衡量同一件事)。Kahneman 建議,在設計面試或評估系統時,應先選出 6 個你認為最重要的指標,獨立評分每一個,最後才加總。

對演算法的抵制#

儘管證據如此壓倒性,社會對演算法的抵制依然強烈。原因有幾個:

抵制原因說明
情感比率當一個演算法犯錯時,感覺比人類犯同樣的錯更加難以接受。一個孩子因為人為疏忽而死亡,比因演算法疏忽而死亡,在情感上似乎更容易被諒解
對整體性的執著臨床師相信人是整體的,不能被幾個分數所化約。這種信念本身可能是正確的,但並不妨礙公式在預測準確性上勝出
職業威脅承認公式比自己更準確,對許多專業人士而言是一種存在性威脅

重點: 每當可以用公式替代人類判斷時,都應該認真考慮使用公式。這不是貶低人類,而是承認我們在有限資訊下做系統性預測的能力本來就有限。

日常對話中的應用#

「每當我們能用公式替代人類判斷時,我們都應該認真考慮它。」

「他認為他的判斷很複雜、很細緻,但一個簡單的分數組合可能表現得更好。」

「讓我們事先決定給每個指標多少權重,否則面試後的印象會影響我們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