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感受決定了風險判斷#

1970 年代初，經濟學家 Howard Kunreuther 注意到一個奇特的模式：重大災難發生後，當地居民會大量購買保險、採取防災措施；但隨著時間流逝，記憶消退，防範意識也跟著消失，循環往復。

這不是不理性——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合理的。但它揭示了一個根本事實：人們對風險的判斷，與災難畫面在記憶中的鮮活程度高度相關，而不只是與統計機率相關。

重點： 可得性捷思連結了情緒與風險評估。當某個危險容易在腦海中浮現，我們就會高估它；當它難以想像，我們就傾向忽略它——無論統計數字說什麼。

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

Kahneman 的長期合作夥伴、風險研究者 Paul Slovic 提出了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 的概念：人們在做判斷和決策時，頻繁地參考「我對這件事有什麼感覺」來回答「這件事有多大風險、多少好處」這樣的複雜問題。

情感捷思是用「情緒評估」替代「理性計算」的系統性模式。

Slovic 的研究團隊（包括 Sarah Lichtenstein、Baruch Fischhoff）做了一項標誌性調查，詢問受訪者估計各種死亡原因的頻率。結果揭示了媒體報導如何系統性地扭曲我們的風險感知：

媒體報導的頻率 ≠ 事件發生的頻率，卻高度決定了我們的風險直覺。

補充： Slovic 進一步發現，「情感」對風險和好處的判斷有相反的影響：當你對某項技術或活動有正面情感，你會同時覺得它風險低、好處多；有負面情感時，則覺得風險高、好處少。現實中，風險和好處往往是正相關的（更有效的藥通常副作用更大），但情感讓我們的判斷反向相關。

專家 vs. 公眾的分歧#

Slovic 的研究揭示了風險判斷上一個深層的分歧：

公眾的風險感知由情感和可得性主導：害怕的事情（核能、基因改造食品）被視為高風險，即使統計死亡率極低；熟悉的危險（開車、家用電器）被視為低風險，即使統計上更致命。

專家也有偏誤，但他們的判斷更接近以「死亡人數或壽命損失年數」衡量的客觀統計。

Slovic 的政策主張是：既然風險的定義本身就涉及價值選擇（你用什麼指標衡量「風險」？），公眾的情感反應不能被簡單否定為「非理性」，而應該被納入政策設計中。

可得性瀑布（Availability Cascade）#

Cass Sunstein 和 Timur Kuran 共同命名了一種現象：可得性瀑布（availability cascade）。

這是一個自我增強的循環：

1. 媒體報導一個（通常是較小的）風險事件
2. 公眾開始擔憂，情緒被激活
3. 擔憂本身成為新聞，引發更多報導
4. 政治人物回應公眾情緒，要求行動
5. 更多行動和報導進一步強化了「這很嚴重」的印象

整個循環由可得性（媒體曝光度）而非統計風險驅動。

書中提到兩個典型案例：

Love Canal 事件（1970 年代末）：紐約一個社區附近的有毒廢棄物在暴雨中被沖出，引發媒體大量報導。居民憤怒且恐慌，ABC 新聞播出了嬰兒棺木在草地上的畫面。控制有毒廢棄物成為 1980 年代的重大環境議題，促成了《超級基金》（CERCLA）立法。然而，事後研究顯示，Love Canal 居民的實際健康損害遠比當時聲稱的要小。

愛樂（Alar）事件（1989 年）：施灑在蘋果上的生長調節劑 Alar 被媒體報導為致癌物，女演員 Meryl Streep 在國會作證，公眾恐慌導致蘋果銷量崩潰。後續研究顯示 Alar 在正常攝取量下風險極低，但公眾已將其與「癌症」深度連結。

注意： 可得性瀑布在真實危險和虛假恐慌之間沒有鑑別能力。911 之後的恐怖主義、近年的食安事件，都可能是真實風險被過度放大——也可能是確實嚴重的問題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問題在於：反應的強度由媒體曝光量決定，而非由統計嚴重性決定。

Sunstein 與 Slovic 的辯論#

面對可得性瀑布，兩位學者有不同立場：

Sunstein 認為應該建立機制，讓政策決定隔絕於公眾情緒之外，由專家依據成本效益分析理性配置資源。他擔心可得性瀑布導致過度投入在媒體炒作的風險上，忽視更致命但不上新聞的危險。

Slovic 則擔心這種立場本質上是菁英主義：讓少數專家凌駕於民主社會的集體情感之上。他強調，即使公眾的恐懼有時不成比例，那些恐懼仍反映了真實的價值判斷（例如「我有權知道食物裡有什麼」，這不能被簡化成統計問題）。

Kahneman 的立場是：兩人都有道理。可得性瀑布確實會扭曲資源配置，但廣泛的恐懼即使在統計上不合理，也不應被單純忽視；政策設計應結合專家知識與公眾情感，而不是二選一。

日常對話中的應用#

「她大談一個好處多多、沒有代價的創新。我懷疑是情感捷思在作祟。」

「這是一個可得性瀑布：一個非典型事件被媒體和公眾炒作，直到它填滿所有人的螢幕，成為唯一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