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我們是被命運捆綁的存在嗎?#

羅馬詩人盧克萊修(Lucretius)在《物性論》(De Rerum Natura)中發問:

若運動皆首尾相連,新動由舊動依固定秩序而生, 若原子永不偏移、不啟新動以掙脫命運的鎖鏈、 不破除無盡的因果鎖鏈—— 那麼遍布大地的生命所擁有的這個「自由意志」, 究竟從何而來?

或者用較輕鬆的口吻——「有個年輕人感嘆:『該死,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個只能在預定軌道上前進的東西——而且還不是公車,是電車。』」

我們不只記錄世界,還在世界中行動、思辨、選擇、控制。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份自由?

命運的鎖鏈:硬決定論的論證#

我們通常自視為自由行動者:今年我選擇上山度假,但其實也可以去海邊。但凡可選之事,責任亦隨之——選錯了我們可能受罰;做不到的事則不應受罰(不能因我「沒去月球」而懲罰我)。

這份道德直覺暗示:當我們做錯事時,我們本可以做得不同

但這份「自由感」會不會只是錯覺?以下是針對盧克萊修詩中疑慮的論證:

  • 過去控制現在與未來。
  • 你無法控制過去。
  • 你也無法控制過去如何控制現在與未來(亦即自然律)。
  • 所以你無法控制現在與未來。

接受此論證者稱為硬決定論者(hard determinists)或不相容論者(incompatibilists)——他們認為自由與決定論不可並存。

量子物理能拯救自由嗎?#

或許否定決定論能挽救自由?量子物理確實假設了「無因事件」——同樣狀態的兩系統,可能一者發生量子事件、另一者不發生。

但這只是引入隨機性,並未引入控制。如果你大腦中的細微抽動是真正的不確定,那也沒人能控制它——它與外界意外一樣,是運氣,而非責任。

這稱為決定論的兩難(dilemma of determinism):

  • 若決定論為真,自由與責任喪失。
  • 若決定論為假,事件「碰巧發生」,自由與責任同樣喪失。
  • 機運與必然,同樣冷酷無情

無花果樹與瀑布:自由感是錯覺嗎?#

馬可福音的無花果樹#

《馬可福音》11 章記載耶穌詛咒一棵不結果的無花果樹的故事。但時值冬季,正是無花果不結果的季節。若無花果樹擁有思考能力,可能會因為記得「自己有時會結果」而自責沒能此時結果——但這純屬無知:時節未到,僅此而已。

叔本華的水的寓言#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想像一個男人在街上對自己說:「我可以去散步、去俱樂部、上塔頂看日落、看戲、拜訪朋友,甚至離開城市永不回頭。一切都全憑我自由意志。但我什麼也不做,要回家見妻子。」

接著他諷刺道:

這就像水對自己說:「我能在大海掀起巨浪、能在河床奔流、能在瀑布傾瀉、能在噴泉騰空、能在沸騰時消失——但我這些都不做,自願地保持為池中靜謐的清水。」

水對於它能否沸騰、能否掀浪所需的因果條件一無所知,誤把因果條件的不到場當作「自由選擇」。維根斯坦也想像一片秋風中的落葉自言自語:「現在我要往這邊走,現在我要往那邊。」

隱藏前提的揭穿#

叔本華指出我們常犯這個無效論證:

  • 我意識不到做 Y 所需的因果背景。
  • 我知道我有時會做 Y。
  • 所以我意識到做 Y 不需要因果背景。

不意識到某物的存在,不能轉化為意識到某物不存在。我說話時並未意識到肌肉、呼吸、舌頭、下顎的精密協調,但這些一旦失常,整件事就垮了。

二元論的「真我」能拯救自由嗎?#

或許在腦與身之上有個「真正的我」(Real Me)——它接收訊息、偶爾介入指揮,當它指揮時,行為才是「自由的」。

但這仍是笛卡兒式的心物二元論——而且面臨新的難題

  • 鬼魂(靈魂)的行動本身是被決定的還是隨機的?
  • 若被決定,靈魂的自由問題與肉體的自由問題如出一轍。
  • 若隨機,靈魂的「抽動」更不是控制,更非責任。
  • 我也無法靠意志驅趕痛苦、欲望、強迫思想——心理事件並非全然受我控制。

二元論面對問題時習慣「多丟一個東西進場」來解決,卻忘了問這個新東西如何避開原來的問題。其實「靈魂的自由」往往是偷偷以人的自由為模型構想出來的——這非但不能解釋自由,反而依賴於它。

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Epicurus, 341-270 BC)試圖讓原子在行進中「偏斜」(swerve)以為自由開路;但這違反動量守恆定律——若靠意志就能改變原子方向,等於能讓月球轉向。

相容論:在自然秩序內談自由#

模組化的決策圖像#

不相容論者忽略了一件事:因果路徑經過的地方很重要。溺水的因果路徑與我們的思想無關(愛因斯坦與驢子皆同),但其他行為的因果路徑卻經過高層次的神經處理

把大腦想成「軟體」化的多個模組:

  • 掃描器(scanner):擷取情境資訊。
  • 選項生成器(tree producer):依資訊產生可能的行為選項。
  • 評估器(evaluator):依內建關懷對選項排序,可能附加情緒標記(恐懼、喜悅)。
  • 執行器(producer):選定最高排名選項並輸出神經訊號。
scanner » tree producer » evaluator » producer

當輸出是這些模組正常運作的結果,我們就說「你做了這個選擇」——它不是被強迫的,這與溺水者的情況不同。

丟狗到窗外的例子#

若你把我家溫和的老狗丟出窗外,並以「我的模組是這樣被『設定』的,怪不了我」為由為自己辯護——

我會這樣回應:「我不在乎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只在乎你現在就是個壞東西,所以我要揍你。也許你是運氣不好變成這樣;現在又運氣更差,被我揍。順帶一提,依你自己的論證,你也不能怪我揍你——這是我被『設定』的反應。」

揍人是有作用的——它可能重新調整評估器:下次「丟狗」這個選項排名會降低;也對其他潛在的丟狗者發出警告。

老師的偏見有理嗎?#

「我可以容忍笨學生,但不喜歡懶學生」——硬決定論者會說這是偏見。但若懶惰會回應激勵而智力不會,老師的態度就有道理:他在重設你的「評估模組」。

相容論的精緻定義#

相容論(compatibilism)也稱軟決定論(soft determinism),但這標籤誤導——它在道德上未必柔軟,且它接受的決定論與硬決定論並無不同。

第一版定義#

主體自由地行動,當且僅當她在「正確意義上」本可以做得不同——意即:若她選擇了不同,她就會做得不同。

介入式控制 vs. 內在控制#

對比兩種自由觀:

  • 介入式控制(interventionist control,又稱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ism):靈魂從自然秩序之外介入。
  • 內在控制(inside control):你完全內在於自然秩序中,自由在於行動如何由你的認知過程流出。

相容論回應原來的論證如下——它的形式同樣可套在恆溫器上:

  • 過去控制現在與未來。
  • 恆溫器無法控制過去。
  • 恆溫器無法控制過去如何控制現在與未來。
  • 所以恆溫器無法控制未來。

恆溫器顯然能控制溫度——因為它就是「過去控制未來的方式」之一部分。我們也是。

然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斥相容論為「鐘錶的自由」、「可悲的詭辯」(wretched subterfuge)——你不會說恆溫器是自由的,那為什麼說我們是?

傀儡與火星人:對相容論的反擊#

想像「迷你火星人入侵」——他們極其微小,潛入你的腦子,可任意設定你的模組。我們會立刻同情這個受害者,並認為他不該為惡行負責。

真實案例:有種寄生蟲會殖民螞蟻的腦,迫使螞蟻爬上草尖以便被羊吞食——而那隻螞蟻或許「感覺自由如風」。

不相容論者的反擊:火星人造成的「設定」與自然演化造成的「設定」有何本質差異?相容論者只關心「結果好壞」,但我們的直覺顯然認為因果路徑的來源也很重要。

修正版定義:靈活性是關鍵#

相容論者的回應在於辨明「設定」一詞:

  • 火星人或洗腦狀態下,模組是僵硬的,主體對任何新資訊都無回應。
  • 一般情況下,主體能對新資訊做出回應——這正是自由所在。

修正版相容論定義:主體自由地行動,當且僅當:若她選擇了不同,她就會做得不同;且在其他思想或考量的影響下,她也會選擇不同。

史賓諾莎與資訊的可得性#

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77)將自由與理解綁在一起——我們因理解而自由。這呼應了政治上的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缺乏資訊就剝奪了選項。

例如我在你咖啡裡下砒霜,你喝了——說「你有自由不喝」是空話,因為「咖啡可能有毒」這個念頭根本不在你的視野內。

再修正版定義:主體自由地行動,當且僅當她在「真實且可得的」其他思想影響下會選擇不同。「真實且可得」意指這些念頭準確反映她的處境,且她合理地能納入考量。

過失、疏忽、與運氣#

並非所有責任都來自「自由選擇」。疏忽與輕率本身就是過錯——縱火為樂的人不能以「沒想到會傷人」為由脫罪。亞里斯多德甚至為此奮力主張:疏忽的人是「在童年時選擇讓自己變得疏忽」。

高爾夫球員的兩種運氣#

  • 第一天:好球被路過的海鷗擋住——純粹的厄運。
  • 第二天:好球被微風吹偏——這是「好球員應預見並處理」的厄運。

第二種運氣多了,我們會降低對球員的評價。一位被讚美「天賦運氣好」的鋼琴家回應:「是啊,而且我練得越多,就越幸運。」

「Twinkie 抗辯」的警示#

1978 年,前舊金山市府員工丹.懷特(Dan White)持槍進入市政廳殺害市長 George Moscone 與監察員 Harvey Milk。辯護精神科醫師布林德(Martin Blinder)主張:被告因抑鬱而吃太多 Twinkie(高糖垃圾食物),導致情緒狀態惡化,無法形成「預謀與真意」——而這是一級謀殺的必要條件。陪審團接受了,改判較輕的「自願誤殺」。

加州事後修法堵住此類抗辯。再修正版定義對此抗辯極不友善:要證明「糖會讓人徹底失去基本道德判斷模組」幾乎不可能。

因果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

某些棘手案例:恆溫器壞了,但有「故障安全」機制接手,溫度仍維持。即便如此我們仍說「恆溫器控制了溫度」。同理,行動者可在控制中,即使「保險裝置」會在他選擇不同時介入確保結果——這是相容論需處理的疑難。

把人「物化」的代價#

哲學家史卓森(Peter Strawson, 1919- )區分兩種對人態度:

  • 客觀化態度(objectifying):把人當作障礙物,需要「管理、處置、治療、訓練」。
  • 人格化態度(personal):尊重對方為理性主體。

表面上「把罪犯當病人」似乎更人道,但史卓森提醒:這也喪失了人際關係中最具人性的部分。當我向人解釋我的決定,對方眼神卻像在分析「這也只是症狀」——我便被去人格化了。我希望我的觀點被聽見,而不是被診斷。

第一人稱(審議)視角與第三人稱(科學)視角看似衝突,但這只是「叔本華的水」式的混淆——未意識到因果背景不等於意識到沒有因果背景

命運、神諭與懶惰的詭辯#

第一次大戰時,士兵們以「子彈上有沒有寫上你的號碼」為由拒戴鋼盔——若已寫上,戴也沒用;若沒寫,不戴也安全。這稱為「懶惰的詭辯」(lazy sophism)。

撒馬爾罕的死神#

伊斯蘭著名寓言:巴格達一位修行者偷聽到死神說自己有事在城裡。他連夜騎馬逃到撒馬爾罕。死神後來向他的師父說:「奇怪,他名單上的位置就在撒馬爾罕,明天我去取他。」

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亦同:伊底帕斯與其父企圖逃避神諭,但正是逃避的舉動讓神諭應驗

預知 vs. 不知#

但士兵與伊底帕斯的處境有關鍵差異

  • 伊底帕斯知道自己的命運。
  • 士兵不知道子彈是否會射來。

因此可以正當回應:「子彈是否會寫上你的號碼,取決於你是否戴鋼盔——一發本來會寫上你號碼的子彈,可能因戴鋼盔而保持空白。」

懶惰詭辯的兩種推論一樣有效但結論相反:

  • 「未來終將到來,事件已在時間之胎中——所以什麼也別做。」
  • 「未來終將到來,事件已在時間之胎中——所以趕緊動手。」

兩個結論之間,沒有任何理由偏好前者。前者只會培育「做不出煎蛋、登不上山頂、甚至不出發」的人。

「無時的視角」與神的觀看#

若上帝以「無時的視角」(view from nowhen)將時間如膠卷展開觀看,我們的努力是否徒勞?

不會。即使上帝看見我們吃煎蛋的那一格,他也只在「前一格我們打蛋」的條件下看見它。神不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癌症都會殺死我們」的醫生——他看見的是「我們的選擇與其後果」相連結的圖像。

結語:彈性與尊嚴#

二元論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人們以為它支撐著自由、尊嚴、人性。許多人擔憂:放棄它,是否就把人化約為單調乏味的機器?或更糟——「自私基因的被動載具」?

這是個錯誤的二分法。要嘛是「漂浮於自然之外的自由靈魂」,要嘛是「公車或電車」——這個對比預設了自然本身是貧乏的。維根斯坦說:

「被當作一根靠心智充氣的空管子,是一種屈辱。」

關鍵詞是「彈性」(flexibility):

  • 生物學給我們模組,但模組如何被「編程」、會在不同環境中如何發展,不是先驗可知的
  • 就像人類具備學習語言的結構,但學會什麼語言由環境決定。
  • 證據顯示人的覺察、選項評估、行為慣例極具彈性——人能成為屠殺者,也能成為園丁。

各種理論家總愛把人定型:「人都自私」、「男性侵略、女性溫柔」、「人受階級利益驅使」、「人都恨父母」……這些刻板印象的危險在於人會被誘導去符合它們,且常因此變得比原本更糟。

概念工程的工作,是提供更清晰的另類思想結構——而這樣的結構,有很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