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捍衛正義而訴諸暴力：新約的反暴力見證 #

在面對邪惡與不公義時，基督徒是否可以為了捍衛正義而訴諸暴力？傳統教會常引用的「正義戰爭論」（Just War Theory），其實並非源自新約聖經的教導。

透過李察·海斯（Richard B. Hays）的四重倫理任務架構，我們重新審視新約對於暴力的核心見證：教會蒙召成為一個和平和睦的群體。

一、描述的任務：馬太福音五 38-48 #

核心經文：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 5:39）

教會歷史上，信徒常對這段經文感到困惑，認為這些教導在現實中難以實踐，因而提出了各種巧妙的解釋來「緩和」這些規範的絕對性。然而，若回到馬太福音的原始神學視野：

當我們將視角拉大到整本新約，會發現一個持續且一致的「反暴力見證」：

福音書： 耶穌顛覆了政治彌賽亞的期望。祂展現出「經歷苦難」的聖召，而非透過武力擊敗以色列的仇敵。
使徒行傳： 描述了一個以講道、醫病、崇拜與分享為核心的新興運動，而非武裝革命。
保羅書信： 基督的死是神與人、人與人和好的和平方案。
大公書信與啟示錄： 呼召群體受苦，勸勉不可報復。彼得前書視受苦為忠心的典範；雅各書視爭戰為私慾的後果；啟示錄則教導信徒在受苦中忠心忍耐，將伸冤的主權交給神。

新約作為「王牌」（Trump Card）： 雖然舊約中有明顯要人作戰殺敵的命令，但新約的見證應被視為最終的規範。當新約的倫理意境與舊約某些經文存在無法化解的張力時，新約擁有最後的詮釋權威。

海斯透過三個核心神學透鏡，進一步鞏固了反暴力的論述：

點擊展開：群體、十架與新造的觀點

群體（Community）： 不動武、不暴力的聖召，不僅是個人的良心選擇，更是教會身分存在的根本理由。教會蒙召作主門徒，就是要集體體現「愛仇敵」的生命樣式。
十架（Cross）： 耶穌的受難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楷模。何時我們否認了十字架對教會生活的規範性（即捨己而非殺敵），何時我們就失落了經文的焦點。
新造（New Creation）： 教會活在現今，卻是神應許之新次序的記號。若不以「終末論」的新造角度詮釋，耶穌的非暴力教導只會顯得愚蠢（如同對罪惡世界天真地微笑），或是讓人徹底絕望（覺得根本做不到）。「轉過臉由人打」的動作，只有在相信耶穌已掌權、神國必然降臨的前提下，才具備深遠的意義。

我們必須尊重新約經文說話模式的權威性。新約在反對暴力的議題上，透過四種模式給出了壓倒性的證據：

規條（Rules）： 既然有清楚的指示（如不可殺人、愛仇敵），忠心的教會成員就應受其約束。
原則（Principles）： 新約從未訴諸「愛心」或「公義」來認可暴力行為的正當性。
典範（Paradigms）： 耶穌、保羅、斯提反皆有力地見證了反暴力；相對地，新約從未對士兵等職業給予正面評價或道德背書。
象徵世界（Symbolic World）： 十字架象徵神的能力在軟弱上顯明。現實世界的真相，根植於神愛仇敵、並藉基督的死讓仇敵與自己和好這一神聖品格上。

當我們引入傳統、理性與經驗時，問題變得棘手：

傳統的迷思： 從君士坦丁以來的基督教傳統多贊成戰爭（如正義戰爭論），但這並非依據聖經，而是採用了自然律的理念。
理性的誤區： 像奧古斯丁或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這樣的神學家，傾向認為登山寶訓只適用於邊緣群體或私人領域，不適用於握有權力的公眾基督徒。這實際上是推卸了神安置我們在這世界的道德責任。
經驗的教訓： 歷史告訴我們，暴力只會產生更多暴力。世俗政體永遠無法容忍基督徹底的和平見證。

和平的理由： 我們選擇走耶穌的和平道路，不是因為恐懼戰爭、尊重生命（人權觀點）或相信人性本善（人文主義）。我們堅持非暴力，是因為相信並期待神的愛透過十架道路終會得勝——儘管在當下我們可能看不見這件事實如何成就。

教會若要忠於聖經，很可能會在當今高抬暴力與權力的文化中，處於邊緣地位。

教會的不忠（妥協於民族主義、支持殘暴殺戮）是世人無法相信福音的主要原因之一。唯有教會徹底棄絕暴力，人們才能看見福音的真諦。這並非消極的避世，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制定富有想像力的新回應，去效法耶穌——走上十字架，作為愛仇敵的方式。

新約對暴力的教導，只有在教會力行代價極高的和平之道時，才能向世界顯明其真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