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藏在後設訊息裡#

坐在酒吧、咖啡店或派對裡，你忽然感到孤單，心想：「這些人到底在聊什麼那麼重要的事？」答案通常是：沒什麼。沒什麼重要的事。但人們並不是等到有重要的話要說，才開口說話。

我們說的話裡，真正因為字面資訊而重要的其實很少。但這不代表談話不重要——它至關重要，因為談話正是我們表明彼此有所牽連、以及我們對這份牽連作何感受的方式。我們的談話，一直在說著關於彼此關係的事。

由字詞意義傳達出來的資訊，是訊息（message）；而關於彼此關係的部分——對對方、對場合、對所說內容的態度——則是弦外之音／後設訊息（metamessage）。我們反應最強烈的，正是後設訊息。

如果有人咬緊牙關、從齒縫擠出一句「我沒有生氣」，你不會相信「他沒生氣」這個訊息，你會相信他說話方式所傳達的後設訊息——他氣壞了。「我不是在意你說什麼，而是你說的口氣」「你幹嘛那樣講」「明明就有事」——這些都是對後設訊息的回應。

許多人把不傳遞重要資訊的談話當成廢話：社交場合叫「閒聊」，公開場合叫「空話」。「別廢話」「講重點」「你到底想說什麼」聽起來很合理——但只有在「資訊是唯一重點」的前提下才合理。這種態度忽略了一件事：人在情感上彼此牽連，而談話正是我們建立、維繫、監看、調整關係的主要方式。

字詞傳達資訊，但我們怎麼說出這些字——多大聲、多快、用什麼語調與重音——傳達的是我們認為自己在做什麼：逗弄、調情、解釋還是責備；心情是友善、生氣還是疑惑；是想靠近還是想後退。也就是說，我們說話的方式傳達的是社會意義。

參與感與獨立感#

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講過一則常被引用的寓言：一群豪豬想熬過寒冬，牠們擠在一起取暖，尖刺卻互相扎痛，於是彼此拉開；但拉開後又冷了。牠們只能不斷調整遠近，才能既不凍僵、又不被同伴的刺扎傷——同伴既是溫暖的來源，也是痛楚的來源。

人也一樣。我們需要靠近彼此，才有歸屬感、才不覺得孤單；但我們也需要與人保持距離，才能守住獨立、不被他人侵佔或吞沒。這種雙重性反映了人的處境：我們既是個體，也是群體的一員；需要別人才能存活，卻又想以個體的身分活著。

• 參與感（involvement）：想和別人連結、打成一片、不感到孤獨
• 獨立感（independence）：想擁有自我空間、守住隱私與獨立性

換個角度看，這也是「我們都一樣——又都不一樣」的張力：被人理解是一種安慰，無法被完全理解則是一種痛苦；而與眾不同、獨一無二也是一種安慰，和大家一模一樣、淪為齒輪上的一個齒則是一種痛苦。

對兩種需求的不同看重#

每個人都在參與感與獨立感之間求取平衡，但不同的個人與文化，對這兩種需求的相對看重、以及表達方式都不同。美國作為一個民族頌揚個人主義，尤其對男性如此；這和西歐以外許多地方形成強烈對比——在那些地方，人們（無論男女）更頌揚對家庭與家族的投入。

看重獨立的一面，常伴隨著較不注意談話的後設訊息層次（評論關係的那一層），而把焦點放在資訊層次上；極端時甚至認定只有資訊層次才真正算數、才真實存在。順著這個邏輯，不含資訊的談話就該被省略。於是許多為人子女者打電話回家，會發現父親只想交換必要資訊就掛斷，母親卻想聊天、想「保持聯繫」。

這種以資訊為重的態度，塑造了美國的做生意方式：盡快「切入正題」，不在閒聊上「浪費時間」。但這套在跟希臘、日本或阿拉伯的對象打交道時行不通——對他們來說，閒聊正是建立社會關係的必要基礎，而生意得建立在這份關係之上。

雙重束縛#

無論我們對參與感與獨立感看重的比例如何、如何表達，人就像豪豬，永遠在兩種需求之間拿捏。但豪豬的比喻有一點誤導：它暗示了一種「先靠近、再拉開」的先後順序。事實上，我們對參與與獨立——對連結與分離——的需求不是先後發生的，而是同時的。我們在說的每一句話裡，都必須同時服務這兩種需求。

這正是我們陷入**雙重束縛（double bind）**的原因：任何用來表明「我們有牽連」的話，本身都威脅到我們（和對方）的個體性；而任何用來表明「我們保持距離」的話，本身都威脅到我們（和對方）對參與的需求。

這不只是「衝突」（在兩個選項間左右為難），也不只是「矛盾」（對同一件事有兩種感受）。它是雙重束縛——因為凡是為了滿足其中一種需求所做的事，都必然違背另一種，而且我們無法跳出這個循環。若想靠「不溝通」來抽身，就會撞上我們對參與的需求所形成的力場，被彈回來。

正因這種雙重束縛，溝通永遠不會完美，我們無法達到穩定狀態。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持續在獨立與參與、自由與安全、熟悉與陌生之間求取平衡，隨著偏向某一邊而不斷調整。我們在談話中做這些調整的方式，可以理解為**禮貌（politeness）**現象。

談話中的資訊與禮貌#

語言哲學家格萊斯（H. P. Grice）整理出一套規則：如果資訊是談話的唯一目的，談話就會照這套規則構成：

• 說到需要的量就好，不多說
• 說實話
• 切題
• 說清楚

這些看似天經地義——直到我們開始傾聽真實的對話。首先，這些規則底下看似絕對的標準其實都是相對的：多少才叫「需要」？哪一個「真相」？什麼算「切題」？怎樣才「清楚」？

其次，就算能對這些取得共識，我們也不會想直接把心裡的話脫口而出——因為我們正同時拋接著參與與獨立這兩顆球。如果話語顯得太投入，我們會想收斂一點，以免造成壓迫；如果話語顯得疏遠，我們會想加點溫度，以免像是拒絕。這種顧及「所說的話對他人造成什麼影響」的廣義社會目標，就是語言學家與人類學家所說的禮貌——不是翹小指那種表面客套，而是更深一層地把話語對別人的效果納入考量。

語言學家羅賓·拉科夫（Robin Lakoff）提出另一套規則，描述禮貌背後的動機：

• 規則一，別強加：不要強人所難，保持距離
• 規則二，給選擇：給對方餘地，讓對方也有發言權
• 規則三，要友善：展現親近，維持交情

遵守規則三（友善）服務對方的參與感；遵守規則一（別強加）服務對方的獨立感；規則二（給選擇）則落在兩者之間。人們在「傾向套用哪條規則、何時套用、怎麼套用」上各有不同。

一杯飲料裡的三種禮貌#

以「請你喝點什麼」這個瑣碎卻常見的對話為例，同一份口渴，可以有三種回應風格：

• 「不用，謝謝」（即使口渴）——這是規則一的禮貌。在某些社會裡，主人本就該再三邀請，客人約在第三次才接受。但如果你不期待這種客套，卻聽我這樣說，你會照字面接受我的拒絕——於是我可能真的渴死在等你再問一次的路上。
• 「你喝什麼我就喝什麼」——這是規則二的禮貌，把決定權交給你。但若你期待我先客套推辭，你會覺得我太衝；若你期待規則三的友善，你又會覺得我優柔寡斷，連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
• 「好啊，謝謝，來點蘋果汁」——這是規則三的禮貌。極端一點的人甚至不等你問，就直接說「你有什麼喝的嗎」，或乾脆走向你的廚房、打開冰箱門喊：「有果汁嗎？」

若雙方都覺得這樣自在，我的「破例」反而會強化我們的融洽——因為我們都認同「打破規則」這條規則，不必拘泥形式本身就傳達了一個後設訊息：「我們是這麼好的朋友，不用客套。」但若你不吃這一套、或不想跟我這麼熟，我這種「友善」就會冒犯你；要是我們才剛認識，這可能就是友誼終結的開端。

這些其實不是硬性規則，而是我們對「什麼才是自然說法」的直覺。我們不覺得自己在遵守規則，話就這麼「顯然合適」地脫口而出。但這種運用並非全然無意識——若被問到為什麼那樣講，我們多半會解釋說是為了「客氣」「友善」或「體貼」。這些常識性的字眼，正是語言學家統稱為「禮貌」的東西。這幾條規則並非互斥，我們不會擇一而棄其餘，而是全部一起拿捏：既適度友善又不強加，既保持距離又不顯得冷淡。

禮貌的雙面刃#

正因為表達關心與表達冷漠的方式本質上曖昧，禮貌會反過來傷人。

蘇（Sue）原本要去遠方城市探望艾米（Amy），臨行前卻打電話取消。艾米雖然失望，仍試著體諒。出於「別強加」的禮貌、尊重蘇的獨立，艾米說她不來真的沒關係。當時蘇正陷於低潮，聽了反而更消沉：她把艾米的體貼（一種在乎、一種對其獨立的尊重）解讀成漠不關心（根本不在乎、缺乏參與）。艾米事後也覺得自己該為蘇的低潮負一部分責任，因為她沒堅持要蘇來。這團混亂很容易掉進去、很難爬出來——因為表達在乎與表達冷漠的方式，天生就難以區分。

你可以透過「展現參與」對人好，也可以透過「不強加」對人好；你可以透過「拒絕展現參與」（把人晾在一邊）對人壞，也可以透過「強加」（不體貼）對人壞。你可以靠說話表達善意，也可以靠沉默表達善意。

當有人遭遇不幸——考砸、失業、生病——你可以用言語表達關心，也可以刻意不提以免揭人瘡疤。但若人人都選後者，沉默就成了一間密室，把病人、喪親者與失業者關在孤立之中。

任何想「柔化衝擊」的嘗試，都可能適得其反。若你選擇不提某件不幸，就有「顯得忘了、或不在乎」的風險；你或許想用一個會意的眼神、一句間接的暗示，或用委婉語（「你的那個狀況」）、遲疑（「你的……嗯……那個……你懂的」）、道歉（「希望你不介意我提這個」）來緩衝。但意味深長的眼神與吞吐的措辭，本身也會冒犯人，因為它們傳達的後設訊息是「這太糟糕了，糟到不能提」或「你的處境很可恥」。被這樣「保護」的人，反而想大喊：「你就直說不行嗎？」

家裡的混雜後設訊息#

父母之愛偏重參與感，但隨著孩子長大，多數父母會愈來愈以「尊重其獨立」來表達愛——只是這通常來得比孩子想要的慢。被叫去加件毛衣或吃早餐的青少年，會把父母這種展現參與的舉動當成一種強加；訊息裡並沒有這句話，但青少年聽到的後設訊息是：「你還是個需要別人教你怎麼照顧自己的小孩。」

親密關係中的伴侶，也常在「如何平衡參與與獨立」上不同調。有人以「確保對方吃得好、穿得暖、不要獨自夜間開車」來表達愛；有人覺得這是強加、是把自己當小孩；也有人覺得伴侶不關心自己吃什麼、穿什麼、做什麼，就是不在乎。一方意在「尊重你的獨立」，另一方卻可能收到「缺乏參與」——而它也的確可能真的就是缺乏參與。

麥斯威爾（Maxwell）想被獨處，莎曼珊（Samantha）想被關注。於是她給他關注，他讓她獨處。「你希望別人怎麼待你，就怎麼待人」這句箴言，若「施」與「受」的兩人風格不同，反而會成為許多痛苦與誤解的源頭。

別忘了：別人跟你說話的方式，有一部分是對你風格的反應，正如你對他們的風格，也有一部分是對他們（對你）風格的反應。他也許正因為她給了太多關注才想被獨處，她也許正因為他總讓她獨處才渴望關注。

我們在談話中展現參與與體貼的方式，看起來都「顯然恰當」；而在解讀別人的話時，我們預設對方的意思，就等於「我們若以同樣方式說同樣的話」會有的意思。若不去想談話風格的差異，我們既不會質疑這個預設，也不會去問：我們所感受到的「體貼或不體貼、有愛或無愛」，是否真的是對方的本意。

於是，當我們試圖與一個誤解了我們用意的人講清楚，往往陷入僵局，退化成孩子氣的堅持：「你就是這樣說的。」「我才沒這樣說！」「你有！我聽到了！」「別告訴我我說了什麼。」事實上，雙方可能都很真誠、也都沒錯：他記得他的本意，她記得她所聽到的。但他想表達的，並不是她所理解的——她理解到的，是「她若以他那種方式說出那句話」時會有的意思。

跨文化的混雜後設訊息#

誤解的風險，在講不同母語、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最大——因為文化差異必然意味著對「怎樣才是自然而顯然的禮貌」有不同的假設。

一位英國女子讓造訪英國的美國女子一再受挫甚至光火。美國女子坐在火車站餐廳的卡座，一對英國夫婦在她對面坐下：卸行李、放外套、丈夫問妻子想吃什麼便去買、妻子滑進她對面的座位——整個過程，他們毫無「注意到已有人坐在此處」的跡象。等英國女子點起菸，美國女子的怒火終於有了具體對象，開始誇張地四處張望想換位；當然沒有空位，那對夫婦正是因此才坐進她這桌。抽菸的女子立刻掐熄菸、道歉——這顯示她其實注意到有人在、也無意打擾——但隨後又回到「假裝美國女子不存在」的狀態，丈夫端餐回來後也一同配合，兩人就這麼吃了起來。

對美國女子而言，被迫共桌的陌生人之間需要交談，哪怕只是一句「你介意我坐這嗎」或「這有人坐嗎」（即使明顯沒人）；省略這種話，簡直是失禮至極。她看不出這是另一套禮貌系統在運作：那對英國夫婦不去承認她的存在，正是為了免除她也得承認他們存在的義務。她期待的是「展現參與」的禮貌，他們奉行的卻是「不強加」的禮貌。

地球的命運繫於跨文化溝通。各國必須達成協議，而協議是由各國的個別代表坐下來彼此交談而成——那是私人對話的公共版本。過程相同，陷阱也相同，只是可能的後果更為極端。

我們需要那些蛋#

儘管彼此交談常常無法得到我們渴望的理解，我們仍不停地嘗試，正如各國不斷試著談判、達成協議。伍迪·艾倫（Woody Allen）在電影《安妮霍爾》結尾借一則笑話道出了原因：

一個人去看精神科醫生，說：「醫生，我哥瘋了，他以為自己是隻雞。」醫生說：「那你怎麼不把他送去治療？」那人說：「我也想啊，可是我需要那些蛋。」

我對感情關係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即使親密的與短暫的對話，都給不了我們渴求的完美溝通——從過去的經驗、也從這裡的分析都看得出它們給不了——我們卻仍抱著希望、繼續嘗試，因為我們需要參與感與獨立感這兩顆蛋。那隻「溝通母雞」下不出這兩顆金蛋，正因為雙重束縛：親近威脅我們身為個體的存在，而我們作為個體的真實差異，又威脅我們與他人連結的需求。

但既然我們無法跳出這個處境——這人的處境——我們就只能持續嘗試平衡這兩種需求。我們的做法是：在訊息裡不把意思說死，同時在後設訊息裡協商真正的意思。而後設訊息的意義，取決於一些細微的語言訊號與手法——它們是什麼、如何運作（或如何失靈），將在下一章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