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一個星期四，王文淵終於敲定上午十點，與王永在總經理在台塑大樓二樓會議室會面，由他陪同工研院電子所所長胡定華和我，向王永在報告 PCB 技轉方案。

由於我們提早到達、王永在的前一個活動尚未結束，便由沈國華專員陪我們在一樓展覽大廳參觀。沒多久，王文淵氣沖沖且非常緊張地找來，劈頭就把沈專員罵了一頓，說他沒把握好時間——王永在的上一個活動即將結束，我們卻還在一樓閒逛，沒在預定的會議室裡等待。在大企業集團核心工作的壓力，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匆忙趕到二樓會議室坐定。只見胡定華所長拿出筆記本，中間夾著許多小紙片、密密麻麻記了很多重點，趁等待時又重新審視一番。

當年的工研院電子所所長，是位高權重、負責帶領台灣電子與半導體產業騰飛的重要職位。為了與王永在見面，胡定華做足功課，宛如學生應付考試，不但做筆記，還用好幾張小紙片做小抄提醒談話重點。

整個技轉專案由我主導設計，自認對全局瞭若指掌；雖然我也帶了筆記本、做了重點提示，但和胡所長一比真是自嘆不如。我只是台灣惠普的一個小小業務經理，他的準備工夫令我衷心欽佩。

不到黃河心不死#

由於王永在前一個會議拖延，我們的會議延誤了近半小時。好不容易他過來，坐下談了十分鐘，助理就進來提醒：下個行程是到總統府開會，不能遲到。於是在抱歉聲中，會議草草結束——沒談到重點，也沒有結論。

我們幾人難掩失望，互望了望，胡定華所長決定起身告辭、改日再約。

我認為危機就是轉機。趁王文淵感覺非常抱歉之際，我問他：「董事長在辦公室嗎？」王文淵據實以告：王永慶就在隔壁大會議室，和日本豐田（Toyota）汽車的代表開會。

一方面是王文淵感覺抱歉，另一方面是我極力堅持，於是我們就在會議室裡等著，想趁王董事長會議休息時上前打個招呼、換張名片，否則這一趟就白來了。當王文淵和胡定華在小會議室閒聊時，我守在走道上，緊盯隔壁會議室門口的動靜。

皇天不負苦心人。約二十分鐘後，會議室門打開，王永慶一個人走出來，臉上滿是不悅。我馬上拉著王文淵和胡定華迎上前去，抓住這黃金一分鐘，簡單說明來意。

出乎意料，王永慶竟主動表示有興趣，並建議到我們的小會議室詳談、了解這個 PCB 技轉專案。眾人坐定後，我先問他隔壁會議是否結束、我們有多少時間。沒想到他用台語說：「我這世人都沒有做過五％的董事長，這個會沒什麼意思。我出來喘口氣，就讓他們等一等。」

追根究柢#

我詳細說明專案及對台塑的好處後，王永慶問：「你們惠普又不收技轉權利金，那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我答：

惠普的七個公司目標中有一個是「善盡當地公民責任」（citizenship）。惠普在台灣受到眾多客戶歡迎，但除了銷售與維修組織外，在台灣並沒有研發與生產機構，對台灣電子產業的發展貢獻有限。因此希望透過這個專案，盡到當地公民的責任。

王永慶顯然不滿意，又問一次：「那對你們惠普有什麼好處？」我再答：

這次轉移的 PCB 生產製造與管理技術，來自矽谷的惠普 PCB 工廠，那已是惠普對全球客戶展示電腦管理應用與工廠自動化的最佳實例。如果台灣能有一座同樣的工廠，不僅對台灣電子產業有貢獻，也能成為我們對客戶展示惠普電腦應用的示範工廠，對惠普在台拓展業務幫助很大。

我心想王永慶總該滿意了吧，沒想到他又問：「那對你們惠普有什麼好處？」同一個問題，他竟問了三次，對我的答覆不說對也不說不對，只是重複地問。我心裡一思量，決定趁機實話直說：

董事長，這個專案總投資兩千萬美元，其中約兩百萬美元用在採購管理與自動化的電腦與儀器設備。我要先聲明，這些都必須採購惠普的產品，我們的應用軟體才能在電腦上使用。

說完我就閉嘴，眼睛直盯著王永慶，等他答覆。這回他沒再問，想了想，微笑著說：「這樣來說也是合理，我們引進惠普的技術，自然應該要用惠普的產品。」於是轉頭交代王文淵：「這款重要代誌，要趕緊進行。」

王永慶走出會議室後，我看了看手錶——他竟把日本豐田的代表晾在大會議室裡整整一小時，而我們這個兩千萬美元規模、對台灣 PCB 與電子產業影響重大的投資案，就在這一小時中拍板定案了。

結論#

• 追根究柢：久聞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有「追根究柢」的精神，當天總算見識到了。
• 判斷精準：王永慶不相信只擁有五％股份的他，擔任大汽車廠董事長能成功——後來這個大汽車廠也就不了了之。
• 公道合理：王永慶認為做生意要「公道合理」才能成功；如果單方面占便宜、另一方吃虧，結果只會雙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