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觀點：建造軟體所需的最後一塊拼圖#

「這種美學觀點的拋棄，對打造科技是致命的。」

軟體的建造需要品味——既體現於程式編寫本身，也體現於挑選打造軟體所需的人格類型。

它既是科學，也是一門藝術。

矽谷之所以能從聖塔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的一小片土地崛起、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建造出這麼多東西，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它為「克拉克們」（Clarks of the world）保留了空間——保留了一塊容納審美判斷的禁地。

公共領域對審美判斷的撤退#

• 1969 年英國電視節目《Civilisation》（Kenneth Clark 主持）以「義無反顧的貴族口吻」對藝術史下不容置疑的評價，迷倒兩百萬英國觀眾，有些教區教會還為此調整禮拜時間。
• Clark 對非洲面具與梵蒂岡的 Apollo Belvedere 的對比評語極為自信：「Apollo 體現了比那個面具更高階的文明。」
• 但公眾最終反叛——歷史學家 Mary Beard 說：「Clark 那種貴族般的自信，與『一個天才接一個天才』的偉人式藝術史」，讓她「越來越不舒服」。

在反叛 Clark 那種狹隘西方藝術史敘事的衝動中，我們可能放棄了比預期更多的東西。

掃除像 Clark 這樣的時代落差物，同時也伴隨著「其他規範性與美學框架的全面拋棄」。

結果是：我們無意間削弱了自己「辨識與判斷」的能力。

Odysseus 與綁在桅杆上的領悟#

當 Odysseus 要求船員把他綁在桅杆上、從 Sirens 的歌聲旁駛過時，他警告船員：「If I should entreat you, and bid you set me free, then with still more fetters bind me fast.」

「自由地行動」可能只是權力的偽裝。願意限制選擇、把自己綁在桅杆上，往往是創造性產出的最佳——甚至唯一——途徑，無論對一家公司或一個文化都是如此。

創辦人溢價：經濟證據#

Fahlenbrach 的研究#

• 瑞士 EPFL 金融學教授 Fahlenbrach（Rüdiger Fahlenbrach）追蹤 1992–2002 年 2,327 家美國公司，其中 361 家由創辦人領導。
• 只投資創辦人領導公司的策略，年化超額報酬率 10.7%，比涵蓋全體公司的組合每年多 4.4%。
• 控制產業與公司年齡等變因後仍然成立。

Purdue 大學研究#

• 1993–2003 年間 S&P 500 公司，創辦人領導的公司持有的「重要專利」比專業 CEO 領導的公司多 31%（以後續被學術期刊頻繁引用為標準）。

這種優異表現絕非意外。

創新的追求與工程執行的嚴謹之結合，需要與外界保持某種程度的隔絕，需要對市場的本能與經常的誤導建立保護屏障。

委員會制造不出實質、持久的東西。

擁有權社會：矽谷最被低估的制度遺產#

廣泛分發股權的革命性#

• 矽谷在 1990 年代「把股權分發給從行政助理到高階主管的所有員工」的做法，是當時極為激進的——挑戰了「員工領時薪/月薪、老闆獨享上行」的主流模式。
• 早期的法律事務所、醫療執業曾嘗試共享所有權，但實際上股權多半只限於高層。

矽谷走得更遠#

世界上許多最有名的科技公司，本質上是「公社所有」（communally owned）。

早期參與者共享風險與報酬。

矽谷至今仍是世上少數幾個地方，「出身卑微者」也能擁有實質的東西、分享自己勞動的上行，而不只是「另一個人事業中拿著高薪的齒輪」。

對照之下，1980、90 年代的高盛或頂級律所還有合夥制可言，但這些實驗如今已枯萎——它們仍能吸引人才，但給的是薪水（即使是高薪）。勞動的創意能量所創造的上行，被資本家收割。

矽谷與「無關乎道德」的繼承#

從 Ruth Benedict 到 Peter Singer#

• 1934 年 Ruth Benedict 出版《Patterns of Culture》提出「人類從存在的原料中為自己創造了並存且同等有效的生活模式」——這個「同等有效」（equally valid）的詞引發一個世紀的爭辯。
• 數代人類學家把研究前工業社會當成提升它們的方式，卻無意間把這些社會「豁免於道德審視之外」。
• 矽谷的當代形態正是這個傳統的產物——一種文化與道德的不可知論（如果不是相對主義的話）。

「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的誘惑#

• 由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墨爾本出生，普林斯頓任教二十餘年）等人推廣。
• 訴求倫理普世主義：所有人類（甚至某些非人類）都應納入道德計算。
• 看似簡潔解開謎題：所有重要的就是「福祉」（well-being）這個單一指標。
• 但這替整個世代提供掩護，迴避了「什麼構成美好生活」、「國族認同的邊界與內容」、「人類對意義的追尋」等更棘手的問題。
• 哲學家 Roger Scruton 批評其為「空洞的功利主義」（vacuous utilitarianism），把經驗化約為單一度量。

矽谷許多領導公司的創辦人不是「不道德」（immoral），而是**「無關乎道德」（amoral）**——對宏大信念體系與世界觀抱持懷疑，對「集體生活可以或應該是什麼」的肯定式構想退避三舍。

矽谷的悖論：個人主義中的集體主義#

一種被偶然發現的「藝術家殖民地」#

• 矽谷的崛起本身是個悖論：在過去這個世紀，國家放棄了文化（視之為過於特殊與排他），但矽谷之中——即使許多人忽略國家利益——卻產生了一套生產力極強的文化實踐。
• Sunnyvale、Palo Alto、Mountain View 的世界其實是「公司鎮、城邦」（company towns and city-states），與社會隔離，提供了國家計畫無法再提供的東西。
• 這些公司鎮在核心是「集體主義事業」，由一群「強烈個人主義且自由思考」的心智組成。

一個矛盾的承諾#

我們的論點是：前進的路將涉及「對自由市場的承諾」與「人類對某種形式集體經驗與事業的不可滿足渴望」之間的調和。

矽谷提供了後者，加上前者的回報——在聖塔克拉拉郡的城鎮裡，一種現代藝術家殖民地、或科技公社，自發生長。

來自對手的學習：對「共有」的不羞於坦承#

其他國家——包括許多地緣政治對手——理解「肯定共享文化傳統、神話與價值」對組織人民的力量。

他們在承認「人類對共同經驗的需求」上，比我們坦率得多。

過度肌肉化、不經反省的國族主義有其風險。但徹底拒絕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同樣有其風險。

終局之戰：先拆後建#

Sallust 的羅馬與我們#

• 羅馬史家薩魯斯特（Sallust，公元前 86 年生）記錄共和國的衰落，當 Catiline 試圖政變最終被羅馬軍隊所殺。
• Sallust 寫道：「由於財富，年輕人突然被奢華、貪婪和傲慢吞噬。」對自身富足之外的事物再也不感興趣。
• 「平淡而令人不滿的功利主義，無法化解當前的萎靡。」

對「光榮的東西」的承諾#

我們需要的是「對更具文化特殊性」（more cultural specificity）——在教育、科技、政治中——而不是更少。

當下空洞的中立性，正讓我們的辨識本能萎縮。

我們現在必須認真考慮這個可能：讓我們得以延續存活與凝聚的，將是「共享文化的復活」，而非它的拋棄。

美國向矽谷學習什麼？#

• 矽谷之所以能在「美國國族經驗的真空中」抓到機會，是因為它提供了年輕人渴望的東西：
  • 建造的自由
  • 對自身成功的所有權
  • 超越一切的對結果的承諾
• 這套組織文化能否反向擴展到聯邦官僚體系、教育、醫療？這是科技共和國最終可否重建的關鍵實驗。

終語：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建造#

「拆掉舊秩序或許是公平且必要的。我們現在應該一起在原地建造新東西。」

(“It might have been just and necessary to dismantle the old order. We should now build something together in its place.”)

這是 Karp 與 Zamiska 對矽谷、對美國、對西方的呼籲：

• 軟體產業必須重建與政府的關係，把心力導向應對時代最迫切挑戰的科技與 AI 能力。
• 國家必須借用矽谷催生這些公司的特殊組織文化——把成果導向凌駕於戲劇與姿態之上。
• 西方必須重建一套共享的國族敘事與公民儀式，否則 AI 時代的工具與成果，最終只會服務於封閉菁英的狹隘利益。

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不會因 AI 取代人類而崩潰；它崩潰，是因為忘了自己是誰、為何而立。

重建科技共和國的真正測試，不在程式碼，而在我們敢不敢回答「我們是誰、我們想成為什麼」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