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衛共和國的核心命題#

重建科技共和國,最終需要重新接納「集體經驗」、「共享目的與認同」、以及那些「能把我們綁在一起的公民儀式」。

我們所打造的技術——包括可能挑戰人類創造主導地位的新型 AI——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產物,而這種文化的維繫與發展,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輸不起。

本章從人類的群體規模極限出發,論證為什麼需要「想像中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並用新加坡與德國兩個案例,說明「重建國族敘事」的可能與代價。

鄧巴數:人類關係的天花板#

150 人的上限#

  • 1993 年英國人類學家鄧巴(Robin Dunbar)調查南非到新幾內亞、加拿大北部的狩獵採集社群,平均社群規模 148.4 人(最小 90、最大 221)。
  • 後人稱之為「鄧巴數」(Dunbar’s number),代表人類能維持「直接關係」的社群上限,常被四捨五入為 150。
  • 哈特派(Hutterites,瑞士新教後裔)自己也認定 150 是農場社群的上限:當社群達到 130–150 人,「子社群會從母社群分裂出去」。
  • 羅馬軍隊的編制單位、現代企業的事業部門也常落在這個範圍。

超越 150 人靠什麼?語言#

  • 猴子與大猿類用「梳毛」建立社會連結,但梳數十甚至數百隻成本太高。
  • 人類靠語言填補這個空缺,與遠超親身可及的人建立連結。
  • 政治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中的連結」(imagined linkage)——讓陌生人帶著共同目的、為公共而非私人利益一起建造。

沒有這種「想像中的連結」,現代世界的一切——從醫學、城市,到人工智慧——都不可能。

國族文化已成禁區#

Figure 13: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支持分布(2014 年)

Macron 的失言與反彈#

  • 2017 年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公開表示:「並沒有所謂的『法國文化』,法國只有複數的文化。」
  • 蒙特羅鎮長 Yves Jégo 在《Le Figaro》反擊:「希望保有共有之物的志向,並不需要主張優越;它也不否認文化是不斷變化的。但放棄保存國族與共有文化的希望,等同於『讓自己迷失於物質主義』。」
  • 諷刺的是:那些最對市場與資本主義不平等持懷疑態度的人,往往沒能意識到——他們對「捍衛文化或國族概念」的厭惡,正好留下了讓市場本身填補的真空

美國放棄了文化敘事的書寫權#

  • 2008 年出版、主要供海外英語學習者使用的教科書《American Culture》如此寫道:
    • 「對美國文化的研究,已從『追尋國族性格或國族認同』,轉向『美國國內外的衝突』。」
  • 換言之:美國人實際上把自家文化史的編輯權交給了外人——「由外向內看」的他者撰寫的歷史。

人類無可避免會尋找與陌生人連結的方式。

我們應該挑戰國族在這個過程中的角色嗎?還是任由消費文化補位——讓「能買得起什麼」決定一個人的認同與歸屬?

這或許是當代左派最明顯的策略性錯誤。

案例一:李光耀的新加坡——刻意建構的國族認同#

千年的時間尺度#

  • 1965 年 10 月 3 日,李光耀(Lee Kuan Yew)在新加坡酒類零售業協會演講,為剛獨立的國家爭取支持。
  • 「我以下一代、以未來一百年、以永恆的尺度來計算。相信我,接下來的一千年,我們會在這裡。能以這種尺度思考的人,才配得上生存。」

用語言鑄造民族#

  • 1979 年政府調查發現:85% 的兒童在家裡說英文與華語以外的語言。
  • Goh 報告(副總理 Goh Keng Swee 主筆)的觀察:
    • 「以外國語言進行世俗教育的危險之一,是失去自己民族的傳統價值,並沾染西方更虛浮的時尚。」
    • 「不被道德價值引導的社會,難以期望在壓力下保持凝聚力。」
  • 政策決定:所有華裔學生在學校學普通話,而非家中的方言(粵、閩、瓊、滬等十多種)。
  • 翻譯委員會成員 Tan Dan Feng(2017 年訪問):「新加坡曾像語言的熱帶雨林——茂盛、有些混亂,但生機蓬勃。經過數十年修剪,現在只剩下經濟作物花園:學英文或華文以求發展,其餘無用,所以砍掉。」

結果#

  • 1960 年新加坡人均 GDP 僅 428 美元。
  • 2023 年人均 GDP 達 84,734 美元,是 20 世紀甚至現代史上最陡的成長曲線之一。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評李光耀:「環境塑造事件,還是個性塑造事件——這個古老爭論,在他身上由後者勝出。」

對「英雄」與「偉大個體」的重新評價#

「偉大人物史觀」的拋棄與代價#

  • 19 世紀蘇格蘭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840 年寫到「不可或缺的時代救星——閃電,沒有它柴薪永不會點燃」。
  • 巴黎萬神殿(Panthéon)刻著「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給偉人,感激的祖國)。

我們的錯誤是把「父權與狹隘」連同「對英雄的整個概念」一起丟掉。

對領導者本身產生厭倦與懷疑——「英雄」對多數人已淪為神話遺物,被視為「植根於壓迫與征服歷史」、無可救藥之物。

對英雄與美德的厭倦,伴隨著對「品格」(character)與「德性」(virtue)的整體放棄——這些無法被現代心理與道德物質主義化約的概念。

左派的自宮#

  • 左派多年前就剝奪了自己「直率討論國族認同」的能力——一種與「血與土地」式族群觀脫鉤、卻可以容納所有願意加入者的認同。
  • 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教授森內特(Richard Sennett)認為可以找到「不依賴『共享國族認同這個惡』而合作的方式」。
  • 政治哲學家納斯邦(Martha Nussbaum)批評「愛國主義的驕傲」是「道德上危險的」,主張「我們最主要的效忠對象,應是全世界的人類社群」。
  • 這個「後國族」(post-national)計畫過於倉促、判斷錯誤,左派反應遲鈍。

Renan 的國族定義#

1882 年法國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本人為漁夫後代)在巴黎索邦大學演講〈何謂國族?〉中說:

「將種族與國族混淆」是「更嚴重的錯誤」。

國族是「一種廣大的團結,由『已做出的犧牲』與『仍準備繼續做出的犧牲』之情感所構成」。

國族計畫「預設一段過去」,但「在當下被總結為一個有形的事實:同意——明確表達繼續共同生活的意願」。

國族就是「日復一日的公民投票」(an everyday plebiscite)。

重建「公民宗教」與共享神話#

為神話辯護#

  • Palantir 的名字取自托爾金(J. R. R. Tolkien)《魔戒》。有人說托爾金的引用是「極右派最愛」。
  • 這種批評是左派錯誤的代表:把企業根基連接到更廣闊脈絡與神話的興趣,應該被讚揚,而非否定。我們需要「更多共同典籍、更多共享故事,而不是更少」——即使必須隨時間批判性地閱讀。

共享故事正在公民領域以外尋找出口#

  • 鄉村歌手 Randy Travis 的〈Three Wooden Crosses〉講述「一個農夫、一個老師、一個妓女、一個傳道人」——一首關於美德與救贖、不諷刺、不粉飾的寓言。
  • 這類敘事已不再符合上升中的菁英文化,但對某些公眾仍極受歡迎。
  • 「我們對故事與意義的渴求並未枯萎,只是被迫在公民以外的領域尋找表達。」

公民宗教與西方基底#

  • 哲學教授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數世紀來,一直在動用教會的『借來資本』。」
  • 社會學家貝拉(Robert N. Bellah)1967 年的觀察:「美國存在著一個與教會明顯區別、卻精細而高度制度化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 矽谷的領導者來自一群「無體無根」的世代——除了堅決的世俗主義之外,承諾不了什麼有實質的事物。
  • 道德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所警告的「威脅淹沒我們的多元主義」必須抵抗——必須建構「能讓道德生活得以維繫的新形式社群」。

對一切的容忍渴望,已退化為對任何事的不支持。

當代左派建制居住在自建的牢房裡,像被關的動物,無法提出任何「美德或道德生活」的肯定願景。

案例二:德國的記憶政治——華爾澤與布比斯之爭#

1998 年法蘭克福演講#

  • 1998 年德國出版商與書商協會把國際和平獎頒給作家華爾澤(Martin Walser,1927 年生於博登湖畔小鎮,曾於 17 歲被列入納粹黨名單,後參戰)。
  • 在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的演講中,華爾澤偏離了標準的「自我鞭撻」劇本:
    • 「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歷史的負擔、我們永恆的恥辱。」
    • 但他指控:每日對德國過去的提醒,「更多是德國菁英減輕『自身罪疚』的自利行為」。
    • 他承認自己會在電視上見到德國暴行畫面時別過頭去:「沒有正經的人否認 Auschwitz;沒有頭腦清楚的人質疑 Auschwitz 的恐怖;但當這個過去每天在媒體上被舉到我面前時,我注意到我內心有東西在反抗這種對我們恥辱不停歇的呈現。」
  • 在場的德國總統 Roman Herzog 與政商文化菁英起立鼓掌。

Bubis 的反駁#

  • 唯一沒起立的是德國猶太中央委員會主席布比斯(Ignatz Bubis)。
  • 他指控華爾澤的話是**「精神縱火」**(geistige Brandstiftung)——表面用語小心、實則具分裂性。
  • 兩人後續展開漫長公開辯論,分裂出「擁抱過去 vs. 放下過去」兩大陣營。

對美國與西方的啟示#

這個事件提醒我們:從個別經驗的零散線索中,縫合出共享之物,是何等不適與艱難。

對德國認同的強烈懷疑,付出了相當代價——讓歐洲喪失了對俄羅斯侵略可信的嚇阻。

拆解 1930、40 年代後的德國國族計畫當然必要;但許多人費盡心力確保**「沒有任何實質之物能從廢墟中升起」**——這是個錯誤,美國與其他國家正面臨重蹈覆轍的風險。

結語:未來屬於敢於戰鬥的人#

我們對更廣泛形式的集體認同那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必須擱置。

放棄「合一」(unity)的希望——而合一本身就需要劃界——等同於放棄任何長遠生存的真實可能。

未來屬於那些不再躲在「容納所有觀點」的空洞主張之後、而為某個獨特而新生的事物而戰的人。

這不是要鼓吹一種未經反省的、肌肉發達的國族主義——那種風險真實存在。但拒絕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同樣是死路一條。下一章將以「美學觀點」收束全書,論述為什麼科技共和國的最終建造,需要的是審美能力與信念的同時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