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口號背後的世界觀#

Google 在 2004 年上市時的口號「Don’t be evil」（不作惡），後來換成同樣空洞的「Do the right thing」（做對的事），捕捉了一整代極具天分的軟體工程師的精神：

把「辨識並抵抗惡」凌駕於「在不完美的世界裡做出取捨」這個更困難、更混亂的任務之上。

這群人知道自己反對什麼，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立。

「不作惡」聽起來謙遜，實則是一種對信念本身的退縮：只要避開惡，就不必回答「什麼是善」、「什麼值得建造」這些更根本的問題。從「不作惡」到「不行善」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技術不可知論者」的誕生#

作者把當代矽谷工程師稱為「技術不可知論者」（technological agnostics）：

• 他們不是不道德（immoral），而是無關乎道德（amoral）——對宏大信念體系與世界觀抱持懷疑，對「集體生活可以或應該是什麼」的肯定式構想退避三舍。
• 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 2010 年史丹佛演講中說過：「他們就是無法理解，有人可能就因為喜歡建造而建造東西。」
• 這捕捉了一整代軟體工程師與創辦人的心態：創造行為本身就是目的，與任何宏大世界觀或政治計畫脫鉤。

早在 1961 年艾森豪總統卸任演說中，他就警告過兩件事：「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崛起，以及「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淪為科學—技術菁英俘虜」的危險。

我們這個創新時代，已被「只因為能就建造」的軟體工程師主導，他們脫離了任何更根本的目的。

對信念本身的敵意#

從宗教退場開始的退潮#

• 卡特（Stephen L. Carter）1993 年在《The Culture of Disbelief》指出：在這個國家受過教育的統治階級眼中，「認真看待宗教，是只有那些瘋狂的狂熱者才會做的事」。
• 矽谷對「真正的宗教信念、對更大事物的不諷刺信任」抱持鄙視，視之為「前工業、退步」。
• 後現代主義的反思有其價值，但極端化版本帶來盲區——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如果所有信念在道德上同等真實或都只是歷史偶然，如果對理性的信念只是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偏見，那麼就沒有任何更高的道德立場可以評斷哪怕是最令人髮指的行為。」

對「善」的退場，而非對「正義」的退場#

• 哲學家海勒（Ágnes Heller）的觀察：「正義是骨架；好生活才是血肉。」
• 當代論述對「正義」（the right）有不可動搖的承諾，對「好生活」（the good）卻深感戒備。
• 當代教育者、政治與商業領袖數代以來不敢對「什麼是好」發言，留下的真空讓左右兩翼的煽動家有機可乘。

對一切的容忍，往往會退化為對任何事的不支持。

An overly timid engagement with the debates of our time will rob one of the ferocity of feeling that is necessary to move the world.

Google 員工的反抗：知道反對什麼，不知道支持什麼#

當 Google 員工反對公司為美軍開發軟體時，作者點出問題不在於「對和平主義或非暴力的原則性堅持」，而是更根本的「對任何事物的信念之放棄」：

• Google 業務的核心，是把搜尋結果旁的廣告位高度貨幣化的精密機制。
• 公司與其員工樂於把使用者的搜尋紀錄變現，卻拒絕為集體安全辯護。
• 但矽谷之所以能存在，本身就大幅倚賴美國的教育文化、法律保護與資本市場。
• 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本身，正是 1960 年代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資助的成果。
• 經濟學家瑪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中點名這種「集體失憶」——這個時代的軟體巨頭重寫歷史，把自己擺在中心，弱化政府的角色。

才華的歷史性錯置#

當沒有更大的事業可以為之奮鬥時，才華只能流向少數狹窄產業：

2023 年哈佛畢業生調查顯示，整個畢業班近半數前往金融與顧問業就業。

1971 年這個比例只有 6%。1980 年代起穩定上升，2007 年金融危機前夕達到 47% 的高峰。

同時：

• 主修人文的大學畢業生比例，從 1966 年的 14% 跌到 2010 年的 7%。
• 主修資訊與工程的學生十年間倍增，從 2014 年的 51,696 人增至 2023 年的 112,720 人。

我們需要的，是「對世界、對歷史的演進與矛盾感到參與、好奇」的工程師，而不只是會寫程式的人。

一個對公眾無問責的科技統治階級#

截至 2024 年，全球前 50 大科技公司總值 24.8 兆美元，其中 86%（21.4 兆美元）為美國公司。Apple、Microsoft、Nvidia、Alphabet、Amazon、Meta、Tesla 幾乎全部紮根於矽谷或西岸。

這種財富與影響力的集中程度，是現代經濟史前所未見的——而且還會繼續加深。

作者的尖銳提問：

• 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允許一個「技術統治階級」（technocratic ruling class）在這個國家成形並紮根，卻沒有要求任何實質的回報。
• 公眾要為「放棄反抗的威脅」換取什麼？
• 矽谷的工程師與創辦人被授予對廣大經濟領域的廣泛特許，公眾應該要求什麼回報？
• 「免費電子郵件並不夠。」

階級僵化的歷史警告#

社會學家鮑爾澤爾（E. Digby Baltzell）在 1964 年《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的觀察：

• 由才能驅動的貴族制（aristocracy of talent），是任何共和國的核心特徵。
• 挑戰是要確保這種貴族制保持向新成員開放，不退化為按種族或宗教關閉門戶的「種姓結構」（caste structures）。
• 「如果上層階級退化為一種種姓，那麼建制的傳統權威就有瓦解的嚴重危險，而社會也將淪為追逐成功與富裕者的場域。」

結語：問題不在監控，在我們自己#

作者引用歐威爾（George Orwell）《1984》的一個場景作為對照：

主角 Winston Smith 即使在荒郊野外，仍想像樹上可能藏有竊聽麥克風，「某個甲蟲般的小人」在仔細傾聽。

歐威爾預言的反烏托邦未來或許已近——但不是因為矽谷打造的監控國家或機器奪走我們的隱私。

真正該負責的是「我們」，不是「我們的技術造物」——是我們未能鼓勵與孕育「對自我以外、之上、之外的事物之激進信念」這個行為。

從 Google 的「不作惡」到全行業的「不行善」，矽谷其實已交出對「我們應該為什麼而建造」這個問題的答案。重建這個答案，不是工程師的副業——而是這個世代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