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被視為危險#

當代美國菁英文化做了一筆交易：保留權力的代價，是放棄對「自我」之外任何事物的信念。

兩個歷史案例：信念的勇氣#

案例一：1976 年史科基（Skokie）案

• 美國納粹黨領袖科林（Frank Collin）計畫在猶太人聚居的伊利諾州史科基鎮遊行。
•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依憲法第一修正案為其辯護，理事尼爾（Aryeh Neier）——本人為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裔——堅持「為了保護自己，必須以自由節制權力，即使受益者是自由的敵人」。
• 結果三萬名 ACLU 會員退會。

案例二：1963 年喬治·華萊士演講事件

• 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George Wallace），鼓吹種族隔離者，受邀到耶魯演講。
• 民權運動者莫芮（Pauli Murray）——其父在精神病院遭白人警衛打死、外祖母為奴隸——卻寫信給校長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 Jr.），主張即使她「飽受種族隔離之苦」，「暴力的可能性在法律上不足以阻止個人行使憲法權利」。

兩位主角都冒著名譽風險，捍衛一種「不易被合理化拋棄的硬信念」（hard belief）——某種比自我保全更重要的東西。

但今日的文化已不再培育這種智識勇氣。

2023 年國會聽證：行政管理階級的「臨床式」回應#

2023 年，哈佛、賓州大學、麻省理工三位校長就以巴衝突相關校園抗議出席國會作證。

• 賓大校長馬吉爾（Elizabeth Magill）被問及「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構成騷擾」時，回以「這是一個取決於脈絡的決定」。
• 三位校長的證詞冷靜、精確、充滿盤算，「體現了新的行政階級典型——臨床、謹慎、最重要的是毫無感受」。
• 兩位校長最終辭職。

公共領域對「敢於展現真誠信念」者懲罰之嚴厲，使得共和國只剩下一群空殼般的領導人——若他們內心還藏著任何真實的信念，其野心或許還可原諒。

過度揭露與政治候選人品質下降#

從 1952 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Checkers 演講」（為了清白主動公開其房屋價值與抵押貸款）開始，對公職人員私生活的揭露要求節節升高：

• 候選人「進入公職的預期成本」被推高，原本最有原創思想、最不在乎自我推銷的人選因此卻步。
• 願意忍受的，往往是更熱中於戲劇化舞台、把職位視為品牌與變現平台的人。
• 1969 年《Time》雜誌已警告美國人「過度道德化公職」，「把公共偉大等同於私德良善」。

這不是說透明度不重要，而是我們建構出的揭露與懲罰制度，正系統性地把「真誠的智識冒險者」逐出政治。

西方文明課程的消亡：氣球被剪斷的繩子#

從必修到廢除#

• 1976 年 12 月，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教授謝耶特（Fredric L. Cheyette）在華盛頓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倡議廢除大學必修的「西方文明史」（Western Civilization）通識課。
• 1968 年 11 月，史丹佛十人委員會決議廢除其行之有年的西方文明史必修。當時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與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剛遇刺，越戰新春攻勢正在進行。
• 「我們有柏拉圖，為什麼沒有亞里斯多德？我們有彌爾，為什麼沒有馬克思？」——傳統派的選材爭議掩蓋了更根本的問題：美國年輕人是否需要被錨定在更宏大的歷史脈絡中？

1890 年代的史學家曾說：「除非錨定在歐洲歷史上，美國史就是空中飄盪的氣球。」如今，這條繩子被剪斷了。

薩依德與「東方主義」的衝擊#

• 1978 年，薩依德（Edward Said）出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成為戰後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之一，徹底重塑人文學科的內部政治。
• 它揭示「歷史的講述」並非中立，而是「世界中權力的施展」。
• 但其極端化版本，也催生了一種新教條：「說話者的身份比所說內容更重要」——這個傾向在後續數十年深刻形塑當代論述，包括矽谷。
• 「Orientalist」一詞本身成為大學校園中可以「終止對話」的指控，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並列。

文化空缺與市場的填補#

拆除舊秩序，卻沒有重建#

對美國或西方認同的系統性攻擊與拆除，在 1960、70 年代是必要的——但我們未能在原處豎立任何實質的東西，沒有建立連貫的集體認同或共享的群體價值。

空缺被留下，市場以狂熱填補。

一群高學歷卻無方向的菁英#

• 一整代菁英「知道自己反對什麼、不能容忍什麼」，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立」。
• 最早打造個人電腦、圖形使用者介面、滑鼠的技術人員，已對推動國家目的失去興趣，因為「他們相信這個國家不配得到他們的效忠」。
• 1990 年代網際網路的興起被市場接管，消費者被擁戴為國王。

矽谷的虛無主義口號#

• Google 上市時的口號「Don’t be evil」，後來換成同樣空洞的「Do the right thing」，捕捉了一整代極度有才華的軟體工程師的心態：
  • 把「辨識並抵抗惡」凌駕於「在不完美的世界裡導航」這個更困難、更混亂的任務之上。

法國作家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當我們缺乏行動的力量時，敏感性就成了我們的主要目標——目的不是去做什麼，而是被評斷。」

Palantir 的選擇#

「我們為美國及歐洲、世界各地盟邦的國防與情報機構打造軟體與 AI 能力。我們的工作具爭議性，並非每個人都會贊同我們建造支援攻擊性武器系統的決定。但我們做出了選擇，儘管它有代價也有併發症。」

賣消費商品的公司忙著公開立場、廣播自己對道德或內心生活議題的看法；而那些有能力、或許也有義務塑造地緣政治的軟體公司，卻保持顯眼的沉默。這正是失落的共和國的縮影。

共和國真正失去的是什麼#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浮士德》裡提醒我們：

「If you do not feel it, you will not get it by hunting for it.」

「You will never touch the hearts of others, if it does not emerge from your own.」

我們的文化系統性地壓制了那些領導重要機構之人身上任何熱忱與感受的痕跡。

當光鮮的表面被剝去後，下面剩下的常常什麼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