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方法：方法與內容#

「因此，我的神學方法是在神學認識的對象中產生的，路是走出來的。」——莫特曼（Jurgen Moltmann）。本章探討本書使用的神學方法及對神學方法論的基本認識。

一、時空下的人#

按照西方學術寫作的格式，通常一開始應當介紹「方法論」——討論研究方法的學科。然而，所有的方法通常都與研究的內容結合在一起，很難單單抽出方法加以介紹。筆者認為不應把方法論放在最前面，因為沒有內容就無從認識方法。

方法與內容的關係，就好比文法與語言的關係。英語教學成效不彰往往是因為學習者先學文法，而後才進入語言，以致這兩塊經常無法連貫起來。其實，回顧我們小時候學習母語，究竟是先學文法後學語言，還是直接進入語言呢？當然是直接進入語言，其實當學會使用語言之後，通常不再需要另外學文法了。

二、前現代、現代、後現代#

本書的神學方法有兩個主要特色：首先是以聖經為主軸，不以某一神學傳統為主軸；其次是採取「福音啟蒙路線」，既是福音的，也是啟蒙的。本書神學方法的預設立場包括：

三、走向後現代的特質#

從終末必將全然實現的上帝角度來看，一方面基督不只是歷史的中心，更是掌管未來即將而來的那一位，基督主導歷史走向終末的力量在於基督的靈之普遍運行，基督論應當以聖靈論為動力。另一方面聖靈不只自由地運行在現在，而且圍繞著那先前有過的唯一啟示，以及終末即將而來的那位之盼望，聖靈論應當以基督論為基礎。

關鍵之處在於拯救論與創造論以及基督論與聖靈論連結的必要， 傳統上對於自然神學的疑慮——擔心失去身分認同的問題，可以藉由以拯救論為創造論的預期、 以創造論為源頭的拯救論，以及以基督論為基礎的聖靈論、以聖靈論為動力的基督論，而得以化解。

四、神學與公共空間#

特雷西（David Tracy）主張神學面對三種公共空間：學院、教會、社會，並提出以理性、信仰與實踐為出發點的三種對應的神學：強調理性的基礎神學、強調實踐的實踐神學以及強調信仰的系統神學。特雷西進一步主張「神學是公共論述」，論述宗教信仰的神學，自然引發公共效應並發揮公共影響力，神學不只是教會裡的公共論述，而且也是學院與社會公共空間裡的公共論述。

特雷西的思想發展經歷數個階段。1974 年《秩序的神聖憤怒》（Blessed Rage for Order）相當於以理性為出發點的「基礎神學」；1981 年《類比的想像》（The Analogical Imagination）則是以信仰為出發點的「系統神學」。此後眾所期待他出版以實踐為出發點的「實踐神學」而完成三部曲，然而這個計畫迄今未能實現。特雷西坦承自己專業學養不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豐富的創造力使其學術關注的焦點不斷地轉移陣地。

在特雷西的神學思想架構中，他特別強調「實踐」（praxis）的重要性，認為實踐不僅僅是理論的應用而已，實踐乃是產生理論的源頭與修正理論的基礎，因為所有理論的根據，都是從理論家的價值認定與理性認知而來的親身實踐經驗。從此角度來看，以實踐為出發點的實踐神學，並不只是一種對應於社會公共空間的神學而已，乃是期待各種神學都應落實於實踐。

評論：學術風氣#

當神學學術研究與真實生活全然脫節，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就學院裡的學術要求而言，神學研究可能單單追求細膩精緻的學術表現，發展成細膩精緻、多元含混的學術風氣，結果可能訓練出寫作並解讀各種學術密語的專家，有如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繁殖化。寫作研究如果只是為了滿足專業要求，將使得其內容進入旁枝細節，甚至遠離真實生活。

近年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研究一些面對迫害時的作者的著作方式以及把真意藏在字裡行間的寫作風格，影響所及造成一般風氣，使一些人認為神學的研究是為了讓人迷惑而非理解。其實重點在於思想內涵，淺白的語言可能蘊含著深的思想，難解的文字有可能蘊含著深刻的思想，也有可能只是思路紊亂、夾雜糾葛不清的文字，反而自曝其短。

五、回歸故事#

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教的主要關注集中在得救問題，以致神學上經常自我偏限在拯救論，而且基於唯獨恩典的立場，「自然神學」往往被置於「恩典神學」的對立面而排除在外。其實，一旦確認因信稱義之後，藉由恩典被稱義的人就應當探討自身受造其中的宇宙萬物之「自然的神學」——得救的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進而可探討上帝藉由「自然」究竟達什麼樣的啟示之「自然神學」。

傳統上把「信心的類比」與「存有的類比」、「十架神學」與「榮耀神學」、「恩典神學」與「自然神學」對立的做法，應當轉化為更加積極的態度。如莫特曼雄辯滔滔地指出：「信心的類比之後是存有的類比，十架神學之後是榮耀神學，恩典神學之後是自然的神學，自然的神學之後是自然神學。」基督教神學需要確認對上帝所創造宇宙自然的看法，這是人類共同的切身關注。

對於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接觸交流仍然相對短暫，漢語神學若能如莫特曼所主張從「自然的神學」到「自然神學」、從「教會」到「世界」，對於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發展對話必定意義重大。其實追求方法的正確並不應排除失敗的可能，甚至不應排除意料之外的驚喜之可能，審慎的定論可以是在錯誤與嘗試當中逐漸形成，如莫特曼所說：「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神學創作對我而言乃是和上帝一起進行冒險之旅。」過分地強調方法的結果，將約束了創意的發生與冒險的勇氣。

六、「自我描述」與「普遍法則」#

筆者使用的神學定義「信仰的投入性反思」看來似乎傾向「自我描述」，尤其是當反思的對象僅為「自身的信仰體驗」時，不過當反思的對象為「對上帝國的認識」時，「自我描述」就朝向「普遍法則」出發了。事實上信仰體驗與上帝國是緊密相關的，若無對上帝國的認識何來信仰的體驗？因此，信仰的投入性反思並非自閉式的反省，而是對上帝、對世界、對人開放的回顧與前瞻。

七、結論：方法與內容#

根據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觀察，「方法論的察覺總是在方法的應用之後，而非之前。」這意味著，方法的應用在先，方法論的建構在後。而且，田立克又敏銳地注意到神學方法與神學內容的緊密關聯，他說：「神學方法是源於對神學主題——基督教信息的先前了解，神學方法則預期神學系統裡的決定性主張，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循環。」

田立克的智慧足以洞察神學方法與神學內容的緊密相連：使用什麼神學方法，就會得著什麼神學內容；而主張什麼神學內容，就會使用什麼神學方法。神學方法預期神學內容，神學內容預設神學方法。神學的導論與神學的結論也是緊密相連：有什麼樣的神學導論，就會導致什麼樣的神學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