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聖、能力 ⋯⋯ 尤其是殉道的靈,教導我們在內心每日治死自己,也預備我們勇敢地把生命獻在拷問室與絞架上——若神的安排呼召我們如此。」
——安托萬·庫爾(Antoine Court)
亨利四世遇刺後的危機#
- 1610 年 5 月 14 日:亨利四世被狂熱者拉瓦亞克(Ravaillac)刺殺
- 對胡格諾派是雙重打擊:失去保護者,亦失去南特敕令的政治後盾
- 新王路易十三僅 8 歲,太后瑪麗·德·梅迪奇攝政
- 太后重申《南特敕令》以安撫胡格諾派
- 但她依賴的義大利顧問群轉向與哈布斯堡親近,路易十三與西班牙公主聯姻
- 引發胡格諾派數次失敗的起義
黎希留的政治化處理#
樞機主教黎希留(Cardinal Armand de Richelieu, 1622–1642)成為實際執政:
黎希留是天主教樞機,但宗教政策完全基於政治便利:
- 對外(三十年戰爭):暗中金援德境新教徒對抗哈布斯堡
- 對內:必須鏟除胡格諾派的政治勢力——並非因他們是「異端」,而是因為他們擁有由亨利四世授予的武裝堡壘城

雖為羅馬樞機,黎希留並不讓宗教考量影響其政策——甚至在敵國境內支持新教以給對方添亂
拉羅謝爾圍城(La Rochelle, 1627–1628)#
- 拉羅謝爾為胡格諾派主要堡壘
- 圍城一年;25,000 居民最後只剩 1,500 飢餓者投降
- 城防被夷平,所有教堂改回天主教彌撒
- 其他新教城市起義皆遭擊潰
寬容敕令(1629)#
- 拉羅謝爾陷落後,黎希留頒寬容敕令——胡格諾派宗教自由,但失去軍事堡壘
- 之後黎希留的注意力轉向哈布斯堡
- 黎希留時代後期,胡格諾派享有相對和平
從寬容到鎮壓#
馬扎然樞機(Mazarin)#
- 黎希留死後(1642)由馬扎然繼任,延續政策
- 路易十四 5 歲繼位,由太后與馬扎然攝政
- 拉羅謝爾陷落後數十年,法國新教徒享有相對寬容——勢力擴及各階層

馬扎然——黎希留的繼任者,幾乎完全延續其政策
太陽王路易十四的鐵腕#
- 1661 年馬扎然死,路易十四親政(23 歲)
- 「太陽王」不容任何人遮蔽其光芒;甚至對教宗也採高加林主義(Gallicanism,見第 19 章)對抗
- 然而正是這種「絕對統治」邏輯,使他不能容忍任何異端或異議
- 一連串「改宗」措施由柔轉剛:
- 勸說與輕度施壓
- 出錢「買」改宗——彌補改宗者的職業損失
- 1684 年派軍隊強迫「重新合一」(reunion)
《楓丹白露敕令》(Edict of Fontainebleau, 1685)#
- 廢除《南特敕令》——「在法國作新教徒成為非法」
- 立即大規模逃亡:胡格諾派散至瑞士、德國、英、荷、北美
- 由於難民多為工匠與商人,法國經濟損失慘重
- 有人推測此舉是日後法國大革命的遠因之一
「曠野中的教會」#
地下的秘密敬拜#
雖然法律上「不再有新教徒」,許多被迫改宗者繼續秘密聚會:
- 沒有教堂建築,便用田野、林中空地
- 夜間聚會、戒備森嚴
- 一旦被官府偵知——男人發配槳船、女人終生監禁、牧師處死、孩童送天主教家庭撫養
- 仍稱自己為「曠野中的基督徒」(Christians of the desert)
認罪「我重新合一」(Je me réunis)就能保命,但只有兩名牧師如此做;其餘無數人甘願就死。
末世狂熱與卡米薩派起義#
從荷蘭流亡的裘里厄牧師(Pierre Jurieu)公開研究《啟示錄》預言:
- 最後勝利將在 1689 年到來
- 預言鼓動了更大膽的活動,導致更多殉道
- 神祕經驗、異象、講方言、出神大量出現
於是出現了「卡米薩派」(camisards)武裝起義:
- 由農民組成,平時耕種、暇時打游擊
- 出征前讀聖經、戰場上唱詩篇
- 數百人牽制官軍兩萬五千人
- 軍方燒毀約五百座村莊,反而擴大起義
- 1709 年最後領袖被擒處決
- 1710 年英國終於決定支援,為時已晚
安托萬·庫爾與曠野教會的重生#
回到改革宗傳統#
- 安托萬·庫爾(Antoine Court):不信末世狂熱,倡議回到加爾文式秩序
- 1715 年召開法國改革宗第一次全國大會
- 沿用加爾文與貝薩的教導:民事權威應在所有事上順服,除非命令違反神的話
流亡神學院#
- 1726 年於瑞士洛桑建立流亡神學院
- 法國候任牧師赴洛桑受訓後潛回國內
- 1729 年庫爾本人遷至洛桑,培育整代地下傳道人
- 多次潛回法國巡視
終得寬容(1787)#
- 1767 年庫爾逝世時,改革宗在法國已穩固
- 迫害延續至 1787 年路易十六頒布宗教寬容詔書
- 在這漫長迫害期間:
- 數千男子被發配槳船
- 同樣數量的女子被終生監禁
- 兩位牧師認錯,無數人為信仰捨命
對啟蒙思想的影響#
像三十年戰爭一樣,「曠野教會」的迫害史,培養出許多人對教條與教條主義的深刻不信任。
伏爾泰(Voltaire)並不認同新教,但仍力挺胡格諾派——因為他認為「不寬容是荒謬且不道德的」。
那些「迫害與抵抗、恐怖與榮耀」的歲月,孕育了日後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