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亟需改革的時代背景#

十五世紀末，西方教會深陷腐敗與危機：

• 教廷的衰落：經歷亞維儂之囚（Avignon Papacy）與大分裂（Great Schism），教廷淪為法國工具或被多位教宗瓜分
• 文藝復興教宗：分裂結束後，教宗熱衷於文藝復興式的世俗榮耀，透過戰爭、賄賂、淫亂追逐古羅馬的輝煌
• 大公會議運動失敗：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大公會議（conciliarism）無力推動改革，因坐席的主教自身就受益於既存腐敗
• 聖職普遍墮落：神職獨身（celibacy）規定形同虛設，主教與教宗公然撫養私生子；修道院鬆弛為「悠閒生活的據點」與時髦沙龍

第五次拉特蘭大公會議（Fifth Lateran Council, 1512–1517）由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召開，名為改革，實為奪回政治控制權。會議於 1517 年 3 月閉幕——僅僅數月後，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揭幕了。

多重危機交織#

道德與信任的危機#

虔誠的神父與修士想忠於呼召，卻發現環境根本不允許：修道院已成休閒場所，教區神父往往是花錢買來的職位，而平信徒則開始質疑罪過深重的神職人員所執行的告解（penance）是否有效。歐洲的宗教良心因此被撕裂——既眷戀世代以來的母親教會，又無法忍視其失敗。

教義與學術的衝擊#

• 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後，拜占庭學者帶來大量手稿，揭示了千年抄寫造成的文本竄改與訛誤
• 西方學者開始能比對希臘文新約與通行的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e）
• 「回到原典」（ad fontes）成為改革派的共同口號，呼應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與胡斯（Jan Huss）等先驅的主張

社會與政治的劇變#

• 農民日益受地主剝削；末世運動（如 Hans Böhm 領導者）與農民暴動週期性爆發
• 教會反成壓迫者：高級神職人員的奢華與作為大地主的權力，被視為對窮人的背叛
• 封建制度瓦解，法國、英格蘭、西班牙等強勢君主國興起，要求限制主教領主的權力
• 拉丁語退守學術與教會圈，本土語言（vernacular）興起，民族意識萌芽，「一群羊歸一個牧人」的中世紀理想愈來愈像「外國干預的藉口」

西班牙模式：宗教裁判所與強制改宗#

西班牙伊莎貝拉（Isabella of Castile）與斐迪南（Ferdinand）治下，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權力空前膨脹：

• 由多明我會修士托爾克馬達（Tomás de Torquemada）主導，主要對付被指控「猶太化」（Judaizing）的改宗者
• 1492 年：所有猶太人須受洗或離開；約二十萬西班牙猶太人選擇流亡
• 格拉納達陷落後：原允許穆斯林自由信仰，但希梅內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推動強制改宗，導致暴動與血腥鎮壓
• 後又禁止摩爾人離境，強迫受洗，並透過裁判所追緝堅守舊信仰者

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包含後世稱為 water-boarding 的水刑）與其被政治、財產糾紛挪用的歷史，成為「宗教極端主義」最常被引用的負面案例。

兩種改革路線#

人文主義改革：伊拉斯謨#

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被譽為「人文主義之王」，他代表了一條溫和、學術導向的改革路線：

• 出身荷蘭中產，其價值觀反映商業中產：寬容、節制、穩定
• 鄙視繁瑣的經院神學，轉向古典文學與聖經、教父原典
• 著《基督精兵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描繪基督徒生活如同戰場上的紀律
• 主張基督教的核心是「合宜、節制、平衡的生活」，而非外在儀式或修道隔絕
• 「外面被聖水灑濕，若內心污穢有何益處？」——強調內在虔誠與道德重於繁複教義

伊拉斯謨期待的是「習俗的改革」（reformation of customs）：透過學術、教育與內在虔誠來淨化教會，而不是分裂教會。

改革被激化的命運#

當路德於 1517 年點燃改革之火，伊拉斯謨式的溫和路線立即被邊緣化：

• 雙方陣營都試圖拉攏他；他既與路德決裂，也拒絕支持天主教對新教的攻擊
• 他終生堅持寬容與節制，但兩邊都責備他——天主教指他與路德同謀，路德派指他是膽小鬼背棄福音
• 數百年後，新教與天主教史家終於同意他確實「擁有偉大的心智與心靈」

新世界與舊世界的交替#

當宗教裁判所運作之際，更宏大的變局正在發生：

• 地理大發現帶來新大陸
• 哥白尼、伽利略（Galileo）開啟新天文學
• 醫學、數學、物理蓬勃發展
• 印刷術讓知識迅速擴散

舊世界正在退去，新世界正在誕生。教會無可避免要回應這場巨變——有人試圖由內部改革，有人徹底與教廷決裂。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就是在這樣的張力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