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比卡斯提亞更早完成本土的收復失地運動。受地理夾擠，葡萄牙只能向海上發展。十五世紀上半葉，航海家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推動非洲西岸的探勘；1487 年船隊繞過好望角，1497 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抵達印度，開啟了從非洲、印度到東亞的龐大事業。

非洲：盟約、奴隸與冷淡的宣教#

1483 年葡萄牙抵達剛果河口，與曼尼剛果（mani kongo）建立友好關係。剛果國王恩津加・恩庫武（Nzinga a Nkuwu）受洗為「若昂（João）」，繼任者阿方索（Afonso）更為友善，並促成阿方索之弟亨利克（Henrique）由教宗利奧十世祝聖為剛果主教。然而歐洲神職並不服從這位非洲主教，最終剛果教會被劃歸聖多美葡萄牙主教管轄，雙方關係由合作轉為怨懟。

剛果以南的安哥拉（Angola）地區，葡萄牙人以武力直接掌控奴隸貿易；東岸的莫三比克（Mozambique）、蒙巴薩（Mombasa）等地則遭達伽馬以艦砲屈服。耶穌會士席爾韋拉（Gonzalo de Silveira）深入辛巴威傳教，並使當地國王受洗，後因傳言他是間諜而遭絞殺。整體而言，葡萄牙派往非洲的神職多為素質低下者，宣教只是貿易的附屬。

朝向旭日：印度、日本、中國#

教宗將非基督教世界一分為二後，整個東方歸葡萄牙。因領土遼闊難以征服，葡萄牙改採貿易策略，沿海建立軍事據點：紅海口、印度的果阿（Goa）、錫蘭、麻六甲（Malacca）、中國的澳門（Macao）。為免妨礙貿易，葡萄牙對宣教多採保留態度。

葡王若昂三世請求羅耀拉派耶穌會士東來，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獨自抵達果阿。他以搖鈴召集兒童教導要理的方式，逐步影響成人；隨後在漁人海岸（Fishery Coast）、印度南部與日本傳教，於 1552 年在華南近岸島嶼病逝，終未能進入中國。

沙勿略的改宗者多來自低種姓，他們將受洗視為脫離種姓的社會解放；但高種姓因此視基督教為顛覆社會的力量。同時，沙勿略一代將「歐化」與「歸主」混為一談——受洗者取葡萄牙名字、穿西式服裝，許多人甚至以為自己從此成為葡萄牙王的臣民。

「適應」策略：諾比利與利瑪竇#

下一代耶穌會士質疑將基督教與葡萄牙文化綑綁的作法，發展出「適應（accommodation）」路線。

• 諾比利（Roberto di Nobili） 在印度改穿婆羅門服飾、學梵文、吃素，並為高種姓信徒設立專屬教堂；他主張種姓制度屬文化而非宗教問題。此論最終被裁定過於極端而遭拒。
• 利瑪竇（Matteo Ricci） 在中國則精通漢語與儒學，以幾何、天文、製鐘等知識結交士大夫，1601 年獲准入北京宮廷。他不建教堂、不公開佈道，僅在友人小圈中傳教，留下以知識精英為核心的小規模信徒群。

利瑪竇的策略招致道明會與方濟會的反對，引發「禮儀之爭」：祭祖是否屬偶像崇拜、「上帝」一詞該用哪個中文字。當康熙皇帝得知爭議將由教宗裁決，深感震怒，認為一個不通中文的「蠻人」竟敢教中國人如何說自己的語言。

中國的「適應」之爭主要是文化問題，印度的爭議則更深：一個不批判種姓壓迫的福音，還算是真福音嗎？此問題在日後幾世紀始終縈繞不去。

巴西：糖、奴隸與抗議#

1500 年葡萄牙船隊意外發現巴西。先後以巴西木、甘蔗為經濟支柱。為取得勞力，殖民者先奴役印第安人，繼而從非洲輸入黑奴。1548 年葡王將巴西收歸王室直轄，並派耶穌會士隨總督前往；其領袖諾布雷加（Manoel da Nóbrega）的引言已說明他願以印第安人的勞役換取宣教秩序。

巴西的耶穌會傳教鎮與巴拉圭不同——刻意建在殖民者附近，便於提供勞力。然而新一代耶穌會士如維埃拉（António Vieira, 1608–1697）轉向批判，他怒斥葡萄牙殖民者「靠印第安人的血而活」，並如同前一世紀的拉斯卡薩斯般在葡萄牙宮廷奔走三十年。

受壓迫的印第安人與黑奴則發展出混合信仰：印第安人有「Santidade」彌賽亞運動，黑奴則融合祖傳信仰與基督宗教，使被官方基督教剝奪的尊嚴得以存留。

作者結論直率：葡萄牙在非洲、東方與巴西的早期基督教史「並不令人振奮」。宣教多半淪為殖民、貿易與奴役的附庸，遺害需多年才能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