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本章探討菁英制度（Meritocracy）如何成為身分焦慮的第三個重要來源。德波頓指出，貧窮本身在物質上從來都不愉快，但它對自尊的打擊程度，取決於社會如何解釋與歸因貧窮。在現代菁英制度興起之前，西方社會流傳著三個安慰窮人的故事；然而從十八世紀中葉起，三個全新的、令人焦慮的故事取而代之，使低社會地位變得更加難以承受。

本章的核心論點：菁英制度在帶來公平機會的同時，也為失敗者附加了羞恥感——在一個人人皆有機會的社會裡，貧窮不再只是不幸，而被視為應得的。

三個關於失敗的古老安慰故事#

德波頓指出，從大約西元 30 年耶穌開始傳道，到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社會的底層擁有三個具有強大心理安慰作用的敘事。

第一個故事：窮人並非自身處境的罪人，且是社會中最有用的人#

• 在中世紀社會中，社會分為教士、貴族與農民三個階級，這被視為上帝的旨意
• 然而，當時存在一種強烈的相互依存理論：農民階級被認為與貴族和教士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關鍵
• 約翰·索爾茲伯里（John of Salisbury）將窮人比喻為「雙腳」、富人比喻為「頭部」——雖有居高臨下之意，卻也提醒富人必須尊重窮人，正如人要走路就必須善待雙腳
• 艾爾弗里克修道院長（Aelfric, circa 1015）在其《對話》中主張：農民是社會中最重要的成員，因為沒有人能離開耕者提供的食物
• 漢斯·羅森普呂特（Hans Rosenplüt）的詩作《農民頌》（circa 1450）歌頌農民為上帝創造中最崇高的存在
• 中世紀的家父長制（Paternalism）雖帶有恩庇色彩，卻也要求富人承擔照顧窮人的責任

這些頌詞或許無法軟化農民耕作的泥土，但其背後的態度確實幫助農民建立了一種尊嚴感。

第二個故事：低社會地位不具有道德意涵#

• **《新約聖經》**證明了財富與貧窮都不是道德價值的準確指標——耶穌是最崇高的人，卻是窮人
• 基督教甚至偏向貧窮：財富容許人相信無需上帝恩典就能過上滿足的生活，因此被視為邪惡
• 窮人的苦難使他們更自然地轉向上帝尋求幫助
• 新約的寓言告訴窮人：富人無法穿過針眼、溫柔的人將承繼地土、窮人將最先進入天國之門

第三個故事：富人有罪且腐敗，其財富源自對窮人的掠奪#

這個故事大約在 1754 年至 1989 年間最具影響力，告訴窮人：富人透過掠奪與欺騙而非才能取得特權，且他們操縱了社會制度使窮人無法個別改善自身處境。

•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論不平等的起源》（1754）中提出：第一個圈地說「這是我的」的人，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創建者，也是無數罪行、戰爭與苦難的源頭
• 馬克思（Karl Marx）以看似科學的方式延續了盧梭的抗議：
  • 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內在的剝削動力——雇主以低於產品售價的工資僱用工人，將差額收為「利潤」
  • 所謂的「冒險精神」和「企業才能」不過是盜竊的委婉說法
  •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工人的聲音對資產階級說：「你也許是模範公民……但你是一個胸中無心的生物」
•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曼徹斯特親眼目睹工人的苦難，記錄了資產階級的冷漠——一位資產階級人士聽完他對工人區惡劣環境的描述後，只說了一句：「但這裡確實賺了很多錢。早安，先生。」

這三個故事的核心安慰作用在於：窮人是社會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塵世地位在上帝眼中無道德意義、富人不值得尊敬因為他們既不道德又即將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滅亡。

三個關於成功的新焦慮故事#

從十八世紀中葉起，三個全新的敘事逐漸成形，挑戰了上述古老的安慰故事。雖然這些新故事伴隨著物質生活的巨大改善，但在心理層面上，它們使低社會地位變得更難忍受、更令人焦慮。

第一個新故事：有用的是富人，而非窮人#

• 傳統經濟觀點認為財富主要由窮人（農民、勞動者）創造，富人則揮霍浪費
• 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1723）中徹底顛覆了這一觀念：
  • 富人的消費為下層階級提供了就業機會
  • 沒有富人，窮人很快就會死去
  • 富人可能虛榮殘忍，但他們的私人惡行帶來了公共利益（“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 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論奢侈》（1752）中重複了曼德維爾的論點：對多餘商品的追求才是創造財富的動力
•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中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
  • 承認金錢不一定帶來幸福，追逐「小飾品」的人是愚蠢的
  • 但他感激這些人的存在，因為整個文明都依賴於人們累積和炫耀財富的慾望
  • 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概念：富人「儘管只圖自己方便……卻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將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與平均分配給全人類相同的分配」
  • 在富人有充分貿易和發展機會的社會中，產出之豐足「既能滿足權貴的揮霍，也能充裕地供應工匠和農民的需求」

這個新故事對窮人極為不利：從經濟理論的英雄變成了僅有「有限功能性貢獻」的角色，有時甚至被指控因人口過多和依賴福利而消耗資源。詩人不再歌頌耕者的高貴。

第二個新故事：社會地位確實具有道德意涵#

這是本章最核心的轉變——從「地位與品德無關」到「地位反映品德」。

世襲制度的瓦解：

• 在西方社會中，職位曾長期依據血統和關係分配，導致無能的國王、不懂管理的領主、比主人聰明的農民
• 十八世紀中葉，人們開始質疑世襲原則：難道父親的企業一定要交給兒子，不論其智力如何？
• 有人以文學作為類比：選書時看的是寫得好不好，而非作者的父母是否出名。為何不將同樣客觀的判斷標準引入政治和經濟生活？

菁英制度的建立：

• 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在《人權論》（1791）中諷刺：「世襲的統治者就像世襲的作家一樣荒謬」
• 拿破崙成為第一位公開推行「才能開放的職業生涯」（carrières ouvertes aux talents）的西方領袖：
  • 廢除封建特權，設立榮譽軍團勳章（向所有階級的人頒發）
  • 開放高中（lycée）給所有人就讀
  • 1794 年創辦理工學院，向貧困學生提供慷慨補助（早期半數學生為農民和工匠子弟）
• 愛默生（Emerson）希望「每個人都被安置在他所屬的位置」
• 卡萊爾（Thomas Carlyle）猛烈抨擊貴族階級的寄生性：「終其一生什麼也沒做、對誰也沒有好處……卻坐享其成」

教育與就業改革：

• 美國在 1824 年開辦第一所真正的公立高中；到 1890 年已有 2,500 所
• 1920 年代引入 SAT（學術能力測驗）制度，由哈佛校長 James Conant 和 Henry Chauncey 開發，旨在以科學方式評估所有申請者的智力，打破舊有的偏見、種族歧視和勢利
• 英國在 1870 年引入文官競爭性入學考試，取代長期以來將公務員職位作為貴族家族安置無能親屬之所的做法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獅子與獨角獸》中主張：英國需要「一場有意識的、普通人反對低效率、階級特權和舊勢力統治的公開反叛」
• 美國通過一系列立法保障平等機會：《同工同酬法》（1963）、《民權法》（1964）、《就業機會均等法》（1964）、《美國身心障礙者法》（1990）等

菁英制度的暗面：

• 菁英制度位於兩種替代方案之間：平等主義（要求絕對平等分配）和世襲原則（自動繼承）
• 菁英制度容忍大量不平等，但要求起跑點完全平等
• 當職位和獎勵開始基於客觀考試和面試來分配，便再也無法主張世俗地位與內在品質完全無關
• 金錢獲得了新的道德品質：在菁英制度社會中，高薪和聲望只能通過天賦與能力獲得，因此金錢看起來成了品格的可靠指標——富人不僅更富有，似乎也更優秀

美國新教教派開始宣揚：上帝要求信徒在世俗和靈性上都有所成就。財富被描述為上帝對聖潔的獎賞。洛克斐勒毫不諱言地說是上帝讓他致富；麻州主教威廉·勞倫斯（1892）宣稱：「長遠而言，財富只降臨於有道德的人。」

• 菁英制度讓無數有才華的人得以施展抱負——這是其正面意義
• 但其必然的暗面是：如果成功者應得其成功，那失敗者也必然應得其失敗
• 在菁英制度時代，貧窮不僅令人遺憾，更看似理所應得
• 在沒有繼承或出生優勢的情況下取得財務成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個人肯定；但同時，財務失敗也伴隨著前所未有的羞恥感——而這是古代農民（從未被賦予任何機會）所幸免的

第三個新故事：窮人有罪且腐敗，其貧窮歸咎於自身愚蠢#

隨著經濟菁英制度的興起，窮人從被稱為「不幸的人」（unfortunate）轉變為「失敗者」（failures），從慈善與愧疚的對象變成了蔑視的合理目標。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 主張所有人面對公平的資源競爭；勝出者並非因為不當優勢或運氣，而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更優秀
• 富人的優越不是道德上的，而是自然的——他們的種子更強、心智更敏銳，是「人類叢林中的老虎」
• 生物學成為新的、類似上帝般的概念，決定了誰該富、誰該窮
•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更進一步主張：窮人的苦難和過早死亡有利於整個社會，不應被政府干預所阻止
•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社會靜力學》（1851）中主張：「在自然秩序下，社會不斷排出其不健康、愚笨、遲緩、猶豫不決、不忠的成員……如果他們不夠完整而無法生存，他們就會死去，而他們死去是最好的。」

反對福利與慈善：

• 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在《自助》（1859）中反對政府援助：「為人們所做的一切，都削弱了他們為自己做事的動力和必要性……沒有任何法律能讓懶惰者勤奮、浪費者節儉、醉漢清醒。」
• 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雖然行善，卻在自傳（1920）中表示：「所謂慈善中每花出一千美元，有九百五十美元不如扔進大海……真正有價值的人永遠不需要施捨。」

在菁英制度社會的嚴酷氛圍中，人們開始論證社會階層嚴格反映了每個人的品質，任何慈善、福利、重新分配或單純的同情心都變得——方便地——「不必要」了。

結語：菁英制度的雙刃劍#

德波頓引用了社會學家麥可·乘（Michael Young）在《菁英制度的興起》（1958）中的話：

「今天所有人，無論多卑微，都知道自己曾擁有一切機會……如果他們反覆被貼上『笨蛋』的標籤，他們再也無法假裝……他們難道不必承認，自己的低劣地位不是因為過去被剝奪了機會，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低劣的嗎？」

本章最後以一句精煉的總結收束：

對貧窮的傷害之上，菁英制度又加上了羞恥的侮辱。

這就是菁英制度作為身分焦慮成因的完整邏輯鏈：當社會宣稱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成功完全取決於個人才能與努力時，失敗便不再是系統性不公的結果，而成為個人缺陷的證明。這使得現代社會中的地位焦慮，比任何世襲等級制度時代都更為深刻、更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