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惕。
——Thomas Jefferson
良心也會打盹#
良心是「意義的創造者」。它源自我們對他人的情感連結,把生命從一場無聊的支配遊戲中拉回來,讓我們在每一次節制中與另一個人建立連結。問題是:在那 96% 並非反社會者的人身上,良心會不會動搖、削弱、甚至沉睡?
會。 即使是正常人的良心,也並非每分每秒都運作在同一強度。
身體狀態如何影響良心#
良心會被一些與道德毫無關聯的因素削弱:
- 病痛、發燒、疲倦、受傷:身體被佔據時,所有情感功能都會被壓縮
- 荷爾蒙與性慾:根據美國領養資訊中心的數據,15%-18% 的新生兒在受孕當下「並非母親想要」——多半是身體慾望短暫遮蔽了良心的結果
- 生理性疾病:思覺失調症等可能讓人在妄想驅動下做出違反自己良心與意志的行為
重新想像 Joe(第 1 章主角)正發著 39°C 的高燒開車去開會。他可能根本沒餘力臨機應變掉頭回家餵 Reebok。即便最後仍掉頭,我們也會把這舉動視為「微小的英雄行為」——這正暗示了我們承認「強烈的疼痛或恐懼,常常蓋過良心的聲音」。
但生理因素並無法解釋大多數新聞中令人髮指的惡行:思覺失調症患者不是有組織的恐怖份子;牙痛不會引起仇恨犯罪;不安全性行為不會發動戰爭。那是什麼會?
道德排除:當「他」變成「它」#
作者描述自己 2002 年參加家鄉 7 月 4 日的三層樓篝火晚會。當篝火頂端裝飾的「小屋」被火吞噬時,群眾鼓掌叫好。她在炎熱與興奮之中突然想到 16-17 世紀的女巫焚燒——而後想到一個更尖銳的假設:
如果火堆中燃燒的是 Osama bin Laden,這群守法、上教堂、非暴力的美國人會怎麼反應?
也許不會是噁心與恐懼,而是某種程度的接受甚至歡呼——因為在他們眼中,Osama 不是「人」,而是一個「它(it)」。良心的介入機制對「它」不再適用。
這個現象被學者 Ervin Staub 在《邪惡的根源》(The Roots of Evil)中稱為「道德排除」(moral exclusion)。
歷史上被「降格為非人」的群體#
人類歷史上不斷出現被排除在道德圈之外的「外群體」(out group):
- 黑人、共產黨員、資本家、同性戀、原住民、猶太人
- 外國人、「女巫」、女性、穆斯林、基督徒
- 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窮人、富人、愛爾蘭人、英國人、美國人
- 僧伽羅人、坦米爾人、阿爾巴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
- 胡圖人、圖西人、伊拉克人……
一旦對方變成「它」,加上權威下令,幾乎什麼都做得出來——把人趕出家園、射殺其家人、活活燒死。
良心並沒有消失,它依然嚴格——但只適用於「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不適用於你。
國王的新衣:領袖的角色#
當良心陷入深沉昏睡,政治領袖與重要人物對「群體良心是否能甦醒」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 道德型領袖:用務實方式處理苦難與不安全感,而不是用替罪羊取代解方
- 無第七感的領袖:以恐懼為基礎的宣傳放大破壞性意識形態,把外群體描繪為「美好生活的唯一阻礙」、把衝突包裝成善惡之戰
第二類領袖反覆出現的原因,與一個更根本的人類傾向有關——我們被設定為服從權威,即使那違背自己的良心。
米爾格倫服從實驗#
1961-1962 年,耶魯大學教授 Stanley Milgram 設計了心理學史上最震撼的實驗之一,目的就是要把「服從權威」與「個人良心」直接對撞。
Milgram 的設計:
- 兩名陌生男子到實驗室參加「記憶與學習」實驗(酬勞 4 美元 + 0.5 美元車費)
- 一人為「學習者」,被綁在椅子上接電擊;另一人為「老師」,操作 30 段電擊強度(15-450 伏特,標籤從「輕度電擊」到「危險:嚴重電擊」)
- 學習者答錯就要施以電擊,每次提升一段
- 真正的受試者其實是「老師」;學習者是受訓的演員,不會真的被電
- 主試者(白袍 Milgram 本人)站在後方,不斷說:「請繼續」「實驗要求你繼續」
學生的預測 vs. 真實結果#
| 預測 | 實際發生 |
|---|---|
| 一聽說有電擊就會走人 | 多數人留下 |
| 學習者求釋放(150V)後就會反抗 | 40 人中有 34 人(85%)繼續 |
| 只有極少數變態才會推到 450V | 25 人(62.5%)一路按到 450V,全程從未拒絕主試 |
實驗結束後,演講廳通常會陷入至少一分鐘的死寂。
Milgram 的後續變體#
- 不必親自按開關,只負責唸題目 → 92.5% 的人配合到底
- 改以女性為受試者 → 服從率幾乎一樣(但她們報告更多壓力)
- 全美各校重複實驗,逾千名受試者,男女皆有 → 結果一致
Milgram 的著名結論:
「相當一部分人會做被命令的事,無論行為本身的內容是什麼、不受良心限制——只要他們認為命令來自具有合法性的權威。」
機制是受試者進行了一種「思想調整」(adjustment of thought):把自己視為外在權威的代理人,把責任全部歸於對方。
良心會在哪裡劃線?#
服從權威的程度,受三項因素強烈影響:
1. 權威的「合法性」#
- 在 Milgram 的研究中,少數拒絕繼續的人之一是位 32 歲電機工程師
- 他把白袍科學家視為「至多是同等的智識同儕」,因此能保持自己的良心判斷
- 教育有時能讓「感知到的權威差距」拉平,讓個人成為自己良心的權威
2. 權威的「外觀」#
- 把白袍科學家換成「普通人」下令 → 服從率從 62.5% 降到 20%
- 在電視時代,幾乎任何人都能被打造成貴族化、超越生活尺度的權威——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
3. 權威的「物理距離」#
- 主試者離開房間 → 服從率降低三分之二
- 主試者不在場時,受試者會「作弊」,只用較低的電擊強度
戰爭:良心的最後底線#
權威的「靠近與否」對戰爭中的服從特別關鍵。人類的良心對「殺人」這條線格外頑強——頑強到軍方必須發明各種方法來繞過它:
- 必須由現場的權威下令:否則士兵會「作弊」——故意瞄歪或不開槍
- 二戰歷史學家 S. L. A. Marshall 的紀錄:將領在場時幾乎所有士兵都開槍;將領離開後,開火率立刻降到 15%-20%
- 士兵在「不被命令殺人」的時段顯得特別放鬆——並非因為更安全,而是「終於不必殺人」
- Lt. Col. Dave Grossman 在《On Killing》綜合美國南北戰爭、一戰、二戰、越戰、福克蘭戰爭等歷史證據,得出結論:
- 「歷史上絕大多數戰士在能殺、應殺敵人的關鍵時刻,發現自己其實是良心拒服兵役者」
- 「人並非天生的殺手」
要讓正常人能用刺刀刺穿陌生人、扣下扳機殺人,必須經過:
- 仔細的訓練與心理制約
- 戰場上現場權威的命令
- 道德排除的助長:稱敵人為 Krauts、slants、gooks 等去人化標籤
- 把戰爭包裝為「善惡之戰」、「神聖使命」——而良心本身就珍視「正義感」與「歸屬感」,因此特別容易被這套說詞欺騙
戰爭創傷的證據#
研究越戰退伍軍人發現:
- 被迫殺人的士兵,極可能立刻並終身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TSD),伴隨憂鬱、離婚、成癮、潰瘍與心臟病
- 未被置於必須殺人的位置的士兵,PTSD 發生率與從未派駐前線者相當
良心對「殺人」設下的紅線是如此堅實,連戰爭創傷的分布都印證了:殺人本身才是創傷的核心,而非戰場本身。
服從 6,良心 4#
在公開挑戰權威時,違抗者也會付出心理代價——他常感到自己背叛了某個曾宣誓效忠的對象。Milgram 指出:
- 服從是被動的;只有違抗者必須背負「自己行動的責任」
- 勇氣是「儘管痛苦或恐懼,仍依良心行事」
- 力量則是「儘管權威要求,仍能讓良心保持清醒」
一個假想的 100 人社會#
| 類別 | 人數 |
|---|---|
| 反社會者 | 4 |
| 有良心但服從權威 | 96 × 62.5% ≈ 60 |
| 有良心且能違抗 | 96 - 60 ≈ 36(約三分之一) |
36 vs. 64——並非絕望,但也不輕鬆。
而且還有一個額外的挑戰:多數反社會者是看不見的。
下一章將進入這個議題——以一個叫 Doreen Littlefield 的非凡案例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