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做的決定」定義一家公司#
我帶領聯合廣場餐飲集團(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追求和多數領導者一樣的目標——卓越、成長與獲利。但我的掌舵風格,是在「安全」「刺激」與「走人煙稀少的路」之間取得平衡。我把新的商業機會視為探索與學習的機會,而非無限擴張的許可證。
- 我無意開出最多家我們能力所及的餐廳——那既魯莽,也會讓一家以「有意義的人際互動」為成功根基的公司失去靈魂。
- 一天永遠只有二十四小時,我如何謹慎選擇花用時間,就決定了我與同事們做事的風格。
我一直相信:你能從一家公司「不做的交易」看出的東西,不亞於它「做了的交易」。我們很多成功,正來自於對那些初看誘人、實則不智的機會說「不,謝謝」。
有時我懷疑,我們靠「選對該拒絕的事」賺到的錢,比靠「選對該答應的事」賺到的還多。
理解一個「不」的決定背後有什麼,本身就是一門值得學的學問——分析你沒做的交易,是一門藝術。
多年來,我們婉拒了賭場、時尚旅館、高級購物中心、火車站、運動場、機場、辦公大樓裡開餐廳的大方邀約。許多拒絕都源於一個直覺:我們置身其中的那個「框架」就是不對。
- 這像畫廊主人:選好一件好作品後,不只要用最恰當的方式裝框、懸掛、打光,更要問最重要的問題——這件作品,到底屬不屬於這間畫廊?
- 要有把握地做這種判斷,前提是清楚知道你是誰、你的產品或品牌對利害關係人代表什麼。
- 即使情境對了,簽約前我還會做一次「直覺檢查」(gut check),衡量自己的個人平衡——因為新專案會從各方面考驗我和同事。
我和資深團隊有時為了一個最終不會接的案子,做多達十五次的探索性接觸。每一步都是在了解交易細節,更是在「試穿看看」——感受一下說「好」是什麼滋味。太多人一頭栽進交易,卻沒先想清楚事業是否真的需要它。
評估新事業的「Yes」標準#
當我們考慮是否投入一個新事業時,會用以下九項標準逐一檢視:
- 機會契合並強化公司整體的策略目標。
- 機會能創造出被視為開創性、首開先河、新鮮的事業。
- 時機正確——尤其要有足夠且本身渴望成長的關鍵員工。
- 我們相信自己能在所追求的利基中成為領頭羊。
- 我們相信現有事業會因(或不至於因)追求此機會而受益、進步。
- 我們對這個點子感到興奮與熱情,做它會是學習、成長與樂趣。
- 我們對在這個社區做生意感到興奮。
- 情境契合——餐廳與做生意的風格與其所在地和諧一致。
- 深入的預估財務分析(pro forma)讓我們確信這是明智、安全的投資。
靈感來自記憶,拒絕來自情境#
我創業靈感最大的來源,始終是自己豐富的個人記憶與興趣。例如我熱愛運動,至今仍追看家鄉球隊聖路易紅雀(St. Louis Cardinals)的每場比賽。運動是娛樂,外出用餐也是;好的飲食體驗能讓看球更盡興。如今我們已在外燴、漢堡、熱狗、冰淇淋、烤肉等領域累積經驗,這些都能輕易移植到運動場。若有合適的機會在對的時機出現,我願意認真聆聽。
但更多時候,情境讓我們說「不」:
- 教堂咖啡館:曼哈頓有些美麗老教堂坐落在精華地段卻日漸閒置,有人提議在附屬空間開咖啡館以吸引人潮並為會眾創收。它同時滿足「社區」與「開創性」標準,值得開一次會——但接下來呢?我們哪位員工會覺得這是滿意的職涯選擇?我們對經營教堂咖啡館的熱情在哪裡?
- 拉斯維加斯等異地分店:我們考慮過在拉斯維加斯、邁阿密、東京等地開現有餐廳的第二家。拉斯維加斯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幻覺與夢幻」行銷者,這讓它不太可能成為一家有靈魂、真實餐廳的合適情境。
Union Square Cafe、Gramercy Tavern、Eleven Madison Park 不是「概念」(concept),而是「源自、屬於、為了」其社區而生的餐廳。我必須理解這一點並據此行事——我們在紐約打造的長期成功,奠基於「真實的場所感」,而非販賣幻覺。
當然,未來若情境、時機、價值都對了,也許會有那麼一天。例如我不排除在拉斯維加斯開 Blue Smoke 或 Tabla——這類有強烈主題的餐廳,反而更適合那個情境。但前提是:Blue Smoke 在紐約本店已穩健;組織有足夠的管理與廚藝深度,讓我不必親自不斷往返各地,以免賠上公司平衡、個人平衡與陪伴家人的時間。
別把氣球吹爆#
無論何時何地開新店,我們都必須在所有層面具備滿足賓客高品質期待的人才與能耐。而如果現有事業沒有持續進步,擴張就失去了全部意義。
想想氣球:不充氣就不算氣球,但一旦吹進太多氣,它就會爆。我親眼見過父親因擴張過快而付出的代價,所以對「往氣球裡吹太多氣」格外警惕。
餐飲業的失敗,往往正是因為擴張過度——品質下滑,組織承接不住。
我的「廚房內閣」與決策共識#
身為領導者,我學會了帶著適當急迫感果斷決策,但我總偏好先在同事間建立共識再行動。這過程或許漫長,但只要決定的精神與我所想一致,納入眾人觀點能讓計畫更完整,也讓負責執行的人更願意支持。
每週二早上,我會與這個「廚房內閣」開九十分鐘的會,討論並辯論公司的策略方向。每位顧問都代表自己在公司的核心角色發聲:
- David Swinghamer(策略事業發展資深副總)——「未來與前進部長」,擅長想像、架構、設計新專案,並建立與分析財務模型。
- Paul Bolles-Beaven(人才資深副總)——告訴我我們是否有足夠的人力深度與訓練系統來支撐成長。他是唯一從一九八五年第一天就跟著我的同事,深知我與我們的運作之道。
- Richard Coraine(營運資深副總)——我評估「能不能真正執行」的祕密武器,是終極務實派,當成長速度超過執行能力時絕不讓步,因為出事時收拾爛攤的就是他的團隊。
- Michael Romano(廚藝資深副總)——偏向風險規避、高度分析,擅長釐清食譜細節、阻止半生不熟的計畫,並貢獻廚房設計與料理智慧。
- Richard Goldberg——「智慧守護者」,退休前是 Proskauer Rose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思慮深刻的良師。
- Jenny Dirksen(社區投資總監)——「議程守護者」,負責記錄以確保我們說到做到,也自由表達異議或新觀點。
我積極尋求並受益於夥伴們的意見,過程常產生健康的張力,對話總是坦率、熱情而具建設性。單方面決定要成長不是我的風格,我相信那也不會帶來最佳結果。
延伸:Audrey 與「生活平衡部長」
即使一筆交易的所有商業面向都已被剖析殆盡,我總會問妻子 Audrey——我的「生活平衡部長」。她通常對「一個看似不錯的商業決定,對我和家庭是否真是好事」有自己的看法,也總是第一個察覺我失衡並點醒我。
她知道我面對新機會時,就像登山者打量另一座山:從遠處看誘人,近看卻常發現遠非如此。我享受攀登途中認識每一群新夥伴——主廚、總經理、廚師、侍者、訂位員——和全新班底一起創造新事物的喜悅,是我享受成長的重要部分。我也會在決定前諮詢一小群長年信任的朋友與導師。「你到底在想什麼?」對我天馬行空的夢想來說,從不是罕見或不受歡迎的回應。
那些「沒走的路」#
我不後悔任何一個「不」的決定,但至今偶爾仍會為一九九〇年代初放棄 Union Square Cafe 隔壁的 Metropolis Cafe 空間而惦記——主要因為我幾乎每天都會走過那裡。那空間正對廣場、有一道狹長露台,宛如羅馬 Via Veneto 的咖啡座。情境與地點都理想,問題出在時機——早了幾年。一九九一年的我,情感上還沒準備好開第二家店,公司也還沒準備好。
為了檢驗我有多想要一個空間或一筆交易,我總會問自己:如果這筆交易免費送我,我會做嗎?
聽來簡化,但很管用。而且信不信由你,我的答案多半是「不」。
一九九三年我和 Tom Colicchio 為日後的 Gramercy Tavern 尋址,走進剛歇業的 Coach House——它曾是輝煌的美式餐廳,如今霉味瀰漫。「就算免費我也不想要,」我說,Tom 完全同意。不久後 Mario Batali 與 Joe Bastianich 在同一空間開出大受歡迎的 Babbo——他們的直覺告訴他們那空間對「他們的」願景是對的,只是對我們不對。
選餐廳空間就像試穿新鞋:風格要對、尺寸要合、感覺要好,否則我寧可不買。我婉拒過不少幾乎免費的「甜心條件」。免費這件事本身,並不會讓一筆交易變得明智或值得進行。
而且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即使房東或開發商願意分攤建店成本,背後也有真實而自然的「所有權期待」:
- The Modern 是我們的餐廳,卻必須與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整體目標和諧運作——我們被禁止用它辦婚禮或募款餐會,那是兩項典型的高利潤業務。
- Eleven Madison Park 與 Tabla 也是我們的,但須顧及它們所在巨型辦公大樓(瑞士信貸總部)的目標。例如九一一後大樓加強安全,我們得縮小 Tabla 戶外露台的供餐區,以容納防衝撞的混凝土花台。
同時對的時機與情境,缺一不可#
我不採取「後視鏡」式的人生,通常都向前直視。但我會花時間分析自己「不前進」決定的明智與否——這需要充分的自我覺察與一些後見之明。
有些「不」很難:有的是對的公司、錯的時機;有的是對的時機、錯的契合。一個「Yes」必須同時滿足這兩項標準。
我的遺憾從不是結論下錯了,而是我在那個精準的時間點,為公司所需做了一個雖然正確、卻艱難的決定。
以下幾個案例,正是「時機」與「情境」反覆把關的結果:
- W Hotel(1997 / 1999):Starwood 邀我們為其紐約首家 W 飯店做餐廳。我有三項顧慮——時機(當時正在構思 Eleven Madison Park 與 Tabla)、地點(我仍堅持要能從家走五分鐘到每家店)、情境(他們強調「時髦」trendy 而非「恆久」enduring,我的天線就豎了起來)。一九九九年他們再度來邀聯合廣場旁的 W,時機與地點都對了,品牌也成功了,但情境仍過不了直覺關——Tabla 才在八個街區外開幕。兩次都婉拒。
- Gramercy Park Hotel(2004):旅館業者 Ian Schrager(Studio 54 創辦人)邀我們進駐他重新打造、俯瞰公園、離家咫尺的高檔飯店,開出近一千二百萬美元規模的條件。他說自己「變了」、要做傳世傑作、低調求品質,幾乎要說服我了。我警告他:「我要確保我們不是把一個時髦的框,套在一幅傳統的畫上。」最後是「時機」救了我——MoMA 專案讓我們連作夢的時間和心力都沒有,於是再次婉拒。
介於 No 與 Yes 之間:「還不是時候」#
還有一種「沒走的路」,既非斷然拒絕,也非毫無保留的答應——一個此刻不該追、未來卻可能變對的機會。
JetBlue 航空邀我們經營機場餐飲攤位。光是認識這家「員工優先」、文化與我們高度契合的公司就值得一聽;九一一後旅客在機場的「滯留時間」(dwell time)大增,銷售潛力可觀。但同樣地,MoMA 開幕在即,我們缺乏額外的組織能耐。
- 說「還不是時候」的風險是,機會可能被更有準備的公司拿走。
- 但我們希望:只要與 JetBlue 建立穩固關係、不拿品質與名聲冒險,某天這機會就可能與我們的時機接上。
- 何況我們正要為 Hudson Yards Catering 蓋一座大型場外廚房,而 Blue Smoke、Shake Shack、Cafe 2 等事業也都能順利移植到航廈。
時機就是一切。判斷「該不該進」一筆交易是門藝術,判斷「未來會不會想進」更是。尤其當時機是不成交的決定性因素時,與潛在夥伴保持密切聯繫是有價值的——今天的交易也許日後蒸發,也可能演化成更大、更好、更有層次的東西。耐心自有回報。
Time Warner Center 與女兒的一課#
我想以自己的方式擴張公司。我對公司不變的長期願景是:無論交易多誘人,一切都從屬於「情境」。
二〇〇〇年代初,我們短暫考慮過進駐哥倫布圓環的 Time Warner Center。開發商認為多家頂級餐廳群聚會形成「臨界量」而成功——但這正是我不安的地方。在我看來,這機會幾乎處處不對:
- 紐約人(包括我)更愛去「本身就是目的地」的街面餐廳,而非藏身購物中心高樓層。
- 購物中心這個「框」,無法為我們可能開的任何餐廳增添價值。
- 進駐這裡無法代表我們這種公司的任何成長或進化——沒有真正可投入的社區,也沒有可創意填補的利基。
真正讓我確信決定正確的,是某天我載著八歲女兒 Hallie 看完足球賽回家。車陣緩緩經過當時還只是個深坑的工地,我問她:「如果爸爸在那裡開一家餐廳,妳覺得怎麼樣?」我向她描述未來的豪華飯店、爵士廳、CNN、高樓住戶、商店與其他四五家好餐廳。
Hallie 卻哭了出來:「我絕不要你開一家『人們是為了別的原因才去』的餐廳。人們來你的餐廳,是因為他們就是想待在你的餐廳。」
那天,我把 Hallie 加進了我的非正式顧問名單。她用她睿智的方式告訴我:這個情境,對我們公司並不對。
多年來我聽過商業圈的咒語「地點、地點、地點」(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但我的經驗指向一個更關鍵的貢獻者:情境(Context)。
想想 Tiffany 著名的藍盒子。盒子就是「情境」,強烈暗示了你能期待裡面有什麼。盒中之物未必是你預期的禮物,但必定要與「屬於 Tiffany 盒子」的期待一致。盒子提升了內容物的價值,內容物也反過來支撐、定義了藍盒子的意義。那不是地點,那是情境!
不久後,我有機會向 Hallie 提起另一個機會——同樣在數千人為「別的目的」聚集之處,但這次:現場除了我們沒有別家餐廳,我們有自己的賓客入口,能為本就會造訪此地的人,在「用餐」這件事上添上新對話。
在許多意義上,在現代藝術博物館開設 The Modern 與兩家訪客咖啡館,是我做過最大的一場豪賭,也是對組織核心價值與能耐的考驗。我們將在概念、情境與複雜度上踏入全新領域。但若要為「成長與延展」舉一個例證,這就是了——若能成功,它將為我們的事業敞開無法想像的新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