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核心問題#

本章追問：對「自然」（nature）本身的興趣——在科學、藝術、倫理上——是怎麼興起的？是「減法故事」所說的「人們終於擺脫宗教、自然興趣顯露出來」嗎？泰勒（Charles Taylor）給的是一個更曲折的「鋸齒狀」（zig-zag）敘事。

反駁「減法故事」#

對自然「為其自身」的興趣，並非從一開始就是「擺脫上帝」的步驟。它源自基督教自身的虔敬轉變，並在歷史中被一連串「非預期後果」推往新的方向。

泰勒指出，自然興起的「自主化」與虔敬轉變交織難分：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恩典不取消自然，而是完成自然」（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 sed perficit）
• 沉思事物本性，不是轉離上帝，而是另一條與上帝相遇的路：自然是其創造
• 對受造物完美的減損，就是對神聖力量完美的減損

自然興趣的兩股靈性動力#

泰勒鋪陳兩種看似對立、卻共同推動「自然自主化」的虔敬模式：

1. 將世界視為神聖言行所在的舊路徑#

• 中世紀修院靈修——把麵包讀為曠野的嗎哪、逾越節、最後晚餐、天上筵席
• 重視神的「言行」而非整全秩序

2. 將世界視為神創的整全秩序#

• 將宇宙視為「universitas mundi」——一具宏偉的豎琴（cithar），上帝把不同的弦張上去發出多樣的聲音（聖奧諾里烏斯，Honorius of Autun）
• 雨果·聖維克多（Hugues of St. Victor）：「整個可感知的世界，宛如上帝用手指寫下的書」

對第二路徑而言，自然的「自主性」並未抹去事物的象徵與寓意意義——只是這些意義現在落在和諧秩序的背景下被理解。

福音化的轉向#

第二股動力來自十二、十三世紀的福音化運動：

• 從院修為主轉為深入俗世、走入人群的使徒生活
• 方濟（Francis of Assisi）與道明（Dominic）的新修會：行走的傳道者
• 對「受苦的基督」的虔敬取代了「審判的基督」（如東正教 Pantocrator）
• 強調道成肉身：基督是我們的弟兄，與我們同在

喬托（Giotto）在亞西西教堂的壁畫之所以呈現具個體性的真實人物，並非「宗教動機之外」加上世俗動機，而是這種新的屬靈姿態的內在表現。

唯名論與「機械化的世界圖像」#

進入新階段：唯名論革命改變了自然的意義。

• 奧坎（William of Ockham）的動機：保護上帝的主權（potentia absoluta），不讓事物的本性反過來限制神的意志
• 結論：事物的目的不在其本身，而是來自神的目的——這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立場的起點
• 最終結果：「世界圖像的機械化」——目的因被驅逐，只剩動力因
• 培根（Francis Bacon）式的科學觀隨之出現：假設的真理性由其所能成就的效果來驗證

這套變化看似純然神學動力推動，但泰勒指出它與新興的人本主義——即把世界看作可建構、可塑造的對象——形成「相互促成」（mutual facilitation）的關係。

文藝復興的「禮儀文明」（civility）#

「civility」是現代「文明」（civilization）的祖先，但意義更加緊張、更具規範性：

• 對比的是「蠻荒」（savage）——森林對城市
• 包含三重意涵：
  • 有序的治理——法律、長官、政府機器
  • 內政和平——禁止吵鬧、隨機暴力、公開鬥毆
  • 教養與品味——技藝、自我控制、彬彬有禮

文藝復興菁英很清楚 civility 並非既有的成就，而是戰鬥性的理想。每一代的貴族青年都需被重新規訓，平民更是長路漫漫。

文明 vs 自然：野蠻是有待馴服的原料#

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用了一個經典意象：「喀耳刻（Circe）的魔杖」——能馴服人與野獸，使他們從凶悍變得服從。Civility 意味著：

• 對自身進行加工，而不是接受現狀
• 把自身視為可被重塑的原料
• 並非「兩種文化」的差異，而是「文化 vs 自然」的差異

為什麼菁英要積極地改造下層階級#

歷史上的菁英階級多半樂於享受其優越地位，並不熱衷於把其他階層改造成自己。為何近代早期的菁英反而要主動「改造下層」？泰勒整理了多重動機：

• 負面動機 1：恐懼——人口增加、流民問題、犯罪、疾病威脅公共秩序
• 負面動機 2：心理性的不安——當自己努力自律時，看到他人放縱會深感受擾（典型如對狂歡節、性放縱的厭惡）
• 正面動機 1：富國強兵——軍事力量需要稅收，稅收需要生產，生產需要紀律、健康、勤勉的人口
• 正面動機 2：宗教改革推動的「普遍化的義務感」——所有信徒都該活出福音的呼召
• 正面動機 3：教化本身被視為對人民的善——一種感受到的責任

五類紀律化工程#

從十六世紀開始，菁英對「失序」的容忍快速下降。出現五類交織的計畫：

1. 新型「濟貧法」#

• 中世紀視貧者為聖化的場域：施捨即是給予基督
• 新法區分「能工作而不工作」與「真正無依」，前者受罰、後者受控
• 進入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大禁閉」（le grand renfermement）的時代——窮人、瘋人、無業者被集中管理
• 阿姆斯特丹 Rasphuis 工場：怠工者被關在水位緩升的牢房

2. 壓制民間文化#

• 攻擊狂歡節（Carnival）、放縱節慶、教堂中的舞蹈
• 伊拉斯謨（Erasmus）斥西恩納狂歡節「不基督」
• 結果是 Peter Burke 所謂「上層階級從民眾文化中撤退」

3. Polizeistaat（治理良好的國家）#

• 十七世紀絕對主義、重商主義國家透過法令塑造臣民
• 經濟、教育、靈性、物質福祉一體規劃
• 目的是內化的「自我紀律」（self-discipline）

4. 高效的治理結構#

• 普魯士的官僚與軍隊紀律
• 哥爾斯基（Philip Gorski）指出，其紀律與奉獻精神來自新斯多噶主義與喀爾文派 / 虔敬派的信仰

5. 紀律化方法的繁殖#

• 軍事訓練：把動作分解、標準化、反覆操練（後傳入學校、醫院、工廠）
• 自我訓練：耶穌會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的「屬靈操練」
• 思想方法：笛卡兒（René Descartes，耶穌會 La Flèche 學院出身）所提倡的有方法的沉思

改革派靈性與社會秩序的「無縫接合」#

文明（civility）與虔敬（piety）的目標雖然概念上可區分，但在實踐中經常無縫結合、相互滲透。

• 加爾文（John Calvin）的日內瓦、博羅梅奧（Charles Borromeo）的米蘭，都是兼及宗教、道德、公共秩序的全方位計畫
• 加爾文派與清教徒把「聖徒」想像為新社會秩序的支柱：勤勉、有節制、可預期、可結盟
• 信仰所結出的「秩序」既是個人聖潔的結果，也是社會改造的工具
• 波蘭神學家亞 ·拉斯基（Jan Łaski）描繪的「正確改革的社會」——王公平靜、戰爭停止、兒童受教、聖禮純正、貧者受顧、淫窩廢止——展示了這種整全的改革議程

Poiesis 進入 Praxis：意志的中心化#

本章最深的論點：製作的姿態（poiesis）開始滲透實踐的領域（praxis）。

古典倫理學（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斯多噶）的主導意象是「靈魂的和諧」——德性是把已經存在於人性中的形式（form）扶出來。新近代倫理則是：

• 把自己的低等本性視為惰性原料，必須由意志強加形式
• 意志（will）的對比從基督教的「善 / 惡之愛」（奧古斯丁的 charity vs concupiscence）轉軸為「強意志 / 弱意志」
• 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成為德性追求的基本姿態

這項轉變與下列三項在思想結構上彼此呼應、互相強化：

• 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費奇諾（Marsilio Ficino）、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科學由人的建構活動所成
• 自然科學的「成就之知」（Leistungswissen，Max Scheler 用語）——真理由工具效用驗證
• 倫理上的「建構式自我」（reconstructive stance）

本章承上啟下#

本章描繪了一個關鍵的歷史姿態轉變：從「沉思宇宙秩序」轉為「建構世界秩序」。這個姿態既由神學動機（神的絕對主權、唯名論）推動，也由社會動力（文藝復興 civility、近代國家形構）推動，更與宗教改革的虔敬要求交織共生。下一章「偉大的脫嵌」將追蹤這個改造工程如何把個體從原本嵌入的宇宙與社會中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