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政治不是兒戲#

「政治不是兒戲。」（“Politics ain’t beanbag."，1895 年芝加哥幽默作家語）

理性主義者夢想由不偏不倚的專家委員會制定政策的烏托邦，但現實中沒有政治競爭就沒有民主——而政治競爭必然包括欺騙、煽動、自家「新聞發言人」的全力運作。

但這需要這麼惡毒嗎？ 1990 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圈的兩極化大幅加劇：

• 中間派比例下降（40%→36%）。
• 自由派與保守派同步上升。
• 跨黨派友誼被刻意消解：「這不再是同事的會議廳，而像幫派行為。議員走進議堂時帶著仇恨。」

2011 年夏，舉債上限的兩黨僵局導致美國信評遭降。「美國的超黨派化已成全球威脅。」

「道德凝聚也使人盲目」——要理解我們陷入的困境，必須了解人為何把自己綁進自由派、保守派、其他陣營或無陣營。

從基因到道德矩陣：三步發展模型#

「意識形態」的簡單定義：「對於社會應有秩序、以及如何達成此秩序的一組信念」。最基本的問題只有一個：保守現有秩序，還是改變它？ 1789 年法國國民議會中，主張保守者坐右邊，主張變革者坐左邊——「右派／左派」之名由此而來。

雙生子研究顛覆了「白板說」：基因解釋政治態度差異的1/3 到 1/2。被同卵雙生子分養的研究顯示——成年後同卵雙生子在政治上仍極為相似。

但「天生」不等於「不可改變」——而是「在經驗之先就已組織好」。

步驟 1：基因塑造大腦#

對 13,000 位澳洲人 DNA 的研究發現自由派與保守派在數個基因上存在差異，多與神經傳導物質功能有關：

• 麩胺酸與血清素（與大腦對威脅／恐懼的反應相關）：保守派對危險、病菌、污染、突發白噪音等反應更強。
• 多巴胺受體（與感官追求、開放性相關）：自由派對新奇、變化、新體驗有更高愉悅。

蒙田（Montaigne）名言：「唯一令我感到愉悅的，是多樣與多元。」

步驟 2：特質引導兒童走上不同路徑#

心理學家麥亞當斯（Dan McAdams）的人格三層次理論：

一項研究發現：幼兒園老師描述的「自由派預備生」——更好奇、健談、自主、強硬，較不順從、不愛整潔；保守派預備生則更相反。

同卵雙生子在同一家庭長大，仍會走上截然不同的路：威脅敏感的孩子會在嚴格學校表現良好；威脅不敏感、愛新奇的孩子可能與該校教師對抗，因而成為「叛逆者」——人生路徑因此分岔。

步驟 3：人會建構人生敘事#

人類心智是一台「故事處理器」，不是「邏輯處理器」。每個文化都用故事浸泡孩童。

人生敘事「飽含道德內容」。麥亞當斯用 MFT 分析自由派與保守派基督徒的故事，與 YourMorals.org 的問卷結論一致：

• 保守派：強調對權威的尊重、對群體的忠誠、自我的純潔。
• 自由派：強調對人的苦難與社會公平的深刻感受。

滾石樂隊吉他手基思·理查茲（Keith Richards）的故事：當校合唱團指揮在他變聲後拋棄他、又坐視他被罰留級時，他與朋友「變成了恐怖份子……我看世界的方式從此不同了……權威也是更大的霸凌者……一條慢燃的引信被點燃了。」

兩種宏大敘事#

社會學家史密斯（Christian Smith）萃取出每種陣營的「宏大敘事」骨架——「從前」、「中段（威脅）」、「結尾（解決）」，每種敘事都神聖化某個核心價值。

自由派的「進步解放敘事」#

「從前，絕大多數人受苦於不正義、不健康、壓迫的社會與制度——這些傳統社會因深植的不平等、剝削、非理性傳統主義而可恥……但對自主、平等、繁榮的崇高人類渴望奮力對抗壓迫，最終建立了現代、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福利社會。現代條件具備最大化個體自由與快樂的潛能，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拆除不平等、剝削與壓迫的權力殘餘。為這個由平等且自由地追求自我定義之幸福的個人組成的好社會奮鬥，是唯一值得獻身的使命。」

這個敘事的道德力量主要來自關懷（受害者的苦難）與自由（從壓迫中解放、追求自我幸福）。權威只被提及為惡，沒有提到忠誠或聖潔，公平則僅指政治平等。

保守派的「雷根敘事」#

「從前，美國是閃耀的燈塔。接著自由派出現，建立了一個巨大的聯邦官僚體系，銬住了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他們顛覆我們的傳統價值，事事與神與信仰為敵……他們從勤勞美國人手中虹吸金錢，給了開凱迪拉克的毒蟲與福利皇后。他們不懲罰罪犯，反而想『理解』他們；不關心受害者，反而關心罪犯的權利……不堅守家庭、忠誠與個人責任的傳統價值，反而傳教雜交、婚前性、同性戀生活方式……不向作惡的世界投射力量，反而削減軍費、不尊重穿軍服的士兵、燒美國國旗、選擇談判與多邊主義……接著美國人決定從那些想顛覆她的人手中奪回他們的國家。」

這是「防禦的英雄主義」——不像攻陷巴士底獄那樣戲劇，更像「家庭從白蟻手中奪回家園、修復梁柱」。

它調動了五個基礎：自由（免於政府限制）、公平（比例性：拿勤勞者錢給福利皇后）、忠誠（士兵與國旗）、權威（家庭與傳統的顛覆）、聖潔（神被淫亂取代）。

雙方能否互相理解？#

不對稱：左派的所有基礎右派也用，但右派的「凝聚性基礎」（忠誠、權威、聖潔）左派常主動拒絕，視為不道德。

海德特、Graham 與 Nosek 的「換位思考測驗」（2000 多名美國受試者）：填寫 MFQ 三次：

1. 以自己身份。
2. 假裝自己是「典型自由派」。
3. 假裝自己是「典型保守派」。

結果一致：

• 中間派與保守派最能準確預測對方，無論在預測自由派或保守派時。
• 自由派最不準確，特別是「非常自由派」的人——錯得最多。

最大誤差出現在自由派預測保守派如何回答關懷與公平問題時——他們以為保守派會否認「不該虐待無助動物」、「正義是社會最重要的要求」這類陳述。「如果你不看到雷根追求的是忠誠、權威、聖潔的正面價值，你幾乎只能斷定共和黨在關懷與公平上沒有正面價值。」

劇評家 Michael Feingold（《Village Voice》）：「共和黨人不相信想像力……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從災難中獲利……我個人認為他們應該被滅絕，免得再傷害人類。」海德特評：一個專業就在進入想像世界的劇評家，居然無法想像共和黨人活在不同的道德矩陣中。「道德凝聚也使人盲目。」

左派的盲點：道德資本#

海德特的第二個轉折點來自閱讀歷史學家 Jerry Muller 編的《Conservatism》文集導論：

Muller 將保守主義與正統主義（orthodoxy，希望社會順服超越的道德秩序）區分。

「使社會與政治論證保守而非正統的，是對自由派或進步派論點的批判，建立在以理性追求人類幸福之啟蒙基礎上。」（Muller）

海德特一輩子的潛意識假設「保守 = 正統 = 宗教 = 信仰 = 反科學」就此崩解——現代保守主義其實也是啟蒙的產物，由休謨與柏克（Edmund Burke）等人發展出，是「理性、實用、本質上功利主義式的對啟蒙計畫的批判」。

保守主義的核心信念，海德特承認他自身的研究都支持：

• 人本身不完美，一旦解除約束與問責就會做壞事（Glaucon、Tetlock、Ariely）。
• 我們的推理有缺陷且傾向於過度自信，靠純粹理性建構理論而不被直覺與歷史經驗約束是危險的（Hume、Baron-Cohen）。
• 制度逐漸演化為社會事實，我們敬重甚至神聖化它們；若把它們視為「為我們便利而存在的隨意安排」並剝奪其權威，制度便失效，引發失序與失範（Durkheim）。

「道德資本」（Moral Capital）#

道德資本（moral capital）：

「一個共同體所擁有的、互相連動的價值、美德、規範、實踐、身份、制度與技術——它們與演化而來的心理機制良好契合——從而抑制或調節自利、使合作成為可能——的程度。」

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社會資本」概念已點明關係之珍貴；海德特把它擴展到「所有外在於心智的支撐物」。所有想改革的組織或社會，若不考慮對道德資本的影響，就是在自找麻煩。

這就是左派的根本盲點。它解釋了：

• 為何自由派的改革如此頻繁地反噬。
• 為何共產主義革命幾乎都以專制收場。

「自由主義為自由與機會平等帶來如此多貢獻，但作為治理哲學是不夠的——它傾向過度伸展、改變太多太快、不慎削減道德資本的存量。

而保守派雖更善於保存道德資本，卻常常看不見某些受害者，無法限制某些強勢利益的掠奪，也看不見隨時代更新制度的必要。」

一陰二陽：自由派、自由意志主義者、社會保守派#

借用陰陽：彌爾（J. S. Mill）說「秩序與穩定的政黨，與進步與改革的政黨，都是健康政治生活的必要元素」；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過去 2600 年的哲學，本質上就是**「想收緊社會連結的人」與「想放鬆社會連結的人」之間的鬥爭**。

「社會凝聚是必需。每個共同體都暴露於兩種相反的危險：一邊是過度紀律與崇敬傳統造成的『僵化』；另一邊是個體主義與個人獨立過度成長使合作不可能造成的『解體』，或對外征服。」（Russell）

海德特採用涂爾幹式的功利主義框架：以社會整體福祉評估意識形態，但承認人是 Homo duplex（90% 黑猩猩，10% 蜜蜂）——人類繁榮需要健康的蜂巢。

陰：自由派的智慧#

自由派最神聖的價值（1960 年代以來）是關懷被壓迫的受害者。

觀點 1：政府應制衡企業超個體#

公司就是超個體（不是「像」超個體）。如果過去是指南，它們會越來越強大，並改變宿主國的法律與政治體系。地球上唯一還能制衡最大企業的力量是國家政府。

「外部性」——企業把成本轉嫁給未同意該交易的第三方（被污染的下游、痛苦的肉牛、被剝削的勞工）。

海德特自稱格勞孔主義者：當企業在公開視野下運作（自由媒體報導其外部性），它們多半會行為良好；但當企業擁有蓋吉斯之戒（保密＋對監管者的「俘獲」）時，可預期災難。

觀點 2：有些問題真的能靠監管解決#

汽油加鉛事件：

• 1973 年美國每年排出 20 萬噸鉛。
• 化學業數十年阻擋禁用。
• 1990 年代完成階段性禁用後，兒童血鉛水準同步下降，IQ 上升。
• 多項研究指出 1990 年代犯罪率驟降的一半，可歸因於此——童年低鉛暴露的男性，衝動控制較佳。

從涂爾幹式功利主義來看，這是政府介入解決全國健康問題的典範——一條法規同時拯救了大量生命、IQ 點數、金錢與道德資本。

陽 1：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智慧#

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是 18-19 世紀啟蒙改革者的直系後裔，他們把人民與市場從國王與神職人員的控制中解放出來。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神聖價值是「自由」（liberty）。

YourMorals.org 的 12,000 名自由意志主義者資料顯示：

• 他們在多數人格指標上更像自由派（高開放性、低噁心敏感度、低盡責性）。
• 在 MFQ 上與自由派一同對忠誠／權威／聖潔評分極低。
• 與自由派分歧最大：在關懷上分數極低（甚至低於保守派）；在「經濟自由」題目上分數極高（略高於保守派、遠高於自由派）。

反論點 1：市場是奇蹟#

David Goldhill 的父親死於醫院內感染。這啟發他思考為何美國醫療體系每年因這類事故死亡 10 萬人，簡單的衛生清單可降低 2/3 死亡率，但多數醫院不採用。為什麼？因為醫療不在正常運作的市場中。

海德特的「假設食品保險」實驗：想像超市拿掉所有價格與標籤，你刷食品保險卡、付固定費，月底再付帳——「真有多便宜！」但你每月為此付 2000 美元保費。

「沒人有動力創新降低成本或提高品質——因為消費者完全與價格隔離。隨著保費上升，無力負擔者增加，於是政府被呼籲為窮人與長者購買食品保險。從此一罐豌豆對政府就要 30 美元。」

這正是美國醫療的處境。只有運作中的市場能在最低價格下整合供給、需求與創意（如雷射視力矯正手術，因不被保險覆蓋而完全市場化，價格在過去年下降近 80%）。

「諷刺的是，自由派擁抱達爾文、拒絕『智慧設計』來解釋自然界的秩序，卻不擁抱亞當·斯密來解釋經濟界的秩序。他們有時偏好社會主義經濟的『智慧設計』——而它從功利主義角度看，往往以災難收場。」

陽 2：社會保守派的智慧#

「保守派的廣泛道德矩陣使他們能偵測到自由派看不見的『道德資本威脅』。他們並非反對所有改變（如網際網路），但當他們相信改變會傷害提供我們道德外骨骼的制度與傳統（如家庭），他們會奮力反擊。」

保守派 6 個基礎都用，且 3 個凝聚性基礎相對較高。其神聖價值是保存提供道德外骨骼的制度與傳統。

反論點 2：你不能靠摧毀蜂巢來幫助蜜蜂#

自由派討厭排他。一位哲學教授嘲諷國家是「地圖上隨意的線」；一位研究生反對宗教因為「天主教會不接受不信其教義者」。海德特反問：UVA 研究所拒絕大多數申請者，比教會更排他。約翰·藍儂的〈Imagine〉是自由派的天堂景象——「想像一下沒有國家、沒有宗教，世界合而為一」——而保守派相信這幅圖像會迅速墮落為地獄。

柏克 1790 年：「依附於自己所屬的小單位，愛我們在社會中所屬的小排——是公共情感的第一原則。它是引向我們對國家與人類之愛的第一環。」

亞當·斯密：「設計人類情感系統的智慧……似乎判斷人類大社會的利益最能透過引導每個人主要關注他能力與理解所及的那一小部分而被推進。」

普特南關於多元的研究：

• 高度移民與族群多元的社區降低社會資本——不是觸發「內群／外群」對立，而是**「失範或社會孤立」**：「人們像烏龜一樣縮回殼裡。」
• 普特南把這稱為「turtling」——與海德特所稱的「hiving」恰恰相反。

自由派對受害者的熱忱搭配低凝聚性基礎，常推動削弱群體、傳統、制度與道德資本的改變：

• 1960 年代福利方案降低婚姻價值、增加非婚生育、削弱非裔美國家庭。
• 1970 年代學生告教師的權利侵蝕學校權威與道德資本。
• 1980 年代多元文化教育強調差異多於共同身份，反而讓更多人變得種族主義。

「彷彿自由派試圖幫助一部分蜜蜂（這些蜜蜂確實需要幫助）——卻在過程中傷害蜂巢。」

邁向更文明的政治#

「摩尼教式」（Manichaean）思維（光明 vs. 黑暗的絕對對立）讓妥協變成罪惡——美國政治階層自 1990 年代以來日益摩尼教化。

結構性原因#

• 1964 年民權法案後的政黨重組：南方保守州離開民主黨；1990 年代南方變成共和黨穩固票倉。從此兩黨內不再有跨意識形態重疊——現在最自由派的共和黨員，也比最保守派的民主黨員更保守。

細節觸發#

• 1995 年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鼓勵新進共和黨議員把家人留在家鄉，不要搬到華府——跨黨派的週末社交、配偶友誼、孩子同隊運動都隨之消失。
• 議員週一飛來、週四飛回，三天「窩在自家陣營與對手作戰」。

海德特的處方#

「文明承諾」（Civility pledges）這類自我宣示不會起作用——騎象人簽再多承諾，對大象都沒有約束力。

真正的解方是間接改變：能調整大象的結構性變革——例如改變初選制度、選區劃分、競選募款方式。

「直覺先行——任何能培養更多正面社會連結的事，都會改變直覺，進而改變下游的推理與行為。」

個人層面：跟著神聖去走#

若想理解另一個群體，跟著他們的神聖性去走。

第一步：思考六大基礎，看看在某個爭議中哪一兩個負擔了最重的份量。

第二步：「若你真想敞開你的心智，先敞開你的心。」只要你能與「對方」陣營的某成員有過一次友善互動，你會發現傾聽他們的話容易得多——你可能不同意，但你會從摩尼教式的對立轉向更尊重、更具建設性的陰陽式分歧。

「我們以為對方對真理、理性、科學、常識視而不見——但事實上，每個人在談論自己的神聖之物時，都會盲目。」

本章結論#

人們並非隨機選擇意識形態。

• 從愛新奇、低威脅敏感的基因傾向 → 走上自由派的特徵性適應與人生敘事。
• 從相反設定的基因傾向 → 走上保守派的特徵性適應與人生敘事。
• 一旦加入政治隊伍，便陷入該道德矩陣，看見處處印證自家敘事。

自由派與保守派如陰陽——都是「健康政治生活的必要元素」。

• 自由派是關懷專家：看見受害者，推動制度更新。他們最重要的兩個貢獻是：
  • 政府能、且應制衡企業超個體。
  • 有些大問題真的能靠監管解決（如禁鉛）。
• 自由意志主義者（神聖化自由）：市場是奇蹟——當外部性被處理時，市場帶來無與倫比的效率與創新。
• 社會保守派（神聖化制度與傳統）：你不能靠摧毀蜂巢來幫助蜜蜂——道德資本是脆弱的、需被保存的公共財。

美國日益摩尼教化的政治不是靠簽「文明承諾」就能解決的。只有透過改變選舉制度、政治人物互動環境的結構性改革，政治才會變得更文明。

「道德凝聚也使人盲目。它把我們綁進意識形態的隊伍，讓我們以為世界的命運繫於自家陣營每場戰役的勝負。它讓我們看不見一個事實——對方陣營也是由有重要話要說的好人組成。」